转贴者按：敬请芝加哥《侨报周末》的领导读读这几篇文章。这是对贵报公开发的第一炮。放炮是有言在先的，是源于去年贵报发文攻击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你们说今后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就放了你们一马。然而，贵报2013年开年第一期就拿共和国遭遇到的艰难年度无耻地诬蔑人民共和国国父，对此恶行不反击就好像芝加哥华裔道德舆论阵地是允许胡说八道没人管的淤泥烂地的社区。贵报如有自知之明的话，就请发这几篇文赔礼，否则继续放炮。
"倡议：统计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口，让诬蔑毛主席的无耻之言破灭"
作者: 潇湘(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冯小刚的1942描写的大饥荒，有右派说，毛泽东时代的饥荒，还不让人们 出来要饭，真是张嘴就是谎言。记得小时候，过了春耕季节，就有河南的人来湖南要饭，每次我都会给米。我只是孩子，当时只能给家中的米。
三年自然灾害，上到毛主席，下到普通干部群众，大家一起团结抗灾，没有朱门酒肉臭，没有路上冻死骨，把灾害降到最低，度过新中国建立不久就面临的艰难日子。
三千万，是什么概念——-八年抗战中非正常死亡的人，那是中国人血流遍地，被屠城、被屠村，战死等血淋淋事实摆在那。
假若三年饿死三千万，那么按当时人口6亿，平均20中就要死一人，那么随便挑选一家，就会有人饿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68年到76年，共有一千万多人，那一家不能找到一个知青？假若饿死如此之多，那么比知青还多，每个家族都会有人死亡，比知青还多。
我母亲这边，她有四姊妹。外婆死在41或42年，只有三十多岁。外公55年得败血症过世，属于较早过世，只有五十多岁。说自然灾害期间，农村死亡的人多，那么，生活在农村的舅舅，养育6个子女—–老大55年生，老二59年生，老三62年生，后面又生育三个。舅舅舅妈正常过世(七八十了)，孩子都健在。
父亲这边都在城里，除祖父死在抗战期间，父亲老大，所以我们家与老二的姑姑家都有五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家55年、57年、59年，姑姑家57、60年出生，他们都健在。
从我们的家族看，抗战期间，非正常死亡(三十多岁的壮年)三千万还是可信的。
祖母活到九十多岁。按右派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是饿死老的，还是饿死小的？右派如此仇恨，把家族中饿死的人列出来，不就更能说服人嘛。当然要将死亡人具体地点说清楚，这样，总有网友能查清楚，时间过去并不久，不要说些含糊的数字。
右派三千万是根据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没有增长得出来的。按此法，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口下降厉害，出生率极降，饿死的人会有人口的一半。
只要动动脑子，谎言就破灭了。
“农村生活十八年”告诉你真实的毛泽东时代(原创首发)
来源： 人民网强国社区 作者: 三横一纵 发表于2012-12-31 21:58:50
写这个帖子，是因为读了一篇《毛时代经济真相揭秘：三十年经济负增长》。文中搜集了一些片面的数据，再按照自己定的公式，用计算器摁出30年经济总合负增长2571.4亿元。果真如此，中国人就得靠借钱吃饭，可奇怪的是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难道那30年国人真靠西北风活着。
其中关于农村，文章引用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这组数据，证明什么?想说“解放后30年，农民生活不如解放前”。果真如此，解放还有什么意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作这样结论的人有谁在农村生活过，但鄙人却在那时的农村生活过18年，感受和他们的结论完全不同。鄙人出生于1951年，家庭背景，世代农民，1969年离开农村，但父母、姐妹依然在那里生活，年年我还要回到那里，可以说60年来，始终没有脱离农村，对那里的情况一清二楚。
我的结论：如果有人说改革开放后30年不如前30年，那是昧着良心;如果说改革前30年不如解放前，恐怕就是别有用心了。以我十八年农村生活经历感受，深感现在对那时的农村妖魔化且概念化了，存在很多误区。
误区一：农民收入只有1角多。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说“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首先说，统计未必准确，至少和我家乡的收入差距相当大，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们生产集体分配到的收入日人均2角，到1970年，一个工值1元(工值是以10个工分分得的粮食换算而来，一个成年男劳动力出一天工计10个工分)。1971年，我家靠自家的收入盖了3间新房。其次，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并不是全部收入，至少还有另外三项收入：其一是自留地收入。生产队土地分两种，集体大田和自留地，我们那里是“三七”配置，即三成为自留地，七成为集体大田，自留地收入并不计入集体分配。自留地的收入至少占总收入的五成，因为谁都知道，自留地种得要比大田好。其二是手工副业收入。譬如编制，荆编、柳编、苇编，农村用的筐子、篮子、车巴、粮囤、席子、笸箩、簸箕，大都是农民家庭手工制作，有木工手艺的，从事木工副业，收入更可观。这些都不计入集体分配。其三是养家畜家禽收入，如猪、羊、鸡、鸭等。当时农民有句自我调侃，叫做“鸡屁股里开银行”。自留地收入、手工副业收、养家畜家禽收入，这三项收入远超集体分配收入，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把它隐匿了?
误区二：割资本主义尾巴。
即指不允许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自由市场。谁提出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不知道，谁去割了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们那里从1961年直到现在都始终保留自留地，因为从1961年到1969年，我年年在自留地里干活，我干过活的土地，40年后的现在我都能辨认出来，从来也没收过。联产承包后，依然有自留地，承包的是集体大田。改革30年后，有的农户没有了自留地，但不是收回去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承包地不准盖房子，自留地却可以，许多农民在自留地里盖房了，变成了宅基地。家庭副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集体副业不但不禁而且提倡。1967年，学校不上课，我在生产队两个副业摊干过，一个是粉房，就是制作粉丝，在那里我学会了从制作淀粉到制成粉丝的全套工艺。一个是荆编，在那里，我学会所有荆编工艺。至于自由市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文革中，我去方顺桥集市卖筐子，两派武斗打起来，吓得我不知道往那儿躲。“割资本主义尾巴”，也许有人提过，但至少我们那个地方始终“长”着，我所知道的地方也始终“长”着。
误区三：都是大锅饭。
一说到人民公社，必然和“大锅饭”联系在一起，这是个严重的误区。“大锅饭”是城市人吃的，不是农民吃的。除了58年吃食堂外，农民的“饭锅”始终有两个：大锅、小锅。首先三成的自留地就不是“大锅饭”、家庭副业也不是“大锅饭”、养家畜家禽就更不是“大锅饭”了。那时农民的生活也是有差异的，除了劳动力多少从集体分得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留地种得怎么样、家庭副业怎么样、家畜家禽养得怎么样。其次即使集体大田的活，也不都是“大锅饭”。那时出工有两种：日工、包工。日工，就是以时间计算工分，这是大锅饭。包工是以工作量计算工分。我所经历的包工活有“收麦子”、“打土坯”、“出装窑”、“割草”、“拾粪”。这话给农民兄弟说他们都懂，给没干过农家活的人说，他就不知所云了。收麦子一般用包工的方法，为什么?麦熟的季节，怕变天，怕错时，譬如麦子熟了，一场暴雨足可以毁了收成;再譬如麦子熟透了不收遇到暴晒，一碰就掉穗头。所以收麦子得“抢”，这时候就用包工的办法，譬如收一亩给多少公分，以亩计算。我曾经一早上收一亩麦子，挣40个工分。“打土坯”和土坯往烧砖的窑往里装、往外出，都靠人背，背多少，数块数，按块数算工分。还有生产队的牲口要吃青草，队里要积肥，如果你去割草、拾粪交给生产队，论斤数算工分。这么多的包工活，怎么能说都是“大锅饭“呢?
误区四：改革前30年都吃不饱饭。
改革前30年，不都是一样的。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一是入社前，即从土改到1957年入初级社、1958年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个时间段，我不大记事，不敢胡说。二是1958年入社后到1961年，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三是1961年分田到户。四是1962年后至1978年的集体田和自留地“双轨制”时期。改革前30年，土地私有7年左右的时间;大跃进及困难时期4年;分田到户1年多的时间;集体田和自留地“双轨制”长达17年。所以30时年的情况并不是铁板一块没有区别的。撇开1957年前土地私有不说，此后的20余年并不是天天挨饿。即使是大跃进及困难时期，也不是天天挨饿。1958年是吃的饱的，1959年也还能吃个八九分饱，1960年是糠菜半年粮，好的孬的，好歹还能把肚子鼓起来，最困难的是1961年，这一年1——10月，尚能吃半饱，最最困难的是冬仨月，这仨月我们家是靠一窖白菜和一窖萝卜和一点地瓜活过来的，早上一碗白菜萝卜、中午一碗萝卜白菜，晚上一碗白菜萝卜。我是11月生人，那一年正好10岁，生日那天真的没力气下炕，坐在炕上都吃力，母亲用被子把我围起来坐着，一边用一个枕头支撑。那天晚上，下村的工作组长大老王，在炕头和我父亲说了半夜的话，第二天送来经济粮5斤玉米面，我喝了几天的玉米粥才缓过来。我们家是困难户，姊妹多，吃饭的多干活的少。春节前后，政府就陆续发救济粮了，过了春节，救济粮就多了一些，因为要春耕了。其实最困难的1961年，真正难熬的也就个把月的时间。1962年后，虽然吃的不好，但日子逐步的改善了，好歹能把肚子填满。改革前30年日子好过恰恰是从1966年开始，文革中干部们没人来管农民，种什么庄稼比较自由。1969年后我们这个生产队就更好了，因为我们那个生产队两项副业做粉丝、搞荆编很红火，收入不错，社员们除了粮食分配，还有现金分红。最困难的1961年冬仨月，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样，这跟上报产量有关，上报多的向上面交的多，上报少的上交的也少。我们那个村，村干部想露脸，往高报。我姑家离我家十几里地，人家不多报，那里就有吃的。那时，我姑会带一些东西来给我爷爷，我也沾光。就我在那时的经历，有段时间的确很困难，但大多时间还是吃得饱的，虽然吃的不好，也并不是天天挨饿。
尽管有人恨毛泽东、骂毛泽东，但我不恨也不骂，虽然我挨过饿。越是年龄增长越不恨，越不骂。什么原因?从我个人说，世代农民之后，祖祖辈辈没有识字的，我却读到了初中。再往早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父辈、祖辈、曾祖辈以来，我是第一个识字的。能读到初中，在那时已经很不简单了(我考初中录取率是7:1)，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如果不是新中国，我也和父辈、祖辈一样，贫穷之家，不可能供的起学生。在新中国，我小学六年，学费一个学期5毛钱。中学是一个学期两块五毛，但是中学时我一个月从学校领2块钱的助学金，一年24块，除去5块学费，还剩19块，买学习用品还花不完，甚至还能赞助家里一点油盐酱醋。可以这么说，没有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我这个世代贫苦农民之后不可能有今天。从国家来说，工农间的剪刀差，源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象搞原子弹、导弹这样的尖端工业，不得不从农民那里获得资金积累，农民是苦了，包括我的祖辈、父辈和我这个农民之后，我们的甘苦为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做了贡献，苦没有白吃。试想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能有今天发展?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农民很少有人恨毛泽东、骂毛泽东，倒是那些从工农剪刀差中享受着利益的，好像一肚子委屈，对毛泽东恨得不得了。
咱骨子里是农民，农民有很多缺点，但农民说实话，凭良心说话。凭什么恨毛泽东、骂毛泽东?我18年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生活，我找不出理由。那些写书、写文章，把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说得一无是处的，是否真的在那里生活过、体验过?是否也曾经基本靠白菜萝卜度过三个月?是否也向我一样饿得下不了炕?如果没有，吃过苦头的农民不恨、不骂，你们又凭什么恨和骂呢?
第一次写这么长的帖子，因为我对那时的农村、农民太熟悉，我就是其中之一，看到那些根据腻想写的书和文章及其误导，有话想说，譬如“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这完全是扯淡的话，那时顶多是少分，从没有倒欠，因为那时的分配就是单向核算。我父亲当过6年的生产队长，队里商量事就在我家的炕头上，从来就没有倒欠这一说。只有一种人向生产队交钱，就是农村户口在外做工的人，但那是交的口粮钱，按他交的钱分得相应的粮食。看到这些根本就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的胡话，深感不公道。
一个隐藏30多年经济崩溃的惊天真相
一个隐藏了三十多年经济崩溃的惊天真相
时间/2013-1-4 6:29:14 点击/337 作者/戎士林 录入/戎士林 来源/转载
主流媒体和专家说文革十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开始我们真信了。但是今天发现这些人说话不靠谱，于是查了一下相关的统计数据，怎么也不明白什么叫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文革十年社会工农业产值和国民收入是增长的，请看数据：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文革十年社会产品是增长的，请看数据：
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文革十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是增长的，请看数据
1966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1966年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农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职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5页)
文革十年国防，计算机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请看事实
氢弹、驱逐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1973年我国造出第一台台式电脑，硬件完全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差三年左右。1974年，清华大学等单位联合设计、研制成功采用集成电路的DJS-130小型计算机，运算速度达每秒100万次。美国的PDP-11系列机以及后来的VAX-11先进。他们才几十万次。
文革十年国家工业化是发展的，请看数据
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难道这些都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是理解不了。后来看看今天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现状，真相越来越清楚，终于明白了他们所谓的“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含义，果真，文革十年中国有十大产业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下面一一道来：
1，教育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时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上大学不要钱，还发钱。上海中、小学学费书籍费每学期约6—10元，大学免费且有助学金，托儿所早送晚接的托费4岁以下每月2元，4岁以上每月仅1元。既然有这么多人迫切要读书，有这个需求，那时工厂，公社，街道都可以办学，多种形式，开门办学。今天好了，有经济头脑的人，把这种需求发展成了产业，为什么不挣钱呢?利用公办学校名义一边享受国家拨款，一边对学生收费。更加“高明”的是，今天以校舍不好，资金不够，种种名义不允许民间力量办学，强行将农民和农民工的学生赶进少数几所中心学校，以提高办学质量为名，掠夺教育资源，向农民工敛财，以提高中心学校效益。
今天的教育是盈利为方针的，为了提高效益，好的学校竟然有上万的天价择校费，教的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是脱离劳动的，读死书，分数至上，天天做课外习题，又发展了教科书产业，多兴旺啊。但培养的出来的却是不知生产劳动为何物的天真知识分子。
那时候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今天花钱上学，学校学的基本用不上，为延缓就业压力，本科读完，研究生扩招，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读完，博士扩招，继续读博士，博士读完，博士后扩招，继续读博后。变相延长学制。研究生教育可以提高收益了，市场做大了，多繁荣啊。
可按照那时教育方针路线办?教育主管部门怎么能赚得了钱啊，校长们和出版社怎么能争得了钱呀?教育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2，医疗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时在农村赤脚医生到处是，上门给农民看病，小病不出村。任何大病农民五分钱挂号就能看，还能去大城市用好的医疗设备看。在城市，企业里工人都是享受免费医疗的，连工人的小孩子还能享受半价的医疗。医院真正的是救死扶伤，用最有效，最低廉的药品千方百计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可是这样，那医疗行业怎么挣得钱?药品和医疗设备买卖以及回扣，医生的红包等等钱从哪里来?所以医疗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像现在小孩子八角钱能看好的病是可以花十几万元还看不好的，医疗产业利润多高，多么兴旺。
3，法律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审判是要有工农群众参加的，判决不是法官一人说了算，根本没有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既然这样法官怎样以权谋私收红包呢?那时也没有律师，没了律师有钱人找谁去找法律漏洞，给自己减轻法律制裁呢?所以法律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像法官吃了原告还能吃被告，利润多高，法律产业经济多兴旺。
4，房地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企业，公社都会给职工建住房，职工可以集资建房，根本不需要房地产商人。所以房地产商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要建房，住房还只有房地产商人能建能卖!要有地方住是硬性需求啊，这么好的市场商机，最好全中国人都一辈子，几辈子都买不起房，再加上到处乱拆乱迁，这样房地产业经济就永远不会像文革那样崩溃了。今天房地产多挣钱，效益多好，大大的兴旺，越兴旺，老百姓越住不起。
5，卖国家，集体企业的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时候国营集体企业工人的待遇，地位比厂长书记还高，工人阶级领导企业是1975年写入宪法的，今天先搞成厂长负责制，把工人赶出了管理岗位，又搞股份制，那么优质的企业，那么值钱，不搞股份制，怎么能卖掉怎么能挣钱呢?最好卖给外国人，他们给的手续费多。可是那时没人敢卖，没人能卖?所以文革时卖国家，集体企业的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6，腐败，黑社会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红卫兵带上红袖章就随时可以请官员出来回答百姓问题，工农群众贴个大字报，官员就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回答没让群众满意，就可以把官员干部赶下台，官员多拿一点茶叶，说不定都会被揪出来，哪敢以公谋私，吃拿卡要?1975年宪法把这些权利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写进去了，又把“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纳入重要条款，以督促干部不脱离群众。正是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形式和法律的保障，群众以组织的形式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以这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官员的黑暗面。所以腐败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今天小小的科长都能贪污上千万，贪污上亿的都不奇怪，没有了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揭发，个人的举报贪腐艰难重重，腐败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没了腐败官员的保护伞，黑社会怎生存?加上那时人民都组织在人民公社，工厂里了，到处有民兵，手里拿得都是真枪真子弹，甚至还有机关枪加小跑，搞黑社去去逼良为娼?去抢老百姓，去杀人放火?纯粹是找死!1966——1976年，全上海总计收押犯人为18616名，其中1966年最少，仅435人;1976年最多，为2485名;“文革”十年(统计数字跨11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1692人!再看“文革”后十年(1977——1987年，统计数字同样跨11年)，全上海收押犯人为62212名;其中1979年最少，为2194名;1984年最多，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5656人!(以上数据采自《上海监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结论是：“文革”后十年的罪犯，要比“文革”十年猛増到334%!就是说，犯罪率是“文革”时期的三倍多!所以文革黑社会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官员无法无天，黑社会杀人放火，甚至能控制一方的经济和政治，乃至警察和武警。腐败，黑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成果真的不错。
7，色情以及包二奶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卖淫现象绝迹，没有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供有钱人找美女享乐，公职人员被扣上了生活作风问题将无法抬头，怎样发展色情以及包二奶产业经济呢?今天的色情经济兴旺发达，包二奶的行为已经被新婚姻法保护，下一步估计都要讨论是不是建红灯区合法化和允许一夫多妻吧。
8，投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时投机倒把是很严重的罪行，要判刑，投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像今天，没有投机倒把罪了?炒房产，炒大蒜，绿豆，生姜，放高利贷，投机经济兴旺发达
9，卖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宪法条文写明了里有严惩一切卖国贼，那时不允许贱卖稀土战略资源，不允许关系国计民生的自来水，农产品，金融，等等产业是不允许外资插手，剥削本国人民。领土问题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文革时期卖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宪法被人改得没有严惩一切卖国贼这一条了，今天二十八个开放产业当中二十一个被外资控制，“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中国付出了产业、市场控制权的巨大代价;物价飞涨就是这种开放得恶果。茅于轼，张维迎等等学者只要人家给钱花，在学术上绞尽脑汁，用尽智慧公开卖国，还能风风光光，捧为座上宾，可见卖国的经济行业何等蓬勃发展!
10，剥削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大家都有铁饭碗，企业不可以随意解雇工人，工人的身体，休养权利有很好的保障，工人的工资待遇，地位比厂长还高。大家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剥削一说。工人的罢工自由也写进了宪法，把剥削经济逼到了崩溃边缘。今天，农民工人找份工作都难，大学生为得到一份工作不得不白白干活，女工怀孕就意味丧失工作，工伤算自己倒霉，企业里老板专制，谁敢不同意见，谁就滚蛋。企业的利润老板拿大头，工人拿一点点，甚至工人工资被克扣剥削，或者干脆拿不到工资。今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剥削经济兴旺发达。
经过对比，大家都可以看见，文革时候的经济，政治上为工农群众考虑的是多么周到，目的是就是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也是劳动人民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高的时候，是以人民为本的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但是就有人仇视这样的经济，就要歪曲，以偏概全，攻击文革有过武斗毛病(这个毛病后面文革中迅速纠正了)这一点而不及其余。文革不对这样的带着浓厚剥削思想残余的人批判教育甚至镇压行么?好吧，今天他们翻身了，他们就想搞今天的资本经济，他们还想蒙蔽群众。所谓的文革经济崩溃其实是资本剥削经济崩溃，这对于剥削者是灾难，对广大劳动人民是福音。
那些主流媒体，专家和右派精英，他们要的经济繁荣就是掠夺广大工薪阶层，农民，个体经营者等等老百姓的劳动和财富，剥夺老百姓政治和经济权力，甚至剥夺老百姓就业权、教育权、住房权、医保权、养老权最基本生活的权利，以实现他们少数人的繁荣富裕目的!今天他们的阴谋已经完全暴露了!这就是真相!劳动者们，觉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