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是这样为人类做贡献——30名中国军人拯救了非洲一个国家

今年则是:“中国人民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也关注世界的前途｡非洲发生了埃博拉疫情,我们给予帮助;马尔代夫首都遭遇断水,我们给予支援,许许多多这样的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

贺词一年只有一次,每次只有短短1000多字｡今年习主席专门为中国援非的埃博拉防疫工作“点赞”,这个待遇堪称殊遇｡然而,因为援非人数不多,习主席的大多数“听众”和观察者网的许多读者还不能完全了解此次援非工作的功绩和意义｡为此,观察者网特与解放军302医院政治部合作,独家采访首批赴非医疗队成员,发表长篇访谈通讯:《30个中国军人,拯救一个国家》,以记录这段精彩､英勇的“年度故事”｡

解放军302医院政治部 孙捷 黄显斌

观察者网编辑部整理

2015 01 12

解放军援非医疗队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
序

100万人聚居的城市,没有下水道,雨季的洪水混杂着污水在街上横流,你能想象这样的城市吗?

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中国援建才有几百公里的沥青公路｡殖民地时代的铁路40年来未曾运营,最后一段铁路2006年被卖给了废品收购公司,你能想象这样的基础设施吗?

600多万人口,只有不到200个医生和6辆救护车,每年都会爆发疟疾和霍乱｡最近一轮疫情已经杀死了一半医生,让两辆救护车报废,你能想象这样的社会如何对抗埃博拉吗?

2014年9月16日,解放军第302医院派出首批援塞医疗队,乘坐专机飞往西非塞拉利昂｡此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要飞往这样落后的地方｡但他们很清楚此行的目的:对抗21世纪最烈性的感染病——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无数次宣布西非尤其是塞拉利昂的疫情失控,现在他们要把这个国家从死亡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祖国，再见

早在中国医疗队抵达之前,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解体｡往往是一个埃博拉患者入院,全院的医生护士立刻一哄而散｡结束了内战的军方接管了防疫工作指挥权,但军队连军医都没有,只会用步枪封锁疫情严重的居民区,和示威人群发生一轮又一轮的冲突｡由于一半医生感染了埃博拉,剩下的医生已经丧胆;1000多名护士连抽血都不会,每天忙于罢工讨薪｡外国援助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

欧美援助的声势浩大,但往往也只有浩大的声势｡一座帐篷医院要建几个月,开诊半年的医院只给几百人次看过病｡刚下飞机的时候,西方医生高度自信,根本不把埃博拉当回事,在炎热的气候下对防护流程漫不经心｡

一部分医生被感染后,外国医生才体会到当地同行的绝望心态,转而把埃博拉当成洪水猛兽,从盲目乐观一下子跳转到盲目保守,甚至禁止给严重脱水的患者输液｡埃博拉因而落下了“不治之症”的名头｡记者招待会上,恐怖气氛被这些医生散发出去,再被媒体添油加醋地向人们放送｡在整个世界的电视观众看来,塞拉利昂已经无法改变跌向地狱的命运｡

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在雨季降落到塞国首都弗里敦国际机场,他们连夜赶赴中塞友好医院,冒着暴雨搬运物资,在酷暑中改建传染病医院,从“零”开始培训当地工作人员｡仅仅过了两周时间,中国军医就开始接诊､留观埃博拉病人,并迅速创造了日均收治病人最多､在院病人最多的记录｡仅仅40天的时间,收治病人总数跃居塞国各医院第二｡

解放军医疗队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带去了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带去了严密的操作规程和铁一般的纪律｡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他们对病人实行单间隔离,病房和接诊大厅拆掉了空调和电风扇｡医生和护士每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湿热环境中穿上厚重防护服和面罩､护目镜､鞋套｡工作结束时,再反复进行喷淋消毒,按照预定步骤,脱下11件防护用品,每次脱衣都要历经20分钟左右,但医生护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操作规程,每天至少三次进出病房,在满是病毒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中穿行,与尸体近距离接触｡有时还要到院落里､大树下寻找不服管理的病人,逐个询问病情､测量体温､发放药品,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大大控制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中塞友好医院除了30名解放军医疗队员外,还有近百名当地工作人员,他们与解放军医疗队员并肩战斗｡为了消灭潜在感染隐患,医疗队员从“零”开始对当地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的防护培训｡在两个月的工作时间,不仅中方医护人员安然无恙,塞方人员也无一感染,正如防控组长贾红军总结:30-1=0(中方只要有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都意味着工作是零分),0+0=100(中方､塞方工作人员零感染才是一百分)｡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最终用实际行动交出了满分的工作答卷｡也为控制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可行方案｡

解放军首批医疗队的工作得到了塞拉利昂人民的赞许:“第二批还会像你们这么好吗?”也得到了各国同行的认同:欧美各国的医务人员在来中塞友好医院参观后,对解放军医护人员的操作流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古巴医疗队的医生直接提出要求,希望与中国医疗队一道抗击埃博拉｡

在归国后的座谈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首长高度肯定了首批援塞医疗队的工作｡目前,30名队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期,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观察者网记者采访了部分队员,独家报道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工作历程｡在此,我们祝福正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解放军第二批医疗队平安凯旋,祝愿即将出征的解放军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医护人员一切顺利!

战前动员

一、李进访谈录

李进（解放军第302医院副院长兼医务部主任､ 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队长､传染病防治专家）
记者:您是全队最早知道要去非洲执行任务的吗?

李进:这次去非洲,任务来得很突然｡我们医疗队是9月16号出发的,之前9月1号到8号我已先期跑了一趟塞拉利昂｡同行的有七､八个人,都是为建实验室､为派检测队打前站的,只有我一个人担负考察医院选址的任务,但也只是以备万一,没有明确命令说要去建医院｡我和全体队员一样,都是9月12号晚上接到总部命令,组建医疗队去塞拉利昂埃博拉疫区｡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只有3天准备时间｡

记者:您在其他队员之前去了一趟塞拉利昂,带队出发前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认识?

李进:这个国家有600万人口,面积有大概有两个海南省那么大,属热带季风气候｡纯粹的农业国,2003年才结束内战,非常贫穷｡首都弗里敦有100万人,既没有污水管道,也没有红绿灯,全国唯一的一条等级公路是我们中国援建的｡

记者:塞拉利昂原本的医疗基础怎么样?

李进:那是个前英国殖民地,都会说英语,好医生有机会就要移民到欧美｡所以塞国只有100多个医生,人均医生比例是咱们的几十分之一,还有不到2000个护士｡

他们的硬件基础也比较差,和咱们历史上的水平相比,最多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还得说是当时乡镇水平,当时我国城市医疗水平他们完全没法比｡埃博拉疫情之所以这么厉害,不是因为病毒真的那么恐怖,而是与他们的整体医疗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差､国际援助不得力有很大关系｡疫情发生后,当地的医务人员死了很多,剩下的也不敢接埃博拉病人,全靠外国援助｡

记者:如果埃博拉疫情发生在中国,您觉得多久可以解决?

李进:这个埃博拉病毒现在被媒体渲染得很厉害,但放到咱们国家,我有把握在一两个月内能把它控制住｡

为什么我敢于这么说呢?首先,咱们国家有非常成熟的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其次,咱们国家的政府组织力很强,说做就做;最后,咱们的老百姓对防疫有了解,服从管理,对传染病的概念有认识｡

他们(西非)那边不行,老百姓对疫情没概念,连“害怕”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疫情最厉害的时候,满大街也都是人,再加上基本医疗条件缺乏,死亡率才那么高｡

当地人有些风俗习惯加速了病毒传染,比如葬礼上要把尸体洗干净,亲朋好友都来抚摸甚至亲吻,埃博拉恰好就是接触传播的｡只要正确的应对,埃博拉不是“沾上就死”的绝症｡

咱们国家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队员从西非飞回来后,下飞机拍了张合影照后,走单独的通道进行检验检疫,然后用专车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地方进行隔离,根本不和外人接触,单间隔离了21天才出来｡

记者:12号晚上接到命令,16号就起飞,准备物资的时间实际上就是13号到15号三天｡三天时间,你们是怎么准备全部物资的?

李进:当时随货机运载了50吨左右的物资,主要包括设备､药品､防护用品､消毒物资｡那三天,医院组织好几百人为我们采购､清点､打包､装车,当然还有许多物资已经在库房里准备好了｡这个流程,我们已经反复训练了很多次,一声令下就能动起来｡

这也得益于我们平时的战备训练,上半年我们还做过几乎相同的演练,当然目的地是在国内｡这次换成国外,也一样用得上｡

记者: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用两周时间就改建完成开始接诊病人,是怎么做到的?

李进:中塞友好医院也是我国政府援建的,此前一直在运行,但到8月份,该院收治了一个埃博拉病人,感染到工作人员就停业了｡我们到达的时候,医院院子里到处长满了杂草,我们自己动手拔草清理场地｡中塞友好医院是个小型综合性医院,没法严格区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从结构上就不适合做传染病医院｡因此,我们看了现场之后,决定立即动手对其加以改造｡

改建传染病医院,我们之前也有所准备,因为在国内多次拉动时都做过临时开设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演习｡当年的“非典”､“甲流”,我们都有处置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心里有底｡当时,大使馆帮助协调当地中资企业员工,根据我们的要求对医院进行改建,经过大家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仅用一周时间就把传染病医院建好了｡启用那天,塞国总统科罗马也来了｡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与中塞双方工作人员合影

记者:医疗队住在这个医院吗?

李进:我们住在北京建工集团在当地开的一家旅馆｡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很多外国人都撤离了,只有我们住在这里｡上下班要40分钟左右,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只有夜班人员住在医院｡

记者:医院开始正式运行后,队员们是怎么工作的?收治了多少病人?

李进:我们第一批医疗队收治了274个病人,其中145例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考虑到我们的接诊时间,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我们是9月17号到达的,10月1日医院才接诊病人,11月10日为了向第二批医疗队交接暂停接诊,实际上收治工作只有40天,但这40天接诊的人数在世界各国援建的埃博拉医院中,已经占到了第二位｡

救治流程其实不复杂,就是先和塞方疫情转运中心的人员交接,把病人接过来｡然后问接触史,查体征,抽血,每个人先暂时作为疑似病人收容｡检查结果出来后,一般疾病的分到一边,过几天就送出去,埃博拉阳性的就留下来接受治疗｡

在我们收治的病人中,死了86人｡这个病早期干预很重要,许多病人都是晚期才送进来的｡我们第一批医疗队结束工作的时候,治愈了3人,其余都交给下一批继续治疗｡

记者:医护人员进病房要带多少防护设施?

李进:11件,穿起来要经过36道工序｡只有胶靴和护目镜可以消毒后重复使用,其它的都一次性使用后销毁｡尽管30多摄氏度的高温,但依然严格穿戴,一步都不能错｡这些防护用品都是我们从国内带去的｡我们给当地工作人员配备的防护用品都和我们一个标准,所以物资消耗得特别快｡

我们医护人员每天进病房三次,上午､下午和晚上,每次一到一个半小时｡当地温度30多摄氏度,防护服不透风,时间长了体力跟不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在国内一样查房治病,后来发现几个小时都做不完,有的队员体力消耗大了,退出污染区休息,但活没干完,还得花几十分钟穿脱防护服再进去,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研究了新流程,把所有不穿防护服就能做的工作都留在外面做好,再进病房｡

记者: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弗里敦的天气,每天都是30多摄氏度｡许多队员都提到穿上防护服后,汗水止不住地流,有时几乎要窒息,为什么不采取一些降温措施呢?

李进:我们对埃博拉的传播方式还做不到100%确定｡病房里也有许多病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里面都含有埃博拉病毒,空气快速流动会威胁医护人员,带来交叉感染｡所以我们没有装空调,原有的电风扇也拆掉了｡

记者:污染区和清洁区是怎么划分的?

李进:我们改建的中塞友好医院,原来的结构是三栋平行的楼房,可以看做一个“三”字｡我们把最外面的那栋楼改造成接诊､安置病人的病房,就是污染区;把最后面那栋楼改造成办公休息区,就是清洁区;中间那一栋则是缓冲区,用来逐件穿脱防护服,隔离污染｡垂直于三栋楼的走廊,我们将它封闭起来安装喷淋设备,也是缓冲区｡这个缓冲走廊和三栋楼房正好构成一个“王”字｡医护人员每天两个一组进入污染区,互相协助穿脱防护服,也互相检查监督防护服的完好程度｡

记者:埃博拉传染这么严重,医护人员有没有遇到过防护服被划破､鞋套被刺破这样的危机?

李进:遇到过,这样只能立刻退出污染区,尽快消毒｡但和平时脱防护服一样,该有的流程还是绝对不能省｡

记者:咱们医疗队训练了当地协助的工作人员?

李进:是的,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最初有87个,最后增加到130人,包括这所医院原来的医护人员｡

记者:本地人都说英语?与塞方工作人员或病人交流困难吗?

李进:塞国过去是英国殖民地,本地人还有克里奥语(指西方语言和土著语的混合)等方言,但英语还是通行的｡不过,他们的口音很重,所以查房的时候我们要带一个塞方护士｡隔着防护服有时听不清,我们就预先做好调查表,进去和护士一起按照预定项目填表｡

记者:进出污染区的流程这么严格,塞方工作人员执行得怎么样?

李进:很麻烦,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很多人连11件防护用品都分不清楚｡

举个例子,塞国卫生部有个协调员,非常能干,是个干事非常有效率的人,就是不注重防护规定,脱防护服随便一拉,用污染过的手去摸脸,他怀着侥幸心理觉得没事,十天后他就死了｡这种级别的卫生官员,防护意识还这么差｡我们能做到和我们一道工作的塞方人员“零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事｡

记者:病人配合治疗吗?

李进:病人不太好管理｡他们对交叉感染没什么概念,我们给每个病人都安排了单间病房,但他们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病房里,喜欢到走廊､门诊大厅溜达,到大树底下聚集聊天｡

我们经常是在病房里找不到人,发现他们睡在地板上,睡到院子里｡他们时不时会呕吐在地板上,或是随地大小便,这些污物里面都有病毒,都容易造成感染｡我们通过监控系统看到后,就赶快让保洁人员穿上防护服去处理｡

记者:听说有一次尸体在病房放了四天半?

李进:对,是由当地的收尸队扯皮造成的｡那么热的天气,埃博拉尸体放四天多,那就是个“炸弹”｡最后,经过我们再三协调,收尸队才拉走｡

记者:当地的基础设施怎么样?

李进:很差,首都弗里敦这么大的城市,连个下水管道都没有,污水横流,明沟排水｡网络和电话还算通畅｡每天都会停电,供水要让当地人运送净水,我们自己买了三个大水罐存储水｡当地物流效率也很低,我们从国内刚出发不久,从北京寄出的物品,到我们回国之前几小时才送到｡

记者:医疗队来回都是包机吗?

李进:对,东航包机,去的时候队员们坐得比较分散｡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从疫区来的,所以机组人员安排队员们集中坐在后舱,与中舱和前舱隔离,飞机回来后都要消毒｡

记者:已经到达弗里敦的第二批医疗队,和现在的第三批都是从302医院抽组的吗?

李进:对,第一批30人,第二批41人,第三批43人,都是从我院抽组的｡

记者:三批都由302医院派出,是不是我们有意要轮训本院部队?让医院的骨干都经历一下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李进:这主要还是看军委和总部的考量｡最早的确有全军卫生系统轮流去西非防疫的计划,但总部考虑到这次疫情实在过于严重,最后决定还是由我们这家常年备战传染病的单位包揽三批援塞工作任务｡

记者:总结会的时候,有领导提到习主席指示“军队要走出去”,为将来的驻外行动做准备｡这次我们会搜集当地的热带病资料吗?

李进:我们带了病例资料回来,将来会出一本关于埃博拉的书｡解放军这次不仅在塞拉利昂开设了医院,在利比里亚也派了解放军医疗队,他们都会带回资料｡

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很多国家都派医疗队到西非对抗埃博拉疫情｡我们的援助成绩和这些国家比如何?

李进:世界很多国家都去那边进行援助,建了20多家医院｡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批医疗队离开的时候,收治病人数量已经是第二名了｡要知道我们开始收治病人的时间在这20多家中最晚｡但是我们敞开收病人,最高峰的时候达到43个病人同时在院,所以总数迅速赶上,现在收治病人数量已经是第一了｡

许多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援助声势很大,但我们过去一看,规模其实很小,所以,塞国总统号召所有外援人员向中国人学习｡

古巴派去的医生比我们还要多,他们是由英国训练的,但到我们这里参观后,他们惊叹于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和严密的防护措施,他们通过我驻塞大使提出要求,想派遣医生跟着我们干,但我们考虑自身毕竟是军人身份,不宜和别国力量随便合作,所以婉拒了｡但是我们整理的工作流程和防护标准,他们都学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推广了中国抗埃博拉经验｡

记者:你们这次有没有尝试使用中医药?

李进:治疗中用了很多汤剂,黑人患者吃了之后效果不错｡

记者:进入疫区,食品供应是怎么保证安全?

李进:我们的米､面､油都是自带的,蔬菜和肉都在当地买｡当地有中国人开办养猪场和超市,还是很放心的｡

记者:医疗队在那边有没有遇到什么安全问题?

李进:弗里敦居民总的来说还比较淳朴,对我们都非常友好｡我们夜班就留几个人在医院值班,其他人回旅馆休息,没有出什么安全问题｡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二、孙捷访谈录

孙捷（解放军第302医院政治部副主任､援塞医疗队教导员）

记者:您是哪天知道要去非洲执行任务的?

孙捷:和队员一样,都是提前三天｡

记者:您知道要带队去塞拉利昂,第一反应是什么?

孙捷: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国家在哪?”对它的地理位置､社会情况完全没概念,要从头了解｡

记者:那么,在去非洲之前,您想象中的塞拉利昂是什么样?

孙捷:本能地觉得那里贫穷落后｡当然去了之后发现,居然比想象的还要贫穷,还要落后｡

记者:去之前怕不怕?

孙捷:怕｡因为未知因素太多,当然有恐惧心理｡我和队员基本都参与过四川汶川地震救灾､应对过“非典”疫情,但这次是去国外,又知道是死亡率这么高的传染病,心里没底｡不过命令来了,就必须执行到底｡

七窍流血的患儿

记者:咱们这次去非洲,后勤是怎么组织的呢?

孙捷:主要靠后方运输,立足自我保障｡来去都是东航的包机｡到了弗里敦,当地提供的力量也不够,物资装卸还要我们队员自己完成｡9月份是当地雨季的末尾,我们到达时正好赶上暴雨,所有男女队员一起上阵卸载物资,就这样还是因为暴雨损失了一部分物资｡

记者: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孙捷:我们带了厨师,自己做饭,不吃外面的任何食品｡

记者:外出采购就是您和炊事员吗?

孙捷:就我一人｡怎么敢让炊事员去疫区?买东西的地方人很多,埃博拉的接触性传播非常严重｡他们如果出事,这么多人都危险｡医护人员要进病房,所以只能是我去｡

记者:安全问题是您负责,遇到过什么麻烦吗?

孙捷:安全问题还好,西非常年有中国援助的医疗人员和项目,当地人对中国人印象非常好,打交道很有善意｡再说我们去的都是军人,这方面问题不大｡

记者:塞拉利昂人对医疗队印象怎样?

孙捷:当地最好的办公楼､最好的体育场､最好的公路——当然用我们的眼光看也就是普通公路——都是我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院长卡努在哈尔滨医科大读书7年,中文说得非常好｡弗里敦地区卫生负责人,相当于北京卫生局长吧,是北京二外的毕业生,后来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进修过｡每个塞拉利昂人都知道中国是友邦｡

与中塞友好医院卡努院长交流

和当地官员交涉

临走的时候,塞方工作人员问:“下一批还会这么好吗?”我们告诉他们,下一批还是解放军过来!还有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来一定要来中国留学｡

记者: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给三天准备时间就要出发,你们是怎么做到不出差错的?

孙捷:302医院平时面对地方收诊,但我们是军队医院,是全军传染病诊疗中心,军事职能是第一位的｡我们的队员平时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但作为军人,他们都是野战传染病医疗所的一部分｡我们每年都组织训练演练,就是为了确保一声令下,能够随时出动｡

战备库房里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背囊,装满了全套的防护､后勤用品｡我们那三天准备的其他物资也有预案,要采购什么,到哪里去买,到哪个库房去取,一切按照战备方案走｡08年汶川地震,03年“非典”,后来亚丁湾护航,我们都做到了随时出动｡只要平时训练到位,三天出动或者再快一些都可以｡

三零二医院内景

记者:塞拉利昂的贫穷落后能具体讲讲吗?

孙捷:我给你说个细节吧｡我在首都弗里敦要买50双拖鞋,跑到一个很繁华的大市场,算是他们那里重要商业中心了,结果凑不够｡我开始还想给女同志买点小尺码的女鞋,跑了十几个摊位,不论尺码才凑了45双｡这些小摊连拖鞋都不敢多囤货,全指望卖了这些拖鞋再进货,小本经营到这份上,你说是有多穷｡

说起落后,我去他们的电信部门,给30人每人办一张20美元的电话卡,结果窗口的营业员算不清我该给他多少美元｡他回头叫同事一起算,5个人算了40分钟才达成一致意见｡看来平时也没多少人买这么多电话卡｡

当地人对疫情也没什么认识｡我们国家闹“非典”的时候,大街小巷基本上很少有人活动,大家都自觉减少外出,而塞国民众还是照常生活,街上人流熙熙攘攘,看了都怕｡

记者:你们在当地开展工作,当地政府配合情况如何?

孙捷:我们通过大使馆去联系塞国卫生部｡塞拉利昂军方出面组织成立了一个疫情紧急协调中心,不过他们没有军医,所以还是要和卫生部门联系｡

塞国全国总共就100多名医生,这个国家规定护士不能抽血,都让医生来抽血｡埃博拉必须验血才能确诊,不抽血的护士就很难帮忙,我们去了以后还得重新培训当地的护士｡塞国首都弗里敦地区只有6辆救护车,还坏了两辆｡

水电供应倒是有,但是每天都会遇上停电,所以我们自己搞了发电机,用柴油发电,还自己购买了三个大水箱,与其靠他们不如靠自己｡

水车保障

我们当初改造医院也基本是自己请的人,高价雇了一些黑工,但主要是请中资企业员工来做的｡他们还顺便给水箱做了个底座,我们才保证供水｡

记者:当地中资机构很多吗?

孙捷:很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但自从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大多数员工回国了,每个工地只留很少的人看守｡

记者:你们有没有帮中资企业对付埃博拉?

孙捷:离首都200多公里的地方,湖南建工有一批人在那里修建水电站｡有一天,有个工程师发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埃博拉｡当时也送不过来,因为一路上都有当地政府设的关卡,凡是发热病人都必须留在本地处理,不能跨区｡所以我们派了一个医疗组,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过去,给他抽血检查,最后确认不是埃博拉,是疟疾,现在他已经恢复正常工作了｡

远距离救助

我们这次出国,本来就有为当地中资企业员工提供医疗服务的任务｡我们为留守的中资企业员工培训了传染病防治常识,免费发放了许多药品｡有一个被狗咬伤的,在当地怎么也找不到狂犬疫苗,也是我们医护人员上门送药｡

巡诊“一个也不能少”

记者:问一个可能很残酷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感染了,我们打算怎么办?

孙捷:或许领导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自己并没考虑后送人员的问题,恐怕还会以就地治疗为主,因为太危险了｡我们回国后也是作为潜在传染源,到北京市郊一个地方隔离了21天,我觉得这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隔离到了第15天,我们就放心了｡测测体温,活动一下,发现自己没发烧,就知道肯定没事儿,就安心等回家｡

记者:第二批医疗队的人员对前方的困难有了解吗?

孙捷:第二批医疗队先遣组队员在我们撤离前一周到达,与我们进行工作交接｡我们把所有的经验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了,确保了所有工作无缝对接｡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三、秦恩强访谈录

秦恩强（解放军第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一科主任､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医疗组组长）

记者:秦主任,这次去非洲,您具体负责医疗工作｡您的家人知道您去哪了吗?

秦恩强:我爱人也是军人,也在302医院工作｡女儿才12岁,不太了解这些事情｡我开始打算瞒着我父母,后来有个熟人去我家,偶然说漏了｡我母亲因此比较担心,但我父亲心里很有底,对我的工作和技术水平有信心｡

记者:提前三天通知去非洲,您作为医疗组长要做哪些准备?

秦恩强:不需要特别准备,因为已经演练过无数次｡我98年到302医院,2006年以来,我们医院年年要搞演习,去年5月份刚刚搞过一次野战拉动能力验收,正好这次就用上了｡这就是我们军队医院的本职工作｡非典､汶川地震､巴基斯坦水灾､海地地震,我们都这么出动的,习惯了｡

记者:您之前对非洲有什么了解?

秦恩强:去过好几次,对非洲本身已经没什么心理压力｡2009年去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做抗疟疾援助｡后来跟着和平方舟号又跑了一趟东非,到过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等｡西非虽然没去过,但多少有个概念性印象｡非洲的确很穷,但各个地方之间差异很大,坦桑尼亚大家知道相对好一些,马达加斯加条件比较差｡

了解当地情况后,非洲就没那么可怕｡我自己在那边负责过抗疟疾工作｡一般去非洲,很多人都会吃抗疟疾药,我就不主张乱吃｡因为我自己搞这个,知道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的半衰期很短的,早吃了也没用｡你知道疟疾怎么感染吗?蚊子叮咬之后,疟原虫要先进入肝,胀大破裂了才会进入血液,到这时候吃药才有用｡之前吃了也白吃,反而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只要你掌握规律,传染病这个东西没啥可怕的｡当然,埃博拉是个新问题,媒体宣传的那么厉害,去之前我心里也有点空,不是特别有底气｡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看待埃博拉的?

秦恩强:到达非洲之前我也看了一些资料,这个病有几个特征是它的“弱点”｡首先,这个病虽然很容易死人,但在发病之前,在有明显症状之前不会传染｡其次,它主要通过接触传播,不碰上去不会传染,空气途径目前认为不引起传播｡所以只要防护工作到位,也不怕｡

从病情来说,你看欧美也传染了不少,没死几个人,美国人运回去也治好了,没有传染｡所以我当时推测,这个病死那么多人不止是病毒自己的问题,和西非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也有关系｡能改善这些条件,就能对付它｡

记者:医疗队的其他队员都表示,在高温天气下穿防护服查房是个很大的考验,您作为医疗组组长怎么应付这个困难?

秦恩强:我们每班人员安排的并不多,尽量保证休息时间｡原则上我们4天是一个倒班循环,其中包括一个主班,24小时,一个辅班,主要是白天｡主班就是白班,负责进病房诊治病人;辅班不进病房,但需协调很多工作,如要盯着监视器和其他辅助人员,记录工作细节,避免主班出错｡夜班就是3个人留下负责一夜｡这要求你必须“会干活”,进病房以后的一切工作都要有计划,提高工作效率,否则40个病人,光查房就耗尽体力了｡

全靠自己

记者:我们的治愈率怎么样?

秦恩强:数字你应该知道了,第一批工作期间送来274个疑似病人,其中145个确诊,死掉了86个,治愈3个｡死掉的这86人,主要是送来的太晚了,大多数都没熬过送来之后的两三天｡这些晚期病人有明显的呕吐､腹泻等症状,导致人体内环境严重紊乱,没机会救他们了｡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很多人都可以救过来,不要觉得染上埃博拉就是不治之症,我们有办法治疗｡

接诊转运患者

我对我们的诊断非常有信心｡有一次,别的医院宣称我们搞错了,我们这里出院的一个阴性的病人到了别的医院,再次检查为埃博拉阳性｡后来我们查档案,我们是10月6日送出去的,他们8号就确认多了一个埃博拉患者,而通过验血来确诊埃博拉至少也要3天时间｡所以只能是他们搞错了,不会是我们误诊｡

记者:送来的早的话,应该怎么救他们?

秦恩强:我们对埃博拉患者的死因做了统计分析｡实际上大多数死于并发症,死于严重的内环境紊乱,如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很多患者发烧四五天才来,这些天没人敢碰他,也没人给他补液､送水,甚至没人给他吃的,等到医院的时候,各项体征已经都不行了,都不一定是埃博拉病毒直接致死｡

所以我们针对他们这个特征,重点是补水､保证足够的食物供应｡敢于接触病人,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一半问题｡有的时候他们病人自己不肯喝水,催着喝也不喝,我们就配一些中药汤给他们,实际上也是补水｡他们喝了之后很感激,心理状态很好,跑过来谢谢我们｡最严重的,我们还给他们输液｡只要病情比较轻,到我们这里都能救过来｡

记者:本地人对埃博拉是怎么看的?

秦恩强:当地很穷,人均寿命不到50岁,日常的卫生观念不是很强,平时用水冲一下就算保证防疫卫生了｡不管怎么劝说,他们还是要按时去做礼拜,挤在一起｡街上还是到处是人｡对埃博拉不怎么害怕｡

他们的病人也不太服从管理｡根本不肯老实地在房间里等着治疗｡院子里有棵芒果树,我们经常要到芒果树下面去查房,劝说他们回单间病房隔离,但效果不太好｡

不听管理的病人

记者:之前也有很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去援助,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埃博拉在中国出现,会有什么后果?

秦恩强:这里我可以自信的说,欧美在对付重大疫情方面不如我们有经验,我们国家有一整套对付严重的暴发传染病的机制,这一点他们也没法和我们比｡塞拉利昂绝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六七十年代还差,虽然有很多国家给予援助,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才导致疫情发展成这个结果｡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内,最多也就是点状发生和有限传播,疫情很快就能控制,也不会有很多人死亡｡

之前的媒体宣传,有点把埃博拉给妖魔化了｡媒体也喜欢听西方医生说这种话题,渲染恐怖气氛,结果直接影响了埃博拉的治疗｡比如说,出于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不许给埃博拉病人输液的标准,可很多埃博拉病人有脱水,不给他们输液,许多人就这么死了,再变成新的传染源｡

实际上呢,是他们自己不严格遵守防护规范,所以容易感染,于是制定了过于严厉的规则,在耽误病人的同时把自己也搭进去了｡耽误的病人多,他们自己又继续恐慌,成了个恶性循环｡这就是大家说起埃博拉就觉得是不治之症的原因｡

就摸了一下脸

记者:您和其他国家的医生交流过吗?

秦恩强:交流过｡很多人在看过埃博拉传染过程之后过于自信,觉得埃博拉不过如此,结果就松懈了｡不遵守严格的隔离流程,防护环节出了纰漏,欧美等国那几个医生的感染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查房

严格遵守防护规定,这绝对是个苦功夫｡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病房工作,出汗很多,起身时能感觉到汗水向下流的声音｡脱了防护服,能从鞋套里倒出汗水来｡那些西方医生往往耐不住这个苦功,当地医生也受他们影响｡当地有个最能干的小伙子,是留观中心的协调人,我亲眼看到他用没消毒的手摸了摸脸,结果非常可怕,十天后他就去世了｡

古巴医疗队来院参观交流

记者:这么说的话,如果中国早点接手,情况是不是会好很多?

秦恩强: 我们还训练了39个护士,还有几十个保洁人员｡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训练方案,有不同的上岗证书｡所有岗位都持证上岗,虽然中国医院接诊病人最多,但我们一个感染的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底气｡一开始西方人主导援助塞拉利昂,想给我们评级,挂个什么灯,不到绿灯不能开业｡李进队长直接把他们挡出去了,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评级?

古巴的医生在那边最多,他们到我们这边参观之后,就很赞赏我们的经验,觉得我们这里最安全｡其他医院别的不说,就穿脱防护服太快这一条,就带来很大的隐患｡

记者:听说一开始预定接班的是其他医院的?

秦恩强:对,考虑是让别的医疗单位接手,但由于我国在另一个疫情流行国家利比里亚建了一所100张床位的医院,因此后续的人员全由我们302医院承担｡说实话,埃博拉带来的恐慌还是很大的｡真要是派普通医生来,既怕出问题,也怕派不动｡这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哦,一步弄错,骨灰都回不来的｡

记者:您考虑过万一的情况下,自己人感染怎么办吗?

秦恩强:我们暂时不具备美国那种条件,只能就地收治,我们给自己预留了病房｡不过,说实话,我们这些搞传染病的军医,要是自己感染了,那就是同行的笑话｡只要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就不会出任何问题,我有这个自信｡回国后,整个医疗队又隔离了21天,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说实话,自从飞机离开疫区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放下了,我相信自己完全安全了｡因为回想起来,没有任何操作出过错,没有任何流程不对｡隔离21天的流程还要走到底,但我非常轻松｡

防控组组长贾红军补充:我们当时有个口号:0-1=0,0+0=100｡我们自己人,损失一个就是0分;我们自己人,和我们训练的塞方人员都做到无感染,才是100分｡我们教了无数遍,把这些11件衣服都数不清､顺序总是搞错的当地人员培训合格｡我们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技术,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死观｡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四、李志伟访谈录

李志伟（解放军302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援非医疗队外科负责人､医院改建现场指挥）

记者:您去之前对埃博拉是怎么看的?

李志伟:埃博拉的传染途径到现在还不明确｡虽然国内还没有过埃博拉病例,但我们去之前经过充分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查阅文献资料,研究数据,我观察到埃博拉的扩散并不快,呼吸道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传染方式也不是成群传染,判定一般也不通过消化道传染｡总的来说,只要不直接接触患者和体液,感染风险就不会太大｡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到了驻地就动手改造医院,尽管不通过呼吸道､消化道传染,但我们还是按照最严重的情况考虑,兼顾预防呼吸道､消化道传染病的要求改建医院｡那里本来有一个小型综合医院,现在我们要建一所初步符合收治各类烈性传染病的专科医院｡

记者:改造之后的医院是理想的传染病医院吗?

李志伟:不能那么说,只能说是把我们的想法搬过去,对现实条件做了一定的妥协｡从操作上说,我们做到了污染区､清洁区各占一栋楼,中间还有整整一栋楼做缓冲区,供我们穿脱防护服､洗澡､更衣､喷淋｡简单点说就是:流程要合理｡

三栋楼都有两层,理想做法是所有医务人员,包括中方和塞方,都只走单行线｡从第三栋楼二层清洁区出发,经过第二栋楼二层缓冲区,到第一栋楼二层及一层污染区工作,工作结束再从第一栋楼一层污染区,经过第二栋楼一层缓冲区,再到第三栋楼清洁区回来,符合传染病房的设计规程｡

但实际操作中发现,塞方人员很难做到单向走行,经常不分清洁和污染来回穿梭｡再加上宗教习惯,洗澡更衣的习惯等和我们不太一样,操作也不规范｡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也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我们只能把中塞双方的路线分开｡从清洁区到污染区都走同一条路线,回来的时候,我们从二层沿原路返回缓冲区,再到清洁区｡他们从一层按照原来的设计路线返回｡实际上,我们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把方便和安全给了塞方｡

一般设缓冲区,就是空间上分隔一下｡这次考虑到传染方式不是很明确,我们把缓冲区还分了好几层｡穿着防护服走到第一个缓冲区外面,先喷淋含氯消毒剂,然后脱掉第一层防护服,第一层手套,进入第一缓冲区｡在第一缓冲区脱掉第二层防护服､面屏､鞋套和第二层手套｡到第二缓冲区脱雨鞋､眼罩､帽子和第三层手套､换拖鞋｡出了缓冲区再去洗澡间,脱内层防护服,洗澡更衣,进入清洁区｡这几层缓冲区,每一层之间都有物理隔断,用木板和门隔开,每一步操作完成后,都要用含氯消毒剂重新洗手｡从硬件上说,基本靠得住｡可以说,设置了两个缓冲间,准确的说,加上第一缓冲间外面喷淋,我们有三个缓冲间｡这是我们这次病房改建上的一个亮点,一个创举,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传染病病房设置的规范,大大减少了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性｡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分区分层穿脱防护服｡

记者:改造医院的过程顺利吗?

李志伟:李进队长是总指挥,负责流程及施工图纸设计,我具体负责整个医院的具体改造过程,也就是监工｡从打隔断到装喷头,一件件落实｡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中资机构帮了我们很多忙｡但是当地人实在是靠不住｡当时留守医院的人全跑了,我们只能把门全砸开,再重新配锁｡那都是十几年前中国施工队安装的锁,换到合适的锁芯很不容易｡但请的锁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接病人了,这个医院原来的塞方院长亲自去找,才把锁匠找来｡最后还是配不齐,只能有什么用什么,有的地方用挂锁,有的地方在门上开一个洞,用自行车的挂锁凑合锁上｡我们给第二批交班的时候,也是交的这么一串千奇百怪的钥匙｡

指导医院改造

记者:这么多的防护装备,穿在身上是不是很不方便

李志伟:非常不方便｡防护服不透风也不透水,那么热的天气,一戴上口罩和面屏就呼吸困难,稍微动一动气喘｡在病房一个半小时已经是体力极限了｡脱防护服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同事的脸已经变成紫色｡全身都被汗水浸透,几乎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才能把防护服脱掉｡

挥手进入病区

带着这么多东西,不要说干复杂的事情,就是拧一颗螺丝钉也费很大力气｡有一次病人不服从管理,不愿被关在单间,把门踢坏了,我们去修门｡呼出的水汽凝在面屏上,什么都看不见,又不能用手去擦,只能减慢呼吸让水汽自己慢慢干｡越着急就越看不见,减慢呼吸又喘不过气来,只能强忍着｡很多体力差一点的队员中间不得不出去休息一下,然后穿上防护服再进来｡

穿防护服的时候,听力也受影响,本来当地人的英语就混着许多当地方言,这下更听不懂,我们只能带一个当地的护士进去,要她来翻译｡

记者:这些防护装备,穿起来有什么原则吗?

李志伟: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当地的具体实践,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原则:脱防护服比穿防护服还重要｡穿防护服的时候,你是在清洁区,防护服本身也是干净的,所以错误不会太致命｡两个人可以互相检查,互相帮助穿戴,有遮挡不严密,佩戴错误的地方可以互相纠正｡

脱防护服就麻烦了｡你是从污染区走出来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感染｡而且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你只能一个人操作,不可能有人帮你｡步骤错了､方法错了都不行｡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脱防护服才是真正的考验｡

喷淋消毒

脱防护服是有次序的,而且必须是一层层轻轻地向下卷,外层决不能碰到内层,有的时候要脱20分钟｡脱掉之后,防护服卷成一小团,轻轻地放到指定位置,然后进行下一个步骤｡三层防护服要在三个房间脱掉,每个房间都有指定放防护服的地方,乱扔也会带来危险｡

进出污染区,我们都做到双人出入,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在这之上还有个双班制度,一个副班在监视器里盯着一线的医生护士,尤其是监控塞方护士,有错立刻通知｡只有确保塞方一个医护人员都不感染,才能保证我们中方也不感染｡我们投在培训监控管理塞方人员的精力,远远比投在病人身上多的多,因此,我们不但收治了近300病人,更给塞方留下了一支永远带不走的收治传染病的专科医院和专门队伍｡

培训当地人员

手卫生考核

这套严密的规程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天气这么热,其他国家的医生往往会忽视安全隐患,扯开拉链就把衣服扔掉｡很多国家的国人医护人员都这么干,结果就是被感染｡20多家医院,只有两家做到了0感染,另外一家是个很小的留观诊所,我们是唯一0感染的大型医院,这不是偶然｡

记者:辅助人员能习惯这些防护装备吗?

李志伟:培训他们很难｡他们基本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很多人连五指分开的塑胶手套都不知道怎么戴｡培训了很久,在穿防护服方面勉强可以,脱防护服还是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有经验,知道自己快到体力极限了,就会及时退出污染区,脱掉防护服休息一阵｡非洲的工作人员往往是到了体力极限,或是氧气不足快要晕厥了,才往外狂奔,跑到缓冲区一把扯掉面罩大口呼吸｡就算是正常的下班退出缓冲区,他们也往往有不规范操作｡

记者:当地人员不规范操作,这是不是很大的隐患｡

李志伟:对,不能说到了清洁区,就掉以轻心｡我们的另一个深深的体会,或者说是亮点,或者说是原则是:清洁区消毒比污染区还要重要｡因为在污染区大家都穿着严密防护服,只要操作正确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到了清洁区,所有人都混在一起,不分中方､塞方,都只穿着普通的便装,免不了近距离接触乃至身体接触｡如果有一个人､一个角落感染,后果都完全不可控｡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对清洁区进行反复消毒,控制人员出入,持有证件才能进来,进来之前先查体温｡这才做到了塞方人员0感染｡

塞方人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班后不走,聚在办公区聊天｡因为我们这里免费提供食品,为了这顿饭他们也不愿意回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规定不上班的不能来医院,不到上班时间的也不能早来,下了班的及时走人,工作期间不能扎堆聊天等,尽可能减少无关人员进入工作区,大大减少了互相污染的机会｡

我们总结的这两个原则:脱防护服比穿防护服还重要,清洁区消毒比污染区还要重要｡各国来参观的都赞赏,表示要学习｡当然学习归学习,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我们还提出过其他的标准吗?｡

李志伟:有｡原来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疑似病人,被确诊后要在医院留观6天才出院｡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标准｡经我们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后,改为3天｡现在美国CDC和WHO都接受了我们的标准,在整个塞拉利昂推广｡

为什么要修改这个标准呢?因为病人很难管理,交叉感染的概率太高了｡我们的医院算是硬件条件比较好的,还是管不住病人往一块凑｡病人们不肯老老实实住在病房,从监控里看,他们经常半裸､甚至裸体到处游荡,哪里凉快就在哪里睡,我们查房经常要跑到大树下面｡有的时候病人忽然就会少了一个,哪里也找不到,查监控也找不到,然后第二天就冒出来了｡还有一次,病人莫名其妙多了一个,那么高的墙,不开门,也不知道怎么就多了,然后这个人过几天又莫名其妙出去了,我们都怀疑自己数错了｡后来才知道,一个小伙子翻墙进来看他的弟弟, 然后又翻墙出去了｡

不听管理的病人

裸体乱走

这样的环境,很容易把没病的病人也传染上埃博拉｡其他医院的硬件还未必有我们好,所以我们建议,3天验证没有埃博拉的病人就该出院｡其他医院觉得我们的建议合理,也照着做｡

记者:管理这些病人不容易吧

李志伟:这里也有很多细节问题｡非洲人的脸在我们看来都一样,隔着防护服就更看不清｡甚至他们的名字我们也念不出来,读音听起来都一样｡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重名重姓的人很多,刚开始我们咋都对不上病人,费了好大劲才知道重名这回事｡后来我们到旧货市场买了一个拍立得相机,入院就拍照,把大照片贴在病历上,每次查房都带上当地护士,让他们去认,这才搞清病人谁是谁｡

护理组刘丽英: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管的病人｡

记者:秦大夫说,如果早点按照中国这套治疗方法, 很多人不会死?您怎么看

李志伟:的确,许多病人实际上不是出血而死,主要是并发症衰竭而死｡之前的治疗方法不注意防护,不注意支持治疗,不注意给病人补水､补充营养,我们纠正了这些问题,效果明显｡所以,我们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支持治疗比药物治疗更重要｡其后,我们才看到最新最权威的文献也这么说｡

记者:听说您在医疗队也算大厨了?

李志伟:我们只去了30人,医疗队内部什么都得自力更生｡我是山西人,会做饭,也勤快,只要有空就会去厨房帮忙做饭｡我还有个兼职,就是医疗队正式让我负责厨房的食品及环境卫生｡每天我要保证餐具清洗消毒干净,厨房用品及时使用及时清洗消毒干净,生熟案板刀具分开,肉菜等清洗干净｡两个月驻扎期,全队未发生一人次拉肚子等食物污染事件｡

清洗餐具

我们临走的时候,考虑到第二批队员刚来需要适应环境,时间比较紧,我给第二批留在厨房好几盆肉酱(面)卤,把菜都洗干净切好了,等他们一来了就能立刻吃饭｡

向第二批先遣组介绍医院布局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五、黄显斌访谈录

黄显斌（解放军第302医院政治协理员､援塞医疗队党支部宣传委员）

记者:黄协理员,首先容我好奇一下,我在您这里看到许多关于埃博拉病房和救治患者的现场照片和录像视频,也知道埃博拉一线的防护措施是非常严密的｡请问那些照片和视频是怎么拍摄的?

黄显斌:我没有专门的防护拍摄工具,只能用塑料袋把照相机和摄像机套上,和医护人员一样,自身采取严格的防护服措施后,深入到埃博拉病房进行拍摄｡拍摄时,我们保证设备不碰触病房里的任何物品,出来后,再用手持喷雾器给照相摄像器材进行彻底消毒｡

记者:您能谈谈去非洲之前,对任务是怎么考虑的吗?

黄显斌:我当兵后,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一直对国内外重大新闻比较关注｡其实,在去非洲前的半年时间,我就开始关注到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情况,尤其在西非几个国家肆虐蔓延的情况｡我们302医院是一所传染病医院,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暴发后,我们医院也组织了相关知识的讲座学习,对埃博拉防护常识也作了一些了解｡

医疗队从任务命令下达到出征,时间非常短,我本人是出发前三天才知道要去西非执行任务的,或许是此前自己有过一次到印度尼西亚执行援外任务的经历,心里头倒没有过多的顾虑,但对塞拉利昂疫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后来转念一想,既然别人敢去,我为什么不敢去?只要防护得当,相信不会出事｡

记者:这一路飞了多长时间?请您讲讲队员在飞机上的情况｡

黄显斌:去的时候,我们乘坐的东航包机飞了18个小时,同机的还有检测队的队员｡可能是因为对疫区情况都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再加上有些疲劳,在飞机上大家显得都比较“沉默”｡不是躺着休息,就是看看电视､听听音乐｡中途,飞机在荷兰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停了一个多小时加油,整个行程中,机组和空乘人员的服务都很周到,对我们队员也很钦佩｡

在完成两个月任务返回时,依然是东航的包机接我们,但考虑到我们是从疫区来的,全体队员都被安排到后舱休息和活动,一个人可以占两个座,不让到中舱和前舱去活动,我想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吧｡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经停的时候,一开始只加油不送饭｡经过有关方面再三协调,终于打开后舱门,俄方工作人员穿着防护衣､戴着口罩,为我们送来了饭菜｡

记者:您对塞拉利昂的第一印象如何?

黄显斌:我们是当地时间凌晨1点多钟到达首都弗里敦机场的,两个队的车队在前往驻地时,前面有警车开道｡天亮了以后接近市区,沿途不时有民众向我们乘坐的车辆挥手致意,向我们频频招手,还有许多人竖起大拇指,感到他们非常热情淳朴｡

沿途民众

但我们看到民众的住宅条件非常差,很多都是破旧的铁皮房,街头有很多的小商贩头顶着东西叫卖,感觉普通民众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的,但我们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生活的窘迫｡后来,通过与塞方工作人员打交道,感到他们也很乐观,对我们中国人非常友好,我们从一个侧面也感受和见证了中塞友谊｡还有,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我们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沿海马路,那里的自然风光非常漂亮｡

记者:到达后,队员们休整了吗?

黄显斌:当天上午到达首都弗里敦市郊后,队员们顾不上休整,自觉克服时差､疲惫､高温和暴雨等不适因素,迅速投入到各项准备工作之中｡经过简短战前动员,大家便马不停蹄地赶赴距弗里敦20公里处的中塞友好医院进行实地察看,熟悉环境,清除杂草,消毒病房｡接下来,在没有机械化卸载工具的情况下,全体队员连续奋战三昼夜,硬是靠手抬肩扛,对随货机运抵的47类､近50吨医疗和后勤物资设备进行了卸载､清点､搬运､整理和入库｡

冒着瓢泼大雨卸载物资

记者:我们在塞拉利昂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开设医院吗?

黄显斌:没错,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的横幅就挂在中塞友好医院的正门上,所有过往的民众都看得到｡
使命牢记心间

记者:当地医护人员对我们这支解放军医疗队的印象如何?

黄显斌:通过两个月的工作,中塞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说个细节吧,我们第一批临走的时候,医院的护士长艾丽丝问我们医疗队的李进队长:“下一批还会像你们这么好吗?”李队长告诉她说:“下一批和我们一样,都是解放军,都是来自同一所医院｡”

也那么好吗？

记者:咱们的伙食怎么样?

黄显斌:伙食搞好了也是战斗力｡饮食保障虽然在出国前做了认真准备,但抵塞后还是遇到诸多难题,当地物资极为匮乏,日常副食采购非常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后勤组不等不靠,立足现有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开展自我保障,想方设法调剂饭菜花样,精益求精提高伙食质量,队员们相当满意｡

记者:问个细节问题｡前面孙捷教导员说我们的厨师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避免与外界接触｡那么这两个月的派驻时间,我们队员理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黄显斌:这个都是靠自力更生｡我们带了理发工具,有几个队员多少掌握了一点理发技术,谁想理发,他们就用剪刀给简单打理一下,避免了我们与当地理发店理发师发生身体接触｡

记者:我们医疗队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当时选派队员时有没有考虑过已婚､未婚因素?

黄显斌:医疗队一共30人,19名男队员,11名女队员｡女队员中,有8个护士､2个感控人员和1个翻译,其中有1个护士还没有孩子,其余的都已经当妈妈了｡30个队员中,除1名司机外,其他的都已结婚｡

记者:万一我们自己人感染了,我们打算怎么处置?

黄显斌:队领导每天都会反复强调安全事项,同时严格加强自身防护,我们每天自查两次,主要就是进行体温监测｡留观中心启用时,我们预留了几间病房,万一感染,估计还是以就地治疗为主｡

记者:在照片里看到我们要自己放火烧掉废弃物?

黄显斌:对,换下来的防护用品,包括污染区的粪便,没有地方可以销毁,只能自己倒上汽油放火｡

焚烧医疗垃圾培训

记者:和国内工作比,最缺什么?

黄显斌:队员们都很忙,都很辛苦｡就我个人来讲,我最缺的就是时间,感觉每天过得很快,还有很多感人事迹没有宣传出去,我留有遗憾｡

记者:我们夜班是怎么安排的?

黄显斌:每天保证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留在医院值班｡

记者:医疗队倒班这么密集,怎么保证内部的交流和协调呢?

黄显斌: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单位,大家彼此都比较熟悉｡我们每天晚上还要召开业务工作例会,总结当天工作,部署第二天任务,队员之间彼此都是“零距离”｡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医疗队队员结束医学观察回到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