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刻画英雄谱 苍龙走笔雄强魂

胡一川1950年组建中央美术学院时任党总支书记与徐悲鸿（右）合影

核心提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一批青年拿起刻刀为国家命运和革命真理振臂疾呼，其中，胡一川的刻刀尤其锐利。一幅版画《到前线去》发出的呐喊震荡了千万爱国人士的心。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广州美术学院首任院长，胡一川对于华南美术教育影响深远。他安居于广州美院，投身于表现主义油画的创作实践中。

从民间艺术和战斗实践中汲取的经验让中国的黑白木刻蜕变为活泼靓丽的套色木刻，胡一川的木刻成为中国木刻版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胡一川与徐悲鸿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又在数年之间先后南下创建中南美专和广州美术学院，培养了几代优秀的艺术人才，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功勋卓著的教育家。

作为率真浪漫的艺术家，他的前半生用艺术追随革命，以木刻的形式表现时代；后半生则在油画创作上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少见的“双画大师”。胡一川在晚年迎来了火山喷发般的油画高产期，他独特的造型、线条、色彩和情趣备受名家称赞，让中国现代油画具备了另一番面貌。骨子里的艺术追求让他始终保持着融化现实、超越现实的艺术表现力，成就了一颗温柔敦厚与铮铮傲骨融为一体的雄壮灵魂。

结缘木刻

木刻导师辟前路

革命少年志求真

1910年，胡一川出生于福建西部农村一个贫穷的华侨家庭，原名胡以撰。儿时家境贫寒，9岁那年，母亲因鼠疫病逝，胡一川承担起了照顾三个弟弟的担子。12岁时，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其身在南洋的父亲让水客把他和弟弟带到了爪哇；15岁小学毕业后，他只身返回国内。

童年时代的胡一川有着坚强的个性。他喜欢在野外的河里游泳，喜欢夜晚躺卧在厨房的柴堆里听祖母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还喜欢在大自然中观察蝴蝶富于变化的颜色，看风筝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或者纵情唱歌。这种勇敢精神和富有自然气息的浪漫情怀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印尼，一位从上海美专油画专业毕业的小学教员陈文美发现了胡一川的绘画天赋，便开始给他上了启蒙的一节课。

1925年，胡一川独自回国，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学习，不久升入集美师范部，师从张书旗学习泼墨国画。期间，国内发生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此时恰逢鲁迅先生到厦门，鲁迅先生激动人心的演讲激起了胡一川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做一个爱国、爱艺术的人的毕生信念。

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开始接受专业系统的美术教育。当时的校长林风眠受法国画派的影响提倡“色彩的解放”。在这里，他师从潘天寿先生学习国画，师从吴大羽学习水彩，还跟随法国画家克罗多学习素描和油画，奠定了良好的美术功底。该年冬天，胡一川积极加入了我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一八艺社”。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很早就开始从欧洲引进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等西方艺术思想，他对以波兰画家珂勒惠支为代表的木刻艺术的推介尤为用力。当时的一八艺社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青年，如李可染、季丹春、胡一川、刘梦莹、王肇民等。

鲁迅为展览撰写《一八艺社小引》。“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这一评价不仅确立了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标志，也给了“一八艺社”的青年艺术家们很大的鼓舞。鲁迅先生参观展览后非常感动，特别提到了“胡以撰君的几幅木刻作品”的难得。胡一川从鲁迅的激励中，树立了投身革命艺术的坚定信念。在此期间，胡一川以比较成熟的刀法和独特的风格创作了《征轮》、《饥民》、《流离》、《恐惧》等黑白木刻作品，大胆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生活的艰辛。

1932年，胡一川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以此经历刻成的套色木刻《闸北风景》，成为中国现代版画中最早的套色木刻作品。此后，他又锲而不舍地创作了《失业工人》、《到前线去》、《怒吼吧！中国》等木刻作品。《到前线去》则成为新兴木刻运动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1933年，胡一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投身工人运动，参加工联，参与编辑《工人画报》。他参展“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的几幅作品被鲁迅购藏。同年7月，因从事地下交通和文件保管工作，胡一川被捕。

在上海的监狱里，胡一川与邓中夏同居一室，受到其深刻感染。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十分紧张，由于国民党杀害了许多革命志士，外界都以为胡一川也已经牺牲。在这种情势里，胡一川同狱友一起参加了绝食斗争，使得他和邓中夏被钉了四十天脚镣。但他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在狱中经常唱歌、读书，画画没有纸笔，就用手插在裤兜里在大腿上画，还请难友们当模特作画，在狱中还创作了木刻连环画《大兴纱厂》。

投身延安

轻骑奔突浴战火

文艺阵线创新刻

1937年，胡一川扮成商人，经杭州、上海、西安等地，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儿童剧团”和“抗战剧团”工作。胡一川就接连创作了《组织起来》、《卢沟桥战斗》、《消灭汉奸托匪》、《交公粮》等一批作品，成为延安新木刻第一人。

1938年5月，周扬把他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教员，并嘱托由他主持成立一个“木刻研究班”，将来到延安的众多木刻工作者团结起来。胡一川迅速组织人员在延安鼓楼下办了五期木刻壁报，沃渣、陈铁耕、江丰、马达、焦心河、罗工柳、华山、彦涵等都是当时的成员。

在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时候，研究班出了一本木刻集，分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胡一川在后记中第一次提出了“组织木刻轻骑队，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木刻抗日宣传”的主张。

这一年冬天，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胡一川组织了“鲁艺木刻工作团”（简称“鲁团”）并任团长，深入敌后开展斗争，渡黄河、越吕梁，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作战地宣传，他们的木刻作品和展览鼓舞了军队的斗志。他们继而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办了副刊《敌后方木刻》，作为宣传阵地。这段时间，他们跟随八路军前沿部队一起出生入死，见证了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正是这段广泛参与体验战斗的经历，让他们与武装部队一道，成为敌后抗日斗争的另一支“木刻战斗部队”。

胡一川主张，艺术创作不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应该结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他们采用了民间印染法，用染布颜料和有光纸夜以继日地赶印一万多张套色木刻年画。两个钟头之内，被集市上的群众蜂拥抢购，顷刻卖光。

此时的胡一川基本从过去的油印黑白木刻转向了水印套色木刻，艺术表达和色彩应用具备了更高的审美风格。他们进而建立了一座木刻工厂，用手工操作扩大木刻宣传品的印刷。这时期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作品。此外，胡一川不忘木刻教学，在许多地区开展“木刻训练班”，这种应时之需、配合战斗的训练班吸收了一大批新学员，形成了敌后抗日艺术斗争的燎原星火。即便是受伤住院期间，胡一川还专门为木刻教学编写了一本《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简史》。

这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根据地艺术创新的新路，即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斗争实际中开展创作。它蕴含着“文艺与生活的结合”、“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深刻内涵，具有开辟性意义。胡一川的艺术思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文艺方针相契合。座谈会后，胡一川更加受到鼓舞，连续创作了《不让敌人通过》、《胜利归来》、《牛犋变工队》、《攻城》等一批优秀的套色木刻。

1945年8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胡一川奉命转至张家口的华北联大。由于胡一川的艺术主张过于独特，在华北联大受到了“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坚信自己在套色木刻上将现实内容和表现主义形式结合的创造路线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他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现在你们不懂我的画，再过几十年你们就会认识到我的作品的价值。”

张家口解放后，一个偶然的机遇，胡一川发现了一套日本人留下来的油画工具和材料，立刻买了下来，他早年对色彩和油画的热情得到激发，从此开始创作油画。

情系美育

美院育英连三校

广美高松抚幼松

北京解放后不久，胡一川奉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批华北联大第三部美术系的老师和40名美干班的学生，和徐悲鸿领导的北平艺专合并，于1950年2月建立了新的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胡一川任党组书记。

教学方面，胡一川尊重徐悲鸿原有的现实主义风格和重视美术基础训练的教学体系，同时把它与延安鲁艺的经验结合起来，主张师生要“重视实际，重视生活、接近群众、改造思想”。在政治、文艺理论和美术史课程之外，胡一川订下了每年下乡下厂搞创作采风的制度，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土改运动，组织学生参加开国大典宣传、抗美援朝展览等。后来，国立美术学院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在如此繁忙的工作期间，他还极力抽出时间，创作了油画《开镣》、《开滦矿工》等油画作品。

当胡一川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胡一川会画油画。直到有一天，徐悲鸿偶然发现了胡一川的《开镣》，大为兴奋地说：“原来你的油画画得这么好！”还没等胡一川画完，徐悲鸿就让人把《开镣》拿到苏联去展览，并聘请胡一川为教授。胡一川1950年创作的大型油画《开镣》的鲜明艺术特征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扬，是第一幅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荣获斯大林奖章的作品。

1953年，全国高等艺术院系调整，中央文化部委派胡一川南下创办中南美专。1958年，由于中南局迁至南大门——广州，中南区政治重心南移，“中南美专”也随之迁到了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由胡一川担任院长。

胡一川干劲十足，不断完善教学体系。他就与美院的领导班子一起制定了一个“八一三制”方案：每年在校上课8个月，打好基本功；3个月下乡劳动，搞采风创作；一个月休息，养精蓄锐“干革命”。这一科学的“八一三制”成为上世纪50年代广州美院独特的教学制度。

胡一川重视从延安流传下来的“体验生活、接近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每次在学校师生下乡劳动之前，他都要做一番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胡一川的学生潘行健回忆道：“让学生融入到人民群众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斗争，这是胡老一贯的思想。他每次下乡的动员报告，我们都很爱听，他在艺术中纯粹地对待生活，对待人民，感染了许多学生。”潘行健认为，正是胡一川的思想，确立了广州美院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出发、与时代内容同呼吸、贴近生活等一系列“接地气”的办学特色，也影响了一大批日后成名的艺术家在创作中守住生活之源。

回归艺术

激情油彩更勃发

天真性情弥天然

回顾胡一川的艺术人生，他前半生投身革命艺术，热切表现生活、表现时代；后半生则投身于油画创作，将对表现主义的热爱与自身凝练、刚健的艺术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极具个性色彩的油画艺术。

“做人要老实，作画要调皮。”这是胡一川的名言。为了艺术他敢于冒险。他的后半生在广州美院度过，油画创作成了他数十年默默坚守的事业，他由此开启了个人艺术生涯的又一次冒险征程。

胡一川心系创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欧洲艺术大师作品的机会，尤其执着于表现主义油画。1957年和1960年，胡一川先后以中国文化艺术使者的身份出访苏联和波兰等国，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华沙等城市的博物馆和画廊，他孜孜不倦地从这些国外油画中吸取精华，借以提高自己的技法和表现力。

每当有俄罗斯或欧洲国家的油画来华展览，胡一川总是带着自己的学生前去学习。上世纪60年代，列宾美术学院送来一批油画到广州展览，胡一川非常激动，立刻组织了一批学生，自己带头，将这批油画全部临摹了一遍。像高更、莫奈、蒙克等画家的画页他一直保存到临终前，还不断拿出来欣赏。

1983年，胡一川从院长职务上退休，担任顾问。在广州美院里，晚年的胡一川终于能全身心投入到魂牵梦绕的油画创作了。改革开放以后，胡一川感受到现代化建设的勃勃生机和高昂热情，他的油画便也开始转向以现场写生为主的风景创作了。上世纪80年代，胡一川的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几十个城市和地区，创作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油画。比如反映能源矿区建设的《南海油田》、《红工煤矿》、《刘家峡水电站》、《闽西探宝》等；反映侨乡风光的有《炮楼》、《广海街景》、《开平码头》等；反映历史遗迹的《嘉峪关》、《山海关》、《塞外驼铃》、《敦煌》等。此外，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深情缅怀，他还在绍兴画了一批精彩的油画。

他的艺术似乎总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富有现代感”。1984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在北京举行，胡一川一连参观了几天。他对每一幅画都要观赏很久，一会儿在远处看效果，一会儿在近处研究笔法，丝毫不知疲倦。

陪同胡一川一起出外写生的油画家涂志伟见证了许多胡一川现场写生的情景，至今看来让人感受到胡一川那份天真浪漫、痴迷油画的情态。比如在画《石佛寺》的前夕，胡一川没睡一会儿就以为天要亮了，连续四次叫醒涂志伟要出发去画画。在苏州画《冶春园》时，他非常想把阴天里那一派流水和植物的翠绿调子画出来，就开始打底稿，在灵感和激情驱使之下，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幅油画。在一旁欣赏的年轻画家和外国友人对这幅画赞不绝口。

胡一川有句名言，“画画就要像酒鬼迷酒一样”，正反映出了他作画时那种如痴如醉的状态。这使得胡一川晚年的油画大多具备高超的艺术水准，令人称奇。“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表现力，画面充满阳刚之气，构图霸气，人像、景物粗壮有力，敦厚苍劲，浑成朴拙……即使在大型的画展中，在几千几万张画中间，他的画一眼就能认出来。”胡一川的女婿涂志伟这样评论道。

由于一生偏爱德国表现主义和法国印象派，胡一川的油画一度得不到重视，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油画作品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美国一些高校举办胡一川油画展和学术研讨会，还将他的画作为教材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建成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被学校命名为“胡一川美术馆”，体现了美术界对胡一川艺术成就的认可。2000年7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20世纪中国油画展”中，胡一川教授的《开镣》、《挖地道》、《南海油田》和《石佛寺》作为主要作品参展，代表了油画界对他艺术探索的认可。

胡一川一生的艺术经历与中国民族革命和新中国社会建设水乳交融，在时刻关注现实的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秉承了特色鲜明的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特征，在木刻版画和油画两个美术门类中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留下了一批优秀的美术杰作。他不仅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先驱，在油画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上也自成高峰。

2000年7月14日，胡一川以91岁高龄去世。在那些记录着一个时代铿锵脚步的版画作品之外，他还留给人们另外一重背影——那些浓郁色彩、雄强线条和激扬表现力的油画中蕴含着一个艺术家真率而纯粹的审美追求。

策划：张东明 王更辉

统筹：陈志 李平科 李贺 李培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他提倡艺术跟生活、跟人民融合”
2014-12-31

1982年胡一川登上黄山鲫鱼背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