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底层”和被污名化的穷人
赵皓阳
2019-03-22 来源：大浪淘沙一方面对底层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运动，另一方面对顶层富人“有财富就天然正确”的造神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奴役。
(一)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见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精英代理人》中分析了“看不见的顶层”和他们的精英代理人，本文就从同样具有“看不见”这一特性，只不过处在完全相反的底层的这一群体。
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中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分别对应的是顶层、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其中顶层社会享用二十四小时，中层和底层共享另外二十四小时。这里比较经典的一个设定就是，三个空间彼此互相隔离，进入其他空间需要冒着巨大风险。即隐喻了阶级固化，也说明了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空间中的隔离——就像欧美城市普遍的富人区、中产区、贫民区分化一样，如果想，你可以一辈子看不见不属于本阶层的人。
作者郝景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北京折叠》的灵感来源：她曾经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饭馆和大市场：“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我会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伸。”
我们总是用“皇后娘娘的金锄头”类似的段子来说明下层人民对上流社会无知的想象，但同样的，绝大多数人也很难想象“看不见的底层”过着一个怎样的生活。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中展现了三个“看不见的底层”形象，他们分别是夜班保安、拾荒者和流浪汉。流浪汉只有一个朋友，就是拾荒者;而拾荒者晚间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夜班保安的收发室。我们可能难以想象，他们夜间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看老板淘汰下来的行车记录仪中的影像。电影中所有展示底层人民生活的镜头，都是黑白色调;而行车记录仪中的上流社会，则是鲜明的彩色。
虽然记录仪中的影像，仅仅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各种街景，以及老板和车上的年轻女性发出的声音，但即便是这样，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五彩斑斓的、引人入胜的景观。
最后拾荒者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为他送行的只有寥寥三人。而他的遗照，则是从被警察逮捕时电视新闻中截下的图。这就是很讽刺的事情，电影中台湾警察仅仅是因为天然的偏见和歧视，就暴力逮捕了他;但恰恰就因为这次暴力执法，才让他有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张影像存留，并成为了他的遗照。
还有一部优秀的国产电影《暴裂无声》，影片中同样展现了剧烈冲突的三个阶级：吃人的资本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产律师，以及为生活挣扎的农民工。影片的象征意义同样非常明显，《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层是“没有色彩”的，《暴裂无声》中的底层是“失去声音”的——主角张保民是一个哑巴，只能通过咿咿呀呀的比划去找寻自己失踪的儿子。声色犬马/无色无声，这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看不见的底层”。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封建中世纪，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赎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资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中，有多少穷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能够创造多少的剩余价值可供剥削，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把穷人们赶入工厂，统治阶级和精英社会炮制出了一套“工作伦理”，大致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作最光荣、人不去工作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穷人法》和边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决了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边际收益压榨到最大化。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指出：“穷人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这就是穷人最大的价值。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们进入了生产过剩的年代，过剩到都要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了。于是资本主义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了，转而要制造符号，制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东西卖到高价格，并尽一切可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因此，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穷人的“剩余价值”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有用处了，于是他们在生产社会中作为劳动就业大军和储备力量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这就是我们之前文章中说过的，当今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存在是“消费者”，生产太过剩了以至于需要有人拼命买买买才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年代，没有消费能力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类”了。于是曾经的“工作伦理”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美学”：“人生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已经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人们只能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里找到自己灵魂的皈依。
于是，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
就如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二)
《生而贫穷》第二章叫做“驱离的世界”：如何准确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不平等?固化?都不够精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思想联合委员会主席莎士奇亚·萨森，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世界-Expulsions，驱离。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现实：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萨森这样解释“驱离”效应，起初你只是贫穷，然而你会面对各种疾病、天灾、暴力、法律缺失的处境，慢慢你会无家可归、食不果腹，处境更加糟糕，最终被世界所抛弃。再比如穷人们连网络、智能手机都使用不到，对比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这就是“驱离”的力量。
上一篇文章中我也分析过：“看不见的顶层”之所以够体现出“看不见”的特点，是因为他们不用进入社会生产，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代理人实现资本增殖，从而做一个脱离大众视野、主流经济体系、媒体关注和福利基金会骚扰的“隐形人”。同理为什么“看不见的底层”同样有这种隐性特质，因为他们也是被社会化大生产抛弃的那一批人，自然不会存在于主流视野之中，并遭受到了种种的误解与轻视。
所以社会有一种普遍误区，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es)一书作者，美国学者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调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济生存的失业者。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诸国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失业和失业人口的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她的结论言简意赅：“在我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存在‘底层阶级’的独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绝工作的文化)”。她的调研证明，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并没有满足于社会救济，只不过难以找到——因为他们要么缺乏相应的技能，要么没有能让他们找到工作的社会关系。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欧美国家两个时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献研究，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一项名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调研和欧共体入户抽样调查(ECHP)。他的结论和莉迪亚·莫里斯相同：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寄生虫”——也就是长期失业群体，在对待工作态度上与工薪阶层没有任何区别，长期失业群体只有两大特性区别于主流群体：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的朋友圈与交往对象也同是失业者。加力同样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底层懒汉文化”，因为调查显示失业者对于工作的渴求与一定要参与工作的决心甚至远超工薪阶层，只是上面的两种特性限制了他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
英国学者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从来没有普遍证据证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撇开那些引起轰动的报纸头条，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依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选择。”他用一句话形容那些道德败坏、靠欺骗来获取社会福利的“懒汉”在失业大军中的比率：非常极端，忽略不计。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则从女性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而认为单亲母亲更乐意于依靠社会救济而生活——这一社会普遍观点，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必须要为单亲母亲澄清这一污名。
华威大学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学出身，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不能失业，一旦他失业一年以上并领取救助金，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从而影响他再找到工作。展现类似问题的还有日本NHK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其中一位女性失业者，连续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领取救济的身份遭到了歧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一旦失业者领取救济，他们就被打上了“自甘堕落的懒汉”“福利社会的蛀虫”等符号，于是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成为一个荒谬的死循环。
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过贫困家庭被社会排斥的各项指标，提出了“被剥夺指数”的计算方法。他认为，政府给于长期失业群体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据他的计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过上不被社会排斥的生活，才能让他们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轨，才能让他们的子女顺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让贫穷代际相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拆除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裁员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国家福利的失业群体，受到了就业市场严重的歧视与排挤，更重要的是这种排挤并非“天然的”或“必然发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没有到位导致的。他们即便是国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时依然远远不如其他阶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会受到边缘化排挤。
我们固化印象中，“福利社会养懒汉”的概念很多源自于欧美国家街头的流浪汉群体，看他们每天晒晒太阳，领领救济，似乎优哉游哉没有任何工作的动力。但是，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的美好。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调查了本国流浪汉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调查显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中，有超过25%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过一段时间;80%的街头露宿者都至少成为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过莫名的暴力袭击——可能仅仅来自于路人的仇恨，但这其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选择向警察报案。同样，调查的结论还是，政府对于这些边缘群体的福利与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还不仅如此，贫困哺育着贫困，底层深陷于底层：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追踪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儿，并把他们的父母财富和地位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等到了1996年，这些新生儿们26岁的时候，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属于第一阶层或第二阶层的年轻人群体，失业率远低于其他三个阶层;而父亲属于第五阶层或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年轻人，有着最高的失业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工作。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项研究成果能够支持“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严谨一点说，“高福利导致底层人民普遍丧失工作的动力”这一观点。与此完全相反，从欧洲到美国，从80年代到21世纪，涵盖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所、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政治学家、左翼学者、媒体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研究，反驳此观点的研究比比皆是。
此外，以我在北欧的所见所闻，那些高福利国家，对待国民是很好，但是不代表他们傻，能让你钻各种空子。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国民“薅国家的羊毛”。例如北欧的公共交通系统，买票上车的地方都没人看着，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车”也毫无问题。但是他们会有专门的检票员去抽查，逃票罚款一千多，可以说力度很大了。排除个别人品特别好的个例，按照抽查的比率来算，逃票也占不到多大便宜(他们都是算好概率然后定好罚款金额的)，而且还会留一个不诚信的记录，还不如直接买票了。纳税也是同理，人民自主报税和银行代扣相结合，但要查出了逃税那个处罚力度会让你疼一辈子。对于领失业救济也是类似，比如政府会规定你一个月必须申请三份工作，如果不行政府帮你安排，如果实在找不到再给你救济金让你不至于饿死;但你下个月还得继续找工作，如果找到不去的话，不好意思你的救济金没有了。发达国家的种种规范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绝“福利寄生虫”的存在，那也侧面说明这些找工作的人，是真找不到的。
(三)
那么“福利社会养懒汉”这一观点是怎样深入人心的呢?大卫·哈维指出，这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政客们对民众的洗脑：通过污名化底层群体，让国家削减福利开支，减轻富裕阶层的税收，并让国家走上新自由主义的快车道。这就是来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变”(鲍曼语)开始，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税收大幅度减少，社保一削再削，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在近20年中20%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500万，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比尔·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美国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数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穷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样生活。”
“福利社会养懒汉”“穷人自甘堕落放弃工作”，不过是对底层群体“污名化运动”的一部分输出。
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下层阶级”(lower-class)带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词汇，”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开始逐渐流行并成为主流话语权形容“穷人”的专有名词，目的是要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无产阶级群体画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三浦展：《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
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离”的劳动者们，往往都被按上了“堕落”“懒惰”“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的恶名。但事实就如我们前文所述，这种经济体制就无法足够的工作机会。BBC、NHK都有许多展现底层人民生活的纪录片，他们频繁的寻求工作，但也频繁的被解雇：有的是因为企业为减少成本而裁员，更多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找到稳定工作的技能——最关键的是他们有没有钱和时间去培训这些技能，因为他们每天要保证自己不饿死，就要拼尽所有的精力了。即使这样，频繁失业的他们也被亲戚、街坊、同学同事普遍的污名化：认为他们道德堕落、好吃懒做、连工作的本事都没有反而享受着国家福利救济。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一方面让你成为生产体系的边缘人，纵使努力也难以改变自身处境;另一方面给你贴上“福利社会寄生虫”的标签——就如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所说：“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 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某些人道德沦丧的自我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帮助亦或是反抗了。
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除了对穷人的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包括对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难以形成购买力;商品积压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的危机使劳动者竞争加剧，资本家又可以借此压低工资。这样就行成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直到经济危机的释放。
资本家们因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红利，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用这些十几辈也消费不完的财富去做慈善，赚得了“济世爱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们对于制度不平等的质疑：“你看他们人多好啊，拿这么多钱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挣这么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运动把“有钱=天然正确”联系起来，无论这个人展现出怎样的与底层类似的恶毒刻薄、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种种特质，但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一切变得都可以理解，甚至还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优点被人称颂。而你只要指责他们，那就是你穷、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钱——“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一辈子还多，你也配?”
说起资本家们做慈善的问题，大卫·哈维就批判过顶层富人普遍乐于大量捐款给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时设置精英化壁垒，但他们却对世上大部分赤贫人口视若无睹。他发明了一个词汇叫做“慈善殖民主义”，用来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会避税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钓誉的食利阶层。同时，资本主义贫富分化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完全取法通过杯水车薪的慈善行为来解决。
举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人，著名球星大卫·贝克汉姆，在2005年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形象大使，并一直以热心公益、关爱特殊群体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邮件中，小贝声称自己只是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没有成功就对委员会破口大骂。他在给自己公关经理的邮件中这样写道：“他们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点不差!这些荣誉谁说了算?说实话这很耻辱，假如我是美国人，十年前我就拿到这玩意儿了!”后续的曝光还显示，贝克汉姆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获取了超过百万美金的报酬，但是自己没有捐过一分钱。在他去菲律宾看望海燕台风中受难的孩子们之后，明明是赞助商为他购买的机票，他还要求儿童基金会为自己报销8000欧元的商务舱机票，并在邮件中对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说实话，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我付任何钱。”
当今社会对富裕阶层的天然崇拜类似于旧社会劳动人民对于士人阶层的天然崇拜。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分两步走，一是肉体奴役：严刑峻法，胆敢造反诛九族、凌迟处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阶级天然的“神性”。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财富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君权神授、我的话语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就好比奴隶是天然恐惧奴隶主的，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和奴隶主是两种生物，所以杀人是手段，诛心是根本。我国封建时代，通过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输与构建，底层人民对于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惧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权的，这个特权不需要解释，就像范进中举前他老丈人对他冷热暴力毫不含糊，中举之后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对于读书人也有着出乎意料的恭敬与莫名的崇拜，许多古代小说中我们都会见到山大王一定要找个秀才来当“狗头军师”这一情节，殊不知这些书呆子们的斗争经验远没有土匪们丰富。但这就是天然的崇拜，穷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视的。韩丁的《翻身》中就描写了封建地主对于农民的精神奴役是怎样构成的：
《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又是发钱又是发枪，结果一个人都没动员起来，只有十几只鹅;但砍掉黄四郎的替身之后，瞬间人民战争的滚滚波涛就淹没了碉楼。黄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号，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秘诀就是通过精神奴役可以轻松的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统治阶级的暴力其实不堪一击。
一方面对底层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运动，另一方面对顶层富人“有财富就天然正确”的造神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奴役。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和富人们地位虽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现今穷人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并产生了耻辱感、内疚感。鲍曼指出，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因为当今社会就是为“消费主义”设计的，包括城市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无孔不入，就如我们在《一线城市是一场盛大演出，小资产阶级是它最忠实的观众》《“南锣鼓巷”式的地标，是对一座城市最大的伤害》《疯涨的房租、超长通勤时间——大都市中的“边缘白领”与“资本游民”》等一系列文章中讨论的。于是当代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与其他一切阶层产生交集，成为了标准意义上的“看不见的底层”。最底层群体往往被持续污名化的羞耻感包裹，被各种歧视所攻击，还有巨大落差产生的剥夺与失落。于是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我放逐于主流社会，他们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并无法像过去那样团结起来反抗上层阶级。
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剥削、吸血与掠夺用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等外衣包裹了起来。资本主义首先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奴工制，掠夺全球资源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再通过生产关系来掠夺剩余价值，制造贫困;最后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从法律和意识形态上为资本的一切血泪与罪恶背书。并通过塑造“财富的神性”和“自甘堕落的贫穷”等精神奴役，维系着整个资本运作的稳定。
于是我们看到了“杀人诛心”的威力，穷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看不见的底层”。
鲍曼在书中写道：“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那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不到几次。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四)
与污名化和歧视本出同源的是背后的无知与冷漠。最近知名富二代、天生的资本家王思聪，在与人打嘴仗时表示：“9012年了还有没出过国的傻屌?”
如果说他骂的那个人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底层阶级的愚昧与自大，那么王思聪则集中代表了顶层阶级的傲慢与偏见。根据2016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出境入境管理法执行情况的报告透露，目前全国有效的因私普通护照持有量达1.2亿本。也就是说不到10%中国人才有自己的护照，而出过国的恐怕还要再打一个折扣。按这个比例来看，王思聪那些“校长长、校长短”喊得亲切的不行的粉丝们，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他口中的“傻屌”。不过这也是好事，我为啥欣赏王思聪呢，因为他真实，虽然顶层阶级从来骨子都流着傲慢与偏见的血，但他们大多数都还要装出一副普世爱民、低调谦和、彬彬有礼的态度，像王思聪这样“真性情”的很少见，也能让我们看清楚那些“看不见的顶层”是怎么想的。那些无条件匍匐与富人神性的粉丝们，在多经历些这种事后，也会有一两个能明白起来。
晚唐诗人于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这首诗的辞藻文饰不算顶级，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写的是宴会的奢华，香车宝马，豪宅高门，华衣美女，纯酿佳肴。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欢的公子哥们站在楼台上看风景，看见了一个背着木柴的农民，他们纷纷表示非常疑惑：中国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不可能吧?
这首诗的文学表现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这首《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诗，前十四句都在描写“内臣”——也就是宦官——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权阶级，看他们又是朱绂，又是紫绶;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鳞。在一片珠光宝气浮华掠影中，忽然笔锋一转，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诗戛然而止，让人汗毛倒竖，脊背发凉。
这是一个“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时存在的世界，我们就算做不了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后戳人脊梁骨：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