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评蔡英文当选：说说民进党成功的选战动员策略及其长期后果
老田
蔡英文执政,台独的可能性有多大?
台湾的选战动员及其后果，在两岸带来非常大的认知落差，对于那些通过选战动员完成自身身份认同塑造的“台派”人士来说，选举民主依然挺好；但是，对于大陆这边很难为那种身份认同所塑造的头脑来说，选战动员所凭借的敌意经营和身份认同塑造，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正面价值近乎为零。虽然大陆依然还有些酷爱民主的自由派人士，勉为其难地著文力推台湾的选举民主，不过，就行文方式和口气看，越来越显得底气不足。
同样的事实和政治过程，为什么带来如此大幅度的不同认识呢?本文试图对这个日益加大的认知落差，做出一点初步的分析。
一、选战投机与敌意经营策略
不管怎么说，观察实践及其后果的学习方式，永远是思想进步的必要路径。近二十年来，大陆民众近距离观察台湾的选举民主，就老田近距离接触的情况看，不管其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左还是右，依然能够保留好感的人士，确实不太多。原因在于：选举民主在台湾的实践中间，堕落为营造并经营“群体敌意”，然后政客在制造出来的敌意氛围里选边站，说自己将要如何服务于本方阵营，以此去廉价地营造出为人民服务的形象。也就是说，大陆民众看到的台湾选举民主，最重要的特点是政客及其铁杆支持者先是制造出群体敌意来，并在此一基础上贩卖自己将如何铁心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以此骗取选票。
台湾选举民主进程中间，被制造和经营的群体敌意，可以粗略地分为先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制造“省籍情结”和所谓的“台湾悲情”，政客们说自己代表本省人利益和要更多地为本省人服务，在这个被制造和经营的群体敌意中间，政客的承诺得到认同于某种身份政治的群体的共鸣，由此，带来了胜选的机会。第二个阶段的敌意经营方式，有所变化，这一次放开了对省籍情结的锁定，开始进行隔岸敌意的经营方式，结果和原理都一样，这也不代表民进党想要继承国共内战的世仇和遗产。应该说，选票谁多谁少是一种零和性质的博弈，不带来实质性的损害或者收益，同时政客们自身也并不拿制造出来的敌意当真，更不必说为此采取相应的对策了，但是，选战中间被制造出来的敌意弥漫整个社会，却会带来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不必要的疏远和裂痕。
据专家说，台湾政客经营省籍情结基础上的敌意，与台湾战后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转进台湾之后，进行了土改，剥夺了亲日本的皇民地主群体的土地，由此激发了带有传统贵族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那种古典的阶级对立(法国大革命时期最为典型——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这个阶级仇恨在选举政治时代所需要的敌意经营策略中间全面激活了，不过，拿这个古典的阶级利益冲突作为敌意经营基础，并不代表民进党要在工业化时代自居老朽的土地贵族代言人(更何况那个土地贵族群体只剩下记忆，迄今已毫无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有人开玩笑说，所有的本省人(先于老蒋转进时限的台湾人口，老蒋来台时已经繁衍出约600万人)和外省人(跟着老蒋转进台湾而大批来的，一次性来了超不多177万)，其实都是外来人口，只是来台的年份有先有后而已，真正的本省人只有那些被称为原住民的人。
如果仅仅是台湾选举进程，锁定敌意经营模式无法超越，显然，尚不足以打击大陆民众对于选举民主的全部信心。问题在于：全球的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成熟期民主，也是长期在这个路数上运作，历史更为悠久和绵长。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每到选举年，就会发起一场政客与媒体联手经营的反苏狂潮，1991年苏联不幸解体了，此后每到美国的选举年就会出现一场敌视中国的反华宣传狂潮。不过，这件事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至少，从中国上升为美国最合格敌人的宣传地位上，就很有正面价值。中国成为美国选战中间的第一敌人，不管是因为中国国力的后来居上，还是因为苏联解体而水落石出，毕竟咱们在全球格局中间的地位还是有所上升，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美国选举年政客们经营敌意的手法，虽然敌人对象会因时因地而变，但是制造并经营群体敌意的手法却永远不变，这与台湾选举过程的敌意经营手法，相互印证之后，共同打击了大陆民众对选举民主的信心。
应该说，是民进党而不是国民党，在选战中间更好地继承了美国党派竞争的政治智慧，还因此取得不小的成绩，因此，也就相应地上升为美式选举民主更具阐释力的代表势力。也就是说，在大陆民众眼里，不是国民党而是民进党，成为更能够体现选举政治本质的现象，更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选举民主。而民进党以自身的言传身教，给大陆民众上了一堂生动民主教学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当然是负面的效果——下课后许多大陆民众都觉得这个样子的民主确实不咋的。非常不妙的是，大陆民众最关注的选举实践，在当今世界上，除了台湾就得数美国，恰好这两个典型的表现都一样恶劣，非常不利于大陆的自由派人士扩张其社会影响力。
在理念和价值观方面，经营敌意和制造分裂的路子，与古老的“大同”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这就很难赢得中国人的多数赞成。大同并不是一种虚妄的幻觉和执念，而是在深刻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战争成本最小化”的理性目标追求，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相当稳固了，两千年以降每逢一次乱局，人们就在老经验基础上加上新的注脚，使得大同理念越来越稳固并且日益难于挑战了。费孝通作为共产党认定的右派，有着自己的独立学术理论，他也感到没有办法否定大同，非唯如此，他还从这吸取理论营养并推陈出新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费孝通话语权和地位上升的同时，毛泽东则从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地位上，下降为自由派人士眼里的土共头头，但土共也一样不否定大同理念，不过他是以农民的语言称之为大团结而已。在土共毛头头掌权时期，他把大同具体化的口号挂在那堵红墙上，前些时去看了看，口号还挂在那。毛头头在土共内部的政敌们，先后换了几代，都没有公开否定世界大同的理念。
土共头头对天下大同理念，所做的土里土气的重述
二、选战动员对于民众政治认知的负面影响
大陆最著名的小学教员毛泽东对于选举的最大担忧，就是选举不能够带来群众政治能力的提升，这相当于是把投入的选举成本看做是收益为零。再还有就是担心知识分子投机：“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上面那段话在大陆很有名，是差不多九十年前写下的，毛教员说选举天然适合口才便捷的知识分子投机，这种形式的投机能不能够超脱出去，才是评判选举民主最为关键的问题。大陆民众看了看台湾的选举，觉得除了投机还是投机，二十年一贯制，跟九十年前井冈山山旮旯里头的投票状况没有啥子区别，谈不上一丝一毫的进步，因此很难留下好的印象。再对照美国的选举战和投机，性急的人差不多已经得出了结论：选举除了激发出恶性投机之外就没有别的正面价值了。更有性急的左派，认为根据台湾选举经验，又可以有根有据地喊一声毛泽东思想万万岁了。
老田个人相信，蔡英文受到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也许还有很好的家庭教育)，个人教养想必能够达到普通成年人的平均水准，但是，为了选战需要她竟然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暴力小英”的匪号。换言之，为了选战中间潜在的投机性政治收益，蔡英文选择在自己的教养水平之下行事(这里就不对照陈水扁肚皮中枪的故事情节了)，连一个品行正派、行事稳重的成年人要求都无法信守了。这说明选战中间所隐含的投机收益，极度有害于善良风俗和个人品行的维护，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切都在选举民主的大义之下，被强行正当化了，得不到善良民众恰到好处的批评指正。个人的低水准选择，还得不到外在的舆论监督，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有利于候选人提升其道德水准。从儒家以降，中国民众非常相信私德与公德的一致性原理，儒家内圣外王主张的内在逻辑就在于——一个人只有其私德提升之后，才有可能在公德方面提高;虽然很多民众不愿意多嘴多舌，公开说些什么，但是，“暴力小英”和“疤肚阿扁”在道德方面，是很难得到普通民众高看的。
准此，大陆民众很容易信服李敖对台湾选举的判断：没有好苹果，剩下的只是比烂，看哪一个烂的更厉害些。并且，由于投机收益的实际分布状况，客观上引导者候选人的行为，这使得很多大陆民众反而倾向于把李敖的结论向前推进一大步：选举及其敌意经营的投机手法，使得苹果腐烂程度击穿了最起码的人伦底线。要不是选举投机的需要，蔡英文和陈水扁应该不会那样公然地以自己的行为，去挑战道德和人伦底线，肯定会有足够的冲动去选择做一个正派人。
在选战对于道德和风俗的损害之外，民众理解政治事务和参政能力上升，也是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九十年前，毛教员担忧的还仅仅是“群众得不到政治训练”故未能借此提升政治能力，这个很有点“势利眼”的味道——选举中间的人力物力投入却没有产生所需的正面收益，就此开始质疑选举的作用了。今天看起来，毛教员那个看法，实际上过于苛求选举政治了，台湾选举和选战动员最可怕的事情，在于劣化了人们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因为选战动员的舆论作用，人们理性地分析政治的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因此下降了。以此而论，对于大陆民众来说，选举民主制度还是否能够接受，端视其愿意接受多大程度的选战毁坏效果——选战动员对于民众政治能力损害的幅度。愿意无下限地接受选战毁坏参政能力的人士，大陆还是有的，不过不太多就是了。
为什么选战动员的关键逻辑，不是去提升人们的政治知识和能力，而是采取相反的选择呢?这需要观察选战动员策略中间的成本过滤机制和风险过滤机制，这两个过滤机制足以把提升选民参政能力的各种策略选项，彻底扼杀干净。在台湾的二十年选战中间，先是通过省籍情结、现在是通过强调外部敌人，重新制造出选民的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的制造过程及其思想资源，不能够凭空设计，肯定要涉及到民众的心理感受、历史记忆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想象力，而制造身份认同的成功程度通常与选举团队透过这些因素、成功地操纵民众心理的程度有关。之所以政客在选战动员中间，总是把经营敌意作为首选，关键在于这是廉价地制造出虚假身份认同的必由之路。选战动员过程中，如果想要把民众的政治学识和参政能力提升一步的话，教育和培训成本会极高极高，这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党都付不出的高成本;因此，选战动员通常只与投机性地创造出某种偏激心理和情绪的成功性相关，敌意经营就很符合这种需要，把某种偏激情绪或者心理在选战动员中间推广开来并被民众接受，制造出与本党候选人承诺一致的身份认同，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结果，是敌意经营而不是真知普及，成为选战动员的首选策略，这可以称之为“成本过滤机制”。
选战动员永远付不出真知提升的高成本，只能够制造出某种符合需要的偏激情绪和偏激情绪基础上的虚假身份认同，有了身份认同(哪怕是虚假的)就可以保障选战动员投入的成本，与预期的政治收益相互锁定，因为制造出来的身份认同较容易与候选人先在的选举承诺进行一致性锁定，从而把选战动员的投入与选票收入挂上钩。毕竟，选民的真知提升，并不能够保证其必然地赞成本党候选人，这相当于知识普及只能给选举后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损失对于任何一个选举团队来说，都是难于接受的无收益投入(有可能忙了半天反而有利于对方)。成功的选战动员制造出身份认同之后，政客只需要通过廉价的表态和承诺与那个认同保持一致，就能够与获得某种身份认同的选民的“打心眼里赞成”。为了选战动员投入成本具有可靠的政治收益，降低风险是必须的，而真知的普及过程往往无法降低风险，有且只有制造新的身份认同，才能够保证选战投入成本的后期收益。降低前期选战动员投入的风险，这个方面的考虑老田称之为“风险过滤机制”。
分析了选战动员的成本过滤机制和风险过滤机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选战中间，民进党的胜选在于其选战动员策略很成功——在敌意经营方面找到了合适的低成本和低风险身份认同制造策略，这就保障了民进党的选战动员过程比国民党有更好的投入收益比。许多台湾选民在累年的选战中间感受到了大力度的敌意宣传，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身份认同一经确立(不管是早期的省籍情结，还是后期的大陆敌人)，就会自发地锁定选举过程的选票投向;而国民党在选战动员过程中间，所强调的大陆会在蔡英文选项后怎么怎么样，这就近似于为民进党帮腔，反而有利于选民确立蔡英文所需的身份认同，这大概是为什么有人说蔡英文“躺着选”也能够选上的原因。选票的绑定原理就是这样在选战动员过程中完成的：选战动员需要造成出选民的身份认同，候选人赢得选民支持只能够通过这个新制造出来的身份认同来绑定，赢得或失去选票就通过候选人的政治承诺与被制造出来的身份认同的一致性来决定。齐泽克说资本主义宣传的成功，是使得资本主义这个词汇不再被广泛使用了，民进党选战动员的成功也体现在身份认同的塑造方面，今天，那些认同民进党的民众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持有台独主张的独台分子了，而是“台派”。
国民党无法在民进党选择的敌意经营策略上，提出更有效的敌意经营策略，这是其选战过程每况愈下的原因所在。国民党如何调整自己的敌意经营策略呢?难道要恢复“勿忘在莒”“光复大陆”的老蒋口号吗?实际上，即便国民党恢复那个颇具雄心壮志的口号，恐怕对民众而言也没有多少吸引力了。1990年代，老田在一个台湾老板手下打工，这位老板评议国民党当时的大陆政策是“神经病”，还说台湾流行一个说法：“台湾人不能到金门看厦门，但是可以到厦门看金门”。也就是说，国民党很难找到一个帮助选民塑造另一种有利于自己胜选的身份认同来，死硬地坚持了几十年的国共敌对政策，被共产党的单方面开放政策干净彻底地瓦解掉了，在民众心里变成了一个笑话，此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了那个僵硬态度，这才是那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出笼背景——国民党死挺都挺不下去了。国民党的选战困境可能还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条件下，敌意经营的有效策略只会出现一套。乙方选完了之后，甲方就没得选了。
选战动员策略，以敌意经营和制造虚假身份认同为上策，这样每经过一次成功的选举，其后果就是：按照选战要求提高了自身投机性的候选人及其团队(或党派)，现在面对着一个经过选战动员成功改造好的选民群体，双方的投机就好像是通过选举之后进行了相互锁定一样，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因此挣脱投机的相互作用过程和链条。老田把这个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投机方向一致性，称之为双向的投机互锁。只要投机互锁态势一经形成，那些在选战动员过程中间被制造出来的话题和解释，充满了人们的头脑，往往在人们能够理性地提出问题、分析损益并据以做出选择之先，早已经根据投机互锁就得出了不容挑战的结论。选战动员与投机互锁，会在人们的头脑中间形成思维定势：人们在思考之先就早已取消了真问题，更不要说做出靠谱的风险和收益分析了。
三、选战动员扭曲民众政治认知的后果检验
敌意经营和身份认同塑造，都会最大限度地简化人们对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的需求，出现一个简单明了的二元对比——我们和他们的不同，真实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利害关系就完全被抽掉了。结果，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冲突，在思考中间统统没有了地位，只剩下高贵与卑劣、正义与邪恶的简单对照。也就是说，通过成功的选战动员，民众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此后，思考政治变成了首先从身份认同出发做简单选择，理性的利害计算再也难于获得应有的位置了，而且，这样的民众心理经过投机互锁机制，对于具有专业知识的政客一样要起到制约作用。政治选择，哪怕是极为重大的政治选择，都最后变成了没有理智和理性一席之地的高贵领地，就这样，政治变成了不需要理性的场所。
汪晖在分析台湾学生发起的“太阳花运动”指出：
“对新生代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包括这些学生运动，最终达到的结果就是加入美日为中心的霸权结构的话，那等同于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真如此，他们虽然年轻，却可能是过去时代的回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来。美国重返亚洲与日本解禁自卫权都是以创造区域性的新冷战为指向的，也都是以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趋势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的新社会运动面临一个政治抉择：他们是要作为霸权的附庸造成一个新冷战格局，还是重新思考‘中国’、探讨争取台湾社会的自主与平等的斗争与大陆探寻新的社会道路的努力之间的重叠关系?”【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载《文化纵横》2005年第一期】
对于那些发起并参与太阳花运动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自己并不存在选举投机的切实需要，而是根据自身的身份认同做出简单而明确的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什么人就已经决定了我们怎么选，至于讲道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也不太想要听道理。正是在这样的人群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中间那些最具有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的群体，他们是怎样思考和参与政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样本。正是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只看到被选战塑造的身份认同起作用的效果，看不出这些“非政客”理性思考政治选项的任何依据。在老田看来，如果台湾的民众或者政客真希望参与美日军事同盟并作为其附庸(或者充当反华前锋)，以此去确立自身的独立地位或者其他政治目标，这个倒是无所谓，关键在于，要具备起码的理性头脑，在事先就能够把握问题的实质，去分析此一选择所隐含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然后，再得出靠谱的结论。
台湾的选战动员过程，主要是通过廉价地制造“我们”和“怀有敌意的他们”，并在这个过程中间拔高自己以获取某些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心理报酬，诸如自己是持有民主自由等正面价值的先进人等，敌方是毁损或者不重视普世价值的劣等人种。在选举过程中间，对“怀有敌意的他们”所做的界定和矮化塑造，会在很多重大政治选项抉择中间，驱逐掉理性的思考和分析过程。台湾这个选战动员的逻辑及其后果，其实与希特勒德国时期的策略一样，宣称日耳曼民族最为优秀，其他民族特别是犹太人是劣等种族。
台湾的选战动员后果，也一样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中间，塑造出一个“高贵的我们”和“低劣的他们”的二元对比，正是在这个被制造的二元对比中间，候选人锁定了那些完成了身份认同再塑造的部分选民的选票。同时，由于相当部分数量的选民身份认同的塑造完成，会相应地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此后台湾对重大政治选项的理性思考和分析，会遭到二元对比定势思维的遮蔽和替代，很多至关重要的重大政治抉择就很难再做出理性的比选，而只会根据选战动员完成的二元对比去选择，几乎不需要经过头脑分析就直接由身份认同塑造的“本能”去决定了。不得不说，身份认同塑造的成功，导致了民众的政治想象力和政治分析能力的萎缩。
四、成功的选战动员在超越台湾地域后的政治效果
在老田看来，所谓台独或者独台，其实并无实际的政治意义。这种与身份认同相关的政治选择，并无实际根据(其实也不需要实际根据)。主要是服从于选战动员需要而被制造出来并无节制放大的。但是，在台湾小区域中间，成功的选战动员，却在大陆民众中间也炒热了统独话题，拉升了民众对于台海局势的关心度。
在现实的世界格局中间，对于大陆而言，台独与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今天放弃了毛周时代直接选择与美日军事同盟“扳腕子”的正面对抗策略。 在选择正面对抗的战略中间，台湾不要说玩金鸡独立、就算是翻筋斗也毫无影响，所以，1970年代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台湾事小、世界事大”——那时台湾选择与大陆敌对还是和好，不影响大陆的安全战略选择和成本。邓小平之后，中间经过所谓的“韬光养晦”，到后来构建并不存在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时期台湾才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丧失了与美日同盟正面对抗的战略意志之后，台独才会冒出来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前提条件。
满足了上述前提之后，依据老田的理解，台独对大陆要构成一个问题，依然还需要三个条件同时成立：一是台湾大多数居民是汉族(如果是大和民族或者白人，都不成为问题)，二是台湾的地理位置(如果在日本列岛后方或菲律宾后方就不构成问题)，三是美日军事同盟具有军事优势(若我强敌弱就毫无问题)。在以上三个条件任意去掉一个，台独也就不构成问题了。正是由于这三个条件在短期内无从改变，因此台湾政客的投机选择，会损害大陆的低成本安全战略，由此造成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而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意味着台湾政客有了做投机选项的资本，而美日同盟的军力超过大陆的力量对比现实，又使得台湾政客做投机选项的概率很高。如果大陆具有军力优势，台湾投机与否并不构成问题，甚至台湾选择倒向大陆一边的投机可能性更大。
所谓反对台独，其真实目标是要求一个台湾不得在大陆与美日军事同盟的对抗过程中间，选择任意的“投机选项”，舍此之外，台湾政客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撼动咱们的国家利益。对于大陆而言，台独还是台不独是次要问题，在美日同盟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台湾的投机选项才是问题，大陆实际上只需要一个台湾绝对保证不投机的“可置信承诺”。在毛周时代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中间，对于大陆而言，台湾是否成为反华前哨毫无意义，蒋介石有限的军事力量加总在美日同盟的军事力量中间，只增加一个不大的比例，影响不了对抗的大局(更何况当时还有“美台防御协定”)。只有在丧失了正面对抗美日同盟的勇气或者战略意志之时，台湾做或者不做投机选择的可置信承诺，才会产生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台湾政客和台派民众的投机互锁已经形成，按照汪晖教授的说法，最具有想象力的民众的政治表达也无非是“加入美日为中心的霸权结构”。如果要充当反华前锋的话，其实也无所谓，不过最好事先仔细评估成本、风险和收益，然后再做认真的选择。目前的情况下，台湾不要说做出认真的选择，甚至连做出审慎的分析，都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条件，台派民众仅仅把这样的战略选择看作是民主正义与否的二元对比选项。而大陆方面的情况则是，民众厌恶台湾政客且对其毫无信任感(也就是说，即便是给出可置信承诺也不被认为有效)，强烈要求武统，这个武统要求，其实也应该算是民进党选战动员策略的非预期后果。要求武统的背后，倒是有着成本、风险和收益的计算，网络上经常有人就武器装备对照、中国近海中国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优劣对比发言，所有这些话题的热议，都从属于被台湾政客刺激出来的紧迫问题意识。
在武统台湾中间，其实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外部化战略(以台湾问题为契机解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的相互关系问题，封锁为主)，一种是内部化战略(武装占领台湾直接取消这一问题，占领为主)。相比较而言，外部化战略意味着回归毛周的正面对抗选择，在军事上也具有更大的风险和成本，战争可能长期化并会提出根本性调整内外部经济战略的要求，这对于大陆的统治阶级成员而言是极为困难的选择，更大的可能性是选择内部化战略。内部化战略的问题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政治整合的难度方面，长期难于完成的整合，这可能导致极大的长期冲突，选战动员的结果会发生实质性的递延引领作用，并由此带来内部伤害会最大化。
美国出于最大化削弱中国的需要，想要维持不统不独的现实，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拿台湾筹码削弱中国。但是，台湾政客把问题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地炒热了，这使得大陆民众率先跟进，并因此形成较大的政治压力。原本大陆统治集团想要的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地配合美国，这种立场日益受到两岸热心人的挑战，受逼迫作出选择的政治压力会逐步加大。而台湾的选战动员中间，敌意经营策略是不可能丢弃的，民进党如果放弃，其他政党也会基于投机性政治收益而捡起来。这种敌意经营策略，在两岸民众中间都会引起持续的强烈反响，加快了两岸关系必须尽早明晰化的政治压力。
结果会如何，没有人是算命先生，能够预先知道准确后果，但在两岸关系走向和趋势中间，最后的选择很可能会是最坏的那一个，目前能够看到的趋势就是那样。从台湾的选举结果和大陆的高层政治选择条件看，双方都在一步一步地坚定走向最坏选择。回到“大同”那个老经验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就是：所有的敌意经营策略，其后果都毫无例外地走向战争成本的最大化。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