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典有一颗大爱心、热爱党、热爱人民、为了党的事业和绝大数人民的幸福，他不惜献出自己的钱财、家庭甚至宝贵的生命。今天，我同时格外怀念包括张志忠、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肖明华、王耀东、洪国式那一批父亲的英雄战友们。至今台湾仍然没有回归，祖国没有统一，我们要继承千千万万个为了台湾的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们的遗志，继续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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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典烈士牺牲五十九年祭 2018年2月4日是先父刘光典在台湾牺牲59周年，特写以下祭文 一、树立初心投身革命 我的父亲刘光典于1922年出生于大连韭菜房，奶奶是个穷苦农村妇女，我原来的爷爷姓王，后病逝，奶奶改嫁给一名在沈阳做铁路工人的刘德禄。刘德禄成家时已近四十岁，他们结婚后第二年便得了个儿子，取名刘鸿梁，后改名刘光典。
父亲出生后，爷爷、奶奶对他十分疼爱并对他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当他六、七岁时，爷爷奶奶克服各种困难供父亲去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逐步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虽然家中过着苦难的生活，但是他不畏困难，刻苦学习。 然而在他15岁时，爷爷刘德禄不幸操劳过度去世，父亲只好放弃学业到大连一个医药商店当学徒。他在艰难困苦中边工作，边学习。后来他当过煤矿会计，做过医药生意，还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程学院和北平辅仁大学。
在1942年，在他年满20岁长大成人时，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医药商人。他有了自己的事业，赚了一些钱，生活已无忧无虑。 在这一年，经朋友老膝介绍，父亲与出生于北平、同样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的母亲王素莲喜结良缘。母亲祖上是唐山稻地人，稻地为中国河北古滦州四大名镇之一。 稻地镇东南有个王庄，王庄有一户还算富足之家，1904年，家中长子、我的外祖父王化钧出生。此时，中国正值清末，社会动乱，朝廷腐败。王家虽属八旗后代，但家境逐步衰败，王化钧只好外出工作，成为一名铁路工人。
1922年，他与正蓝旗舒氏女子、我的外祖母结婚，然后到北平通州，在西门租下一个小院，开始了新的生活。外祖母舒氏也出生于殷实人家，家中信佛吃斋，所以舒氏信仰佛教。
王化钧与舒氏结婚后第二年的4月5日，正值清明节前一天女儿出生，取名王素莲。素莲出生后，父母对其十分喜爱，到了她七岁时，便送她到潞河学校学习。
以后，母亲考上山海关师范学校，毕业后尚未外出工作。经介绍，在王素莲19岁时，与父亲喜结良缘，被邻里朋友称为郎才女貌的美满夫妻。
成家后，我的父母二人回到山东老家，懂日语的父亲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但他痛恨日寇的残暴，暗中保护中国百姓和抗日仁人志士。
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刘玉芳出生后，父亲毅然放弃这份工作来到北平，从此往来于东北、上海、北平做医药生意。
1946年，父亲在上海做生意，此时的他有着大学文凭、英俊的外表，会英语、日语，医药生意蒸蒸日上，收入的是黄金美元，同时他又有着美满的家庭。自从懂事以来，他听到看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的中国人的苦难;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腐败无能及对百姓的欺压。
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父亲接触过进步学生，了解到一些革命理论。他在黑暗中不断思考探索，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在动乱不安的环境中奋斗前行着。 抗日战争胜利后，黎民百姓本来可以安居乐业，蒋介石却撕毁停战协议，全国又陷入战火之中。
父亲对蒋介石反动集团十分反感，他在上海做生意时恰巧碰到了东北老乡洪国式。洪国式是1938年参加中共隐蔽战线的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由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共驻上海机构被迫撤回解放区，急需发展扩大隐蔽战线队伍。洪国式巧遇老乡刘光典后，经过接触，觉得刘光典这个年轻人为人诚恳，机智聪慧，有正义感，是个好苗子。此时的父亲，如继续做医药生意，很可能发家致富，或可以到国民党那里讨个一官半职。但是不久以后，在洪国式的教育影响下，父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像那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树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革命初心。他毅然加入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成为一名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战士，他的选择也得到了爱妻王素莲的支持。
父亲参加革命后，在大连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于1947年初与洪国式到上海组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一方面收集有关情报，一方面在上海购买战略物资运回东北解放区。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三大战役即将打响，父亲被调回东北，在东北与洪国式组建东北华石公司，后调沈阳从事情报工作。他在沈阳租下太原街31号一座小二楼，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从事辽沈战役情报工作。 我于1948年1月14日出生在此情报站。以后，父亲多次奔波于敌占区及解放区，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1948年年中，父亲被调到北平，从事平津战役军事情报工作。母亲王素莲带三个孩子从沈阳乘坐飞机，在东单临时机场降落，住在西单劈柴胡同。父亲随秦笠、洪国式一起到达北平。为了开展收集平津战区军事情报工作，父亲先后在牛街、宽街寻找工作地点，最后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建立了情报站。 在资金十分短缺，情报组在北平的生活费都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他筹措经费，克服了各种困难，保障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48年深秋，父亲冒着危险，将收集到的平津地区国民党军事情报，收藏在一盒香烟中带到大连。完成平津战役的工作任务后，参加了从香港接回李济琛等著名社会民主人士的工作。完成任务后，他返回已和平解放的北平，一家五口人团聚在北京东四牌楼钱粮胡同一个四合院里，开始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父亲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所在部门有如下记载： 【“刘光典，辽宁旅顺人，知识分子，擅长商业贸易，在上海成立华石公司时，成为洪国式的主要助手，他为人诚实机警，不嫌弃共产党穷闹革命。在洪国式、秦笠于东北、北平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财产支持革命工作。计黄金十两，美元一千元。如以当时金价30美元折合一两黄金计价，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两黄金，因此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
二、实践初心两赴龙潭 本来可以和家人团聚，过上安定幸福生活的父亲却接受一个更为重要、危险、艰巨的任务，他要南下经香港去台湾执行任务。 1949年上半年，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蒋介石集团慌慌不可终日，经过选择，他们逃往台湾。 此时，中共中央、毛主席来到北平，一方面在筹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继续挥师南下，准备一举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一向把台湾视为不可分割的中国土地，重视台湾岛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展。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于1946年选择台湾籍、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干部蔡孝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进入台湾领导革命工作。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部署解放台湾工作，讨论、落实组建中共华东局事项。毛主席特别指示台湾划归华东局管辖，华东局提出了台湾解放后的省领导机构及各级领导人选。3月15日新华社发发《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重要时评。7月3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电令华东军区陈毅、粟裕、张爱萍：“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 中共情报工作重点不断向南部发展，为了顺利解放台湾，由中社部李克农部长亲自部署，通过刘澜波联系刘多荃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组建了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北方企业行》，中由洪国式、刘天民负责。此机构实力最强，由约50人组成，分为情工、敌工及交通三部分，并收集到大量重要情报，父亲担任交通员。为了取回这些情报，父亲于1949年5月接受了中央社会部的派遣，奉命离开北平，先赴武汉。他将一份文件交给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守军中的我隐蔽战线人员，配合武汉解放。7月父亲完成任务后前往香港，此时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讲要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最长一、二年就会回家。一两年后，家人如找不到他，可查报上有一叫刘芳的人登出的寻人启事，这就是刘光典。随后，他离开武汉，于9月中到达香港。 父亲到达香港后，根据组织安排，以刘天民之侄的身份于金门战役打响的1949年10月25日前往台湾。此次赴台，他有三项任务。第一向同志们转达上级指示;第二了解台湾《北方企业行》的各方面情况并带回汇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取回同志们收集到的重要情报。父亲在台工作一个月以后，他用密写方法，把情报写在一张茶叶包装纸上，然后用其包上买好了的茶叶，用此掩护方法，用于11月27日，顺利返回香港，带回了第一批极为重要的国民党各方面情报。情报包括 : 1、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各军情况。 2、台湾气象密码。 3、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 4、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 5、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及基隆地通信密码。 就在父亲取回情报的同一天，中共华东局交通员朱枫于11月27日在台湾基隆上岸。大约一周后，朱枫将吴石交给她的另一批重要情报带到香港并立即被上报党中央。 党中央确定于1950年6月前后解放台湾。由于需要，1950年1月6日，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再次接受命令前往台湾取回新情报。2月初，父亲顺利地取得了一批新的情报。情报包括台湾省军事接收总报告书;岛内团以上驻军点及火力武器设备;高雄、基隆火炮阵地;台装甲车数量;台湾花莲港口状况;台湾岛内公路网。他通过邮局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没有得到指示令他回港。 此次入台，父亲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蒋介石、蒋经国指使毛人风、彭孟辑、谷正文等人在台湾处心积虑地侦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 他们一方面实行世上罕见的白色恐怖政策，一方面使用高官厚禄引诱中共人士自首投诚。为了破获《北方企业行》，他们将2名特务打入了这一中共情报机构。 此时，蒋介石集团耍尽阴谋诡计，不断对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加紧侦破工作，环境凶险、形势危急。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不久他便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投敌，至使在台组织几近全军覆没; 2月18日，中共交通员朱枫被捕;2月28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台北车站诱捕了组织负责人洪国式，父亲所在的中央社会部精心建立的情报组织在一天之内不复存在。接着， 3月1日吴石被捕。 三、牢记初心掘地为穴 父亲第二次赴台执行任务不久，他的关系已被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 父亲在台湾执行任务其间，平时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信巷6号，2月28日这一天，恰巧他在敌人进行抓捕行动前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买船票返回香港，因而没有被敌人抓到。当天洪国式被捕，当晚敌人发现没有抓到刘光典，便审问洪国式刘光典在哪里?洪国式明知刘光典在基隆，但他讲刘光典已回香港，因而保护了父亲。1950年3月1日，父亲在基隆突然得到消息：他所在的中共情报机构《北方企业行》已被国民党特务彻底破坏，包括洪国式在内的所有同志全部被捕。父亲此时身陷孤岛，只身一人，陷入困境之中。他在台北没有一个可靠的去处，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或投降自首，保下一条命，或坚持与敌斗争。他牢记初心，对党无限忠诚，决定克服千艰难万险，坚持斗争，当天他返回台北。为了避免被捕，他当夜机智地住在了一个三轮车夫家中。 3月2日一早，父亲冒险通过当地邮局给组织发出： “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报警，报告上级，机构已遭彻底破坏。然后，他来到一家杂志社，找到另一位联系人王耀东。经暂短研究后，二人决定立即分头离开台北南下。按约定，当晚七时，他和王耀东在彰化会合后立即乘车前往善化，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当敌人发现没有抓到刘光典后，立即在全岛发布通缉令。 遍布台湾各码头、机场及各个派出所、交通要道的通缉令写到：“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但由于有王耀东掩护，刘光典很快便躲到台南山中。一周后的3月7日，彭孟缉亲自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但迄今仍没发现刘有离境踪迹象，尚在继续加紧追缉中。 父亲在敌人的抓捕中得以逃脱，除了巧合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战友王耀东及时将他带台南进入了旗山深山。此时，父亲身上仅带有黄金二两半、台币20元、港币10元。 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父亲被他人出卖而被捕的3年11个半月，他在台湾旗山深山与敌人坚持斗争，他是如何度过这艰苦岁月的呢? 第一， 处处关心台胞，与他们同甘共苦 在王耀东的精心安排下，父亲在台湾南部的旗山山中与台湾同胞融为一体，如同鱼儿进入大海。他处处维护台胞的利益，成功躲过国民党军警人员的抓捕。父亲出生在东北，在台湾热带原始山林中坚持斗争，过着类似原始人一样的生活。虽然他缺衣少食，经常以野菜野果充饥，但他一直关心着广大受苦受难的台湾穷苦百姓。有时台湾同胞会给他送来食物，或偶尔居住在台胞家，他从不白吃白住，处处维护党和人民军队的名誉，总是把有限的金钱送给台胞。 一次，父亲转移到王氏老夫妻家，他看到他们的房子又破又旧，便非常关爱地对他们讲：“共产党解放台湾后，一定给你们盖一所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以后，父亲的生活费用逐渐用光，他只能以编竹器为生，风餐露宿在台湾的深山中。 第二， 心向中国共产党和祖国大陆 父亲在深山中委托台胞为他寻找船只，设法返回香港。他冒着风险亲自出山找熟人求助。但是，由于敌人的陆上、海上的严密封锁和对船只的管控，他无法离开台湾。在此种艰难环境中，他下定决心，决心在台湾南部深山与敌人坚持斗争。 第三，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 父亲在无法返回祖国大陆的情况下，在与党失去联系，得不到组织的任何指示及命令、没有其他战友的帮助的情况下，牢记自己参加革命时树立的初心，坚守信仰，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各种困难，从1950年3月2日到1954年2月13日被捕，在台湾深山坚持了3年另11个半月。为了躲避敌人，他平时都住深山密林中;为了躲避风雨，或在山中掘地为穴或在林中搭个窝棚用以安身。在最为艰难之时，为了躲避敌人抓捕，父亲和王耀东二人最后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一个小山洞中安身。小山洞洞口50厘米宽、60厘米高，洞深一米一，洞内高仅一米七。 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中，父亲不但自己坚定的与敌斗争，当他发现有一名同志发生动摇时，立刻加以鼓励，劝说他坚定立场。他得知该同志生活有困难时，把身上仅有的台币送给了他，使得动摇的同志安心坚持与敌斗争。就这样，他与战友王耀东过着类似原始生活，在山中坚持了将近四年。 四、恪守初心英勇献身 1954年2月8日，国民党特务机构经过近4年的追踪，将在台南一带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璧坤及该组织人员全部被抓获。2月9日，被捕的成员之一胡沧霖向国民党特务交代：民国39年3月，王耀东曾带来一位中共重要人物到旗山躲藏，此人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 国民党军、警、特人员立扑向旗山，经过24小时搜捕，于1954年2月l3日下午，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将父亲与王耀东抓获。被捕后，敌人对他的评语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 父亲被捕后，阴险狠毒的国民党特务机构设计了一个恶毒的离间计：他们散布刘光典已“弃暗投明，决定为国民党效忠”。更卑鄙的是，他们为了将离间计实施的更为逼真，于1954年2月下旬，在特务中挑选出一个与父亲长相相像的人，派到香港发表反共言论。而近四年来，我方对父亲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我中共驻港人员了解到敌人散布的有关父亲已叛变的这些消息后，认为他已叛变，将此情况报告上级机构。 而国民党反动集团认为王耀东无运用价值，于第二年将其杀害。 父亲离开家以后，组织一直周到地照顾着我们。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住在东四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她不但细心抚养着三个孩子，还用一颗善心，关心照顾有困难的同乡。一次，她恰巧碰到一名从大连来北京读书的穷学生，母亲让她吃住在家中。在漫长的五年岁月中，冬季大雪纷飞，北风呼号;夏夜雷电加交，大雨如注，母亲细心地呵护着我们。她无数次盼望门突然被打开，高大的爱人推门而入，丈夫终于回家了!但这只是美好的幻影。五年过去了，父亲不但没有归来，她等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消息。公安人员来到家里，向她索要刘光典的照片，到香港去对照那个高呼反共口号的人是否为父亲本人。 1954年冬春之交，有关方面采取防范措施，王素莲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东城区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四口人住在一间约12平方米的东屋里。王素莲在此继续苦苦等候丈夫的归来。她相信丈夫做的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尽着一名贤妻良母的职责。 但是，由于王素莲本来患有先天性风湿性心脏病，又要克服各种困难生活，同时还要承受误解，处于十分困难的状况中。但她从来不埋怨党和政府，不抱怨丈夫一去不返。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总是对孩子讲一句话：“等全国解放了，你爸爸就会回来了!”就在她苦等了心爱的丈夫六年多以后，终因种种原因，再也坚持不下去，于1955年秋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年仅32岁。王素莲尽了最大努力，培养了三个幼小的孩子，让孩子们热爱党和国家，健康成长。她自己在32岁时离开了人世。她同样是为了台湾的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是一名伟大的女性，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其实，父亲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中。他在狱中的表现，由一名与他一起关押在同一牢房的国民党士兵张家林提供了材料：“我突然被调去8号，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二十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 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一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张家林还谈到，在牢房中，父亲见到他被刑讯后浑身是伤，便处处关心照顾他。有时送来的菜汤中漂着一小片肥肉片，父亲马上叫张家林吃并说：小张你身体不好，你需要补养。张家林非常感谢父亲。后来他听说父亲不幸牺牲，感到十分惋惜，认为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派到台湾白白牺牲了。在父亲优秀品质感召下，一个敌对阵营的国民党士兵被深深感化。 父亲被关押4年多后的1958年10月22日，国民党特务机构认为他此时已无运用价值，决定移交军法处组成军事审判厅进行审判。法庭认为父亲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重大恶性，罪大恶极，判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没收一切财产。后又经二、三审认定维持原判。而父亲面对敌人的三次审判，不低头、不认罪，坚强不屈，从不抗辩。判决后，台湾“国防部长”俞大为于1958年11月27日将判决结果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见到此判决后气急败坏，因为他知道父亲早在1954年2月就已被捕，但却在1959年才被判死刑，让父亲多活了5年。他大笔一挥恶狠狠的在报告上批到：“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 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 查报 刘犯死刑照准 蒋中正 元、十三。”蒋介石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无比仇恨，立即批准了此死刑报告。 蒋介石批示后，父亲的生命到了最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决定在1959年2月4日对父亲执行死刑。死刑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黄杰亲自操办，为了万无一失，他于2月2日给台北宪兵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派员对“叛乱犯刘光典”执行死刑，同时认命金士祥为监刑官。 1959年的2月4日是立春时节，清晨5时，一队宪兵在金士祥带领下来到台北市青岛路三号国民党军法处监狱，准备对经三审判处死刑的父亲执行死刑。 他们将父亲五花大绑，挂上写有“刘光典”名字的牌子带出牢房。执行官金士祥当场向父亲出示死刑执行书并宣读后，询问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父亲此时面对牺牲，坚定地恪守初心，他毫无畏惧，从容不迫的回答：“没有”。然后，他在执行书上签上姓名，按下了他的指印。这一鲜红的手印是英雄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印记，代表了他鲜红的思想和革命的一生。 按蒋介石要求，他要看到“中共重要匪谍”生前死后的照片。在对父亲执行死刑前，他们给他拍下了照片。这是父亲在台湾深山掘地为穴，渡过近4年艰难生活，又被敌人在监狱中关押5年之后留下的最后影像。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父亲的初心与信仰，没有削弱父亲的坚强意志。此时，刘光典面对即将到来的牺牲，面对记者的相机，在凶恶的刽子手簇拥下，微微向右歪着头，轻蔑平静地对着敌人的镜头，留下了他那张牺牲前的最后一张大义凛然、永垂青史的照片。此张照片说明刘光典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丢脸;没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丢脸;更没有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指战员丢脸。在牺牲前，他不会忘记党和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也可能会想到远在大陆的家人，此时，他不知道他心爱的妻子已经过世近5年。 随后，敌人立即将父亲押送到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罪恶的执行官金士祥一声令下，四名宪兵同时开枪，四发子弹击中了英雄的身躯，父亲的鲜血流尽在台湾岛上。敌人又拍下了另一张更加令人震撼照片。已经牺牲的父亲，仰面倒在宝岛台湾的大地上，他双目怒睁，死不瞑目。父亲在牺牲前，一直坚定地相信，台湾一定能解放，但直到他英勇牺牲前也没能看到这一胜利。所以他满怀遗憾，希望后人去完成他没能完成的任务。 这样，一名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刘光典，怀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广大劳苦大众的关心爱护，走完了他37岁的人生道路。 随后，一份报告打给蒋介石，报告中写到：“刘光典四弹毙命”。随后，国民党当局又以我父亲的遗体无人认领为由，将英雄的遗体解剖。由此可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战士刘光典是多么仇恨。 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经过多年追寻，在各方面及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多方面证据，英雄不会被埋没，父亲的真实事迹终于大白于天下。曾与父亲同关一室的国民党士兵张家林对他十分敬佩，张家林得知刘光典被杀害后感到十分惋惜，他认为：共产党为了夺取台湾，把这么优秀的人物派进台湾，却白白牺牲了。我认为他的话不对，父亲并没有白牺牲，他的精神永存。 父亲身上有着众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 1.他讲政治、树立了革命信仰、在斗争中铸就了对革命事业对党的忠诚; 2.无论在革命工作中还是在与组织失去联系时，他从来不怕苦、不畏难，坚持与各种困难、顽敌进行斗争; 3.他有一颗大爱心、热爱党、热爱人民、为了党的事业和绝大数人民的幸福，他不惜献出自己的钱财、家庭甚至宝贵的生命。今天，我同时格外怀念包括张志忠、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肖明华、王耀东、洪国式那一批父亲的英雄战友们。至今台湾仍然没有回归，祖国没有统一，我们要继承千千万万个为了台湾的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们的遗志，继续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而奋斗。 如何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这一伟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全面论述了中共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湾独立。其中最为令人振奋的是，习总书记提出:在本世纪中叶，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实际上已经为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一项辉煌重任。那就是在建成这一强国的征程中，结束两岸分裂的状况，达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我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应争取以和平手段取得。我们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不断提高国力，到那时，台湾回归会水到渠成。 但是，我们也应做好以武力应对各种局面的准备。因为台湾回归,和平统一会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国际及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绝不会拱手相让，使祖国统一大业顺利完成。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宝岛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因此，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军力，必须制定在特殊情况下，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应对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达到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 今天，我们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一个新时代。我们将亲身参加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征程，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讲政治、树初心、铸忠诚;不怕苦、不畏难、斗顽敌;大爱心、为人民、献终身的精神。 与此同时，为完成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新理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革命的大旗传到我们手中，绝不要让这面大旗倒在我们手中，更不能让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在光荣伟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十几代或更多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奋斗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今天，我们要学习先烈们的优秀品质，继承牺牲在台湾的革命烈士的遗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 台共黨人的悲歌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503889/ 作者: 蓝博洲 出版社: 台湾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张志忠、季澐与杨扬 出版年: 2012-7-2 页数: 424 定价: NT$399 丛书: 百姓丛书 ISBN: 9789868633919 内容简介 · · · · · · 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 黑暗历史侵夺下，一家三口的悲剧故事 从「杨扬之死」的悲剧根源开始说起， 蓝博洲再以报导文学之笔，从历史的积土中， 挖掘五○年代白色恐怖下牺牲者的群像，诉说一个时代悲凄怅然。 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ZG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溃败，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整整长达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史。 关于张志忠的传奇及其妻儿季澐与小羊的悲剧故事，从「杨扬之死」一封留予柏杨的遗书开始说起……张志忠与季澐一家三口被捕的经过，官方档案有种种不同的纪录乃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两人先后被枪决后，关于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也一直有着那样不切实际的传说，要理解小羊自杀的真正原因，历史的澄清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嘉南平原的野风继续吹着，火红的落日已经挂在遥远的西边田野的地平在线了，寂寞荒冢里一家三口长埋地下竟至教世人所遗忘了。纪录这个故事，为了忘却的纪念，只盼将来总有人记起他们吧！ 作者简介 · · · · · · 蓝博洲 TVBS电视台《台湾思想起》制作人；著名导演侯孝贤御用编剧；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时报出版公司曾经的主编…… 在台湾名导侯孝贤眼中，他是“咬住历史不松口的大牛头犬”； 在熟悉他的大陆学者眼中，他是“文化界的福尔摩斯”； 而他也这样描述自己：“为了掌握历史细节，我的写作过程 就像特务一样，只是目的、动机有所不同。” 其作品被侯孝贤导演改编为中国首部国际大奖电影《悲情城市》。 另有作品《台北恋人》改编为电影《好男好女》和数十集电视剧等等。 已出版《共产青年李登辉》等十余本书籍。 曾获《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好书金鼎奖、时报文学奖…… 【序言】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作者 | 汪 晖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的形成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历史观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攫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则处于攻势。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的台湾史叙述是一个包含若干层次但并不复杂的叙述：最表层的部分是将台湾历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 以这一“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在台湾，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概念指称中国大陆，并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关系，是贯穿各主流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1954年签订的“《美中 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美菲协防条约性质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国、以条约规范台湾行为（如不允许主动进攻大陆）、以联防形式阻止共产主义渗透，最终造成了台澎主权未定的格局。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湾人的命运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一口号本来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被转换为针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应，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外壳，“台独”运动和“独台”政治一直在“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台湾”等说法之间闪烁其词。换句话说，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与现代台湾为摆脱台湾殖民性（对于日本殖民统治而言的后殖民性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非但没有历史的联系，而且更是以割断或扭曲这一联系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的转变为契机，通过承认“双战”构造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前提的。如果台湾的自我定位是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的他者”衍生而来，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霸权性区域体制合理化，就是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骤。 正由于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台独”新历史观必须以“遗忘”蓝博洲所探寻的那段地底的历史为前提。这是蓝绿对立中的共识。从1895年《马关条约》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经历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为了从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自主地位的连续性，不惜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修订为“日治”时期，并作为教科书的标准用法加以推广，由此引发了台湾史研究中的“日治”时期与“日据”时期的命名之争。从日本殖民统治的角度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年的乙未战争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的第一时期，大致与残酷镇压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武官总督时期相重叠；1915年西来庵事件（第一时期最后一次汉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时期，大致与日本从大正民主时期迈向法西斯军国主义时期相重叠，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政策被概括为对台实行同化政策的所谓“内地延长主义”；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时期，即“皇民化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当局取缔自治性的社会运动、推进“皇民化政策”，以使台湾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后备基地。 但从台湾抗日运动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时代的分期则有所不同。从1895年至1915年，台湾人民以各种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武力反抗，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年台湾保卫战时期、1895年至1902年间由北部义勇军起义延及中南部响应的游击战时期，1902年屏东林少猫事件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装起义时期。台湾人民在整个武力抵抗时期的牺牲总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日军在台湾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战死的人数，远比甲午战争战死的人为多。至于台湾同胞惨遭日本军警屠杀的总人数，有学者据日方官书台湾宪兵史、台湾警察沿革志累积统计，总数约近40万人” 。这个数字远超台湾史上（包括战后）的族群冲突受难总人数。1915年以降，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终结，如1930年雾社事件就是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里程碑，但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的巩固，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还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转为文化抵抗。 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湾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蒋渭水（1891－1931年）是这一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蒋早年学医并关注中国革命运动，曾致电国际联盟指控日本妨碍中华民国统一。1921年，他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雾峰林家的资助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倡导民权启蒙运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后，蒋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台湾民众党。在蒋的左边，是岛内新兴左翼夺得领导权的台湾文化协会；在蒋的右边，则是与日本统治者妥协程度较高但仍追求台湾自治的林献堂。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夺取了岛内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蒋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台湾工友总同盟，并在斗争中日渐激进、左倾。 与蒋渭水并肩抗日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廖进平、杨元丁、黄赐等，后来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蒋时钦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内地；与国民党关系复杂的胞弟蒋渭川则列入捕杀名单，女丧子伤。 蓝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他串联起台湾历史的断续脉络。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的生命史。锺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枪毙处决的中共党员；另一重身份是蒋渭水的女婿、著名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异母弟。锺浩东年轻时不愿效命于侵华日军，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学，后于1940年携妻奔赴大陆参加抗日，在广东惠阳被误为日本间谍而遭拘禁待决，幸得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少将参议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东区服务队，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从事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们转赴广州，协助处理滞留广州的台胞返乡。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军人和医护人员。锺浩东夫妇等用台语和日语向他们解释台湾历史的演变及回归祖国后台胞均为中国国民的事实，安定其情绪。锺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锺浩东也是《悲歌》中的一个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张志忠批准了由台共党人吴克泰担任介绍人的锺浩东入党。相对于张志忠，锺浩东只是这一复杂的共产党人活动谱系中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环节。作者所以慨叹张志忠、季沄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位历史的失踪者恰恰处于这个活动谱系的关键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可以找到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道路参与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语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作者在书中已经对张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描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参照其他资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显示这一历史脉络的广阔与深厚。 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的台湾南部嘉义的一户赤贫农民家庭，1924年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与了翁泽生等人建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翁泽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后就读于集美学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时等早期共产党人任教的上海大学，1925年参与“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至1927年间在漳洲发展组织。1928年4月15日，他参与创建了以台籍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32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政府，送回台湾。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张志忠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嘉义地方负责人，并因此被日本当局逮捕。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是王万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万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在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转籍至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与翁泽生一样，1924年在上海大学就读，受到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1928年参与组织台湾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介绍，蔡孝乾与许多台湾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也是台共成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脱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 1932年，张志忠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又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并回台湾重建台共的党组织。侯朝宗（1905－1968年），嘉义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为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后潜赴大陆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宣传工作，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的新竹县长；1946至1947年，他负责筹备华南商业银行(由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而来)，并出任董事长，由此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悲歌》开篇叙述柏杨寻访刘启光，其根据便是后来被证实是张志忠、季沄儿子的杨扬自杀时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书。 也是在1932年，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关押，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装疯的方式获得假释后脱逃。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曾帮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战俘学习进步理论。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师团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区的一次战争中受伤被俘。八路军为其治伤，他还受到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慰问。此后，他发起组织“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并担任书记。1942年，秋山良照带领反战同盟成员参加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表现英勇，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评价。 1946年，张志忠秘密回台，并与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指导其工作。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和改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谢雪红（1901－1970年），台湾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补委员。1945年10月，谢雪红在台中组织人民协会等组织，后遭陈仪政府强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号召人民起义，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她的领导下，起义者攻占军营及弹药库，为嘉义、虎尾等地的起义军供应弹药，并于3月6日组建著名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起义失败后，谢于1947年5月经上海逃至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发之后，张志忠与许分一起前往东石，接管拘留所，释放犯人，他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组织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嘉义民众对警察武装实行缴械，并占领市政府。张志忠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嘉南纵队”，又称“台湾自治联军”。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坚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时30分，张志忠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45岁。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江户川柯镇恶 2015-05-02 19:59:40 中信出版社2014版 于无声处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张志忠，本名张梗，化名老钟，嘉义新港人，台湾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妻季沄，亦为中共党员。战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在嘉义举兵反对国民党，兵败转入地下，1950年被捕，国民政府总政战部主任蒋经国多次劝降无效，1954年被国民党枪决。 …… 199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追赠张志忠、季沄“革命烈士”称号。台湾则有左翼历史传记作家蓝博洲于2007年出版“孤坟下的历史：张志忠及其妻儿”一文，收于联经出版社之《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一书，记述其事。“ 上述文字摘自百度。 读罢此书，我特意百度了一下张志忠烈士，还好历史没有忘记，一股欣慰感油然而生。 尽管看过了太多红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我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当年的热血志士的革命信念为何能如此的坚定，而从一位台湾作者笔下写出当年我党一对革命伉俪的生死悲歌，我更是很惊讶的。 无法想象，信念对一个人是如此的重要，这股伟大而神秘的力量可以驱使人们克服一切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险阻而一直坚持在革命事业上。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得其中的很多推理显得有理有据得多，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张志忠夫妇的成长历程，他们既是铁血，也有柔情，尤其是夫人季沄入狱后写给家人和儿子羊羊的信中展示的他们温情的一面，这一点在我现在初为人父之后尤其受到感动。 整本书大部分文风是纪实性的，然后最后作者描述去祭拜的那一篇却格外的煽情。一对为了台湾人民幸福未来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志士，最终被散葬在一处荒凉的乱坟处，而且因为不为人知而鲜有人去悼念，令人揪心不已。 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先烈们不知忠骨在何处？于无声处，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听到惊雷，然而，就像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结尾说到的：”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就像本书的作者一样，感谢。 sunfai 2013-06-11 09:59:37 筆記 -第一次接觸跟台共相關的資料/書, 還是比較震撼的. – 作者在書中表達的立場對台共/中共台灣省委比較友好. 不過有幾點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的國民黨真的是惡名昭著, 尤其是加上後來的白色恐怖迫害; 相比之下台共一直處於邊緣/被打壓的位置, 其受人’同情’的特性便不難明白. 若因讀… (加载中…) -第一次接觸跟台共相關的資料/書, 還是比較震撼的. – 作者在書中表達的立場對台共/中共台灣省委比較友好. 不過有幾點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的國民黨真的是惡名昭著, 尤其是加上後來的白色恐怖迫害; 相比之下台共一直處於邊緣/被打壓的位置, 其受人’同情’的特性便不難明白. 若因讀到類似文章便以為共產黨在台灣有多少市場, 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 書中展示共黨作為地下黨的組織工作, 讀來挺像看電影. 當然那種’革命’的投, 確實不是我們這一輩人能夠理解的了. – 讀到季澐最後寫給兒子的幾封信, 還是讓人十分傷感的. – 書中有提到共黨對台灣當時的分析, 有很正式的也有比較私人的東西, 比如說對台灣的鐵路系統, 識字率的讚賞等, 挺有意思; 還有台灣當時有沒有形成一個民族呀, 省藉的問題等等. – 革命時期提的口號/政綱都很好聽, 真正上台後是否這樣做大家都知是甚麼會事了. – 革命黨雖然提的口號都’很好’, 但想來為甚麼這些事情要用那麼’地下’的方式來做呢? 或許當時的社會情勢沒有公民社會這樣的概念, 一來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 接下來可能要看的是, <中共在香港>。 雪 2014-09-25 00:08:52 中信出版社2014版 汪晖对话蓝博洲：反驳“台独”史观，让台湾民众多了解中共（转）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汪晖对话蓝博洲：反驳“台独”史观，让台湾民众多了解中共 澎湃讯 2014-09-24 19:34 来自澎湃新闻m.thepaper.cn 来自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121 【编者按】 1945年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组织地下党活动，与国民党展开长达八年的斗争。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共产党机构曾组织过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活动，但因实力悬殊，抵抗数年后终被血洗。一部分台共党人或投降、或叛党，但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夫妇却于1954年从容赴死。 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的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即以张志忠夫妇为主角，展开描述了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简体中文版，9月14日，新书发布会暨“寻找失落的台湾历史记忆”座谈会邀请了台盟中央官员、著名历史学者、老台胞、台湾文学批评家等人致辞并发言。经授权，澎湃新闻特摘取与会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和作者蓝博洲本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来自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121 汪晖：首先我祝贺蓝博洲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几个月前，蓝博洲先生和我的朋友让我来写一个序言，我其实是非常惶恐的，因为台湾去过多次，但是谈不上理解。因为从甲午战争到两岸分治的格局形成，两个大的中间有日据时期，发生太多的事情了，不仅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不仅是在这个区域，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所以怎么去把握这段历史？我觉得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读蓝博洲先生这本书的时候十分感动，感动于当年的革命者，这样献出自己的性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完全忘了自己，这种精神在今天实在地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敬佩，但是你要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这样做，他们身上的精神，我们应当礼赞，但是真正想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斗争生活，既要有信念还要有政治上的了解，这样的过程不是一个今天那么多人容易接近和理解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第二个感动，是感动于蓝博洲先生，从他早期的写作开始，前后将近30年了，一直在努力发掘这样的历史。我自己在序言里面也说过，他似乎用他的写作把自己嵌入到这个历史的现存里头，他身上有一个使命感，要连接起先辈的斗争和今天这个时代。这当然不止蓝博洲一个人，他们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由于时代发生重大的变化，就特别需要有人，不仅是叙述，而且是身体力行地让你感觉到这个历史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就还能生长出新的东西来，如果中断了再去接，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台湾的特殊的历史命运，连接传统的努力，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我非常非常钦佩。 第三，我觉得读完他的这些书和他的其他著作，有很多感慨。我自己做一点思想史、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深知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实在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如果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研究，会发现研究十九世纪，或者更前，大家的兴趣很大，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尤其是跟革命相关的历史，其实是非常难的，不仅是史实方面的问题，而且是逐渐地失去了对这个历史时代的脉络、气质和精神的把握，这个动力越来越稀薄。历史发生变化了，今天两岸关系也发生变化了，因为统一的问题，统独的斗争，敌我的关系，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产生出来的变化的敌我关系到今天又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所以这样一个变化的条件下，怎么理解这个历史传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来说，要理解犹为困难。我们怎么发掘和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这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所发生的斗争，这几代人的命运？从台湾的角度，我觉得蓝博洲先生的工作给了大陆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契机，一个重新从一个特殊角度去看待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角度。今天，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的争论都是巨大的，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在大陆流行文化中，“民国热”非常盛行，用这样语境来阅读蓝博洲的作品，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些震动，让我们重新进入到历史里面，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乃至理解我们生存状态。过去，我们老师一辈的，都早已经提出“告别革命”这种说法了。告别革命，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状况，因为在今天不太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大概也不大会有人这样去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不等同于对革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传统的否定，如果把这个历史传统否定了，我们现在的中国认同，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源泉和历史的地基都会被动摇，这是今天这个中国社会面临的非常巨大的问题。 更不要说，我们的双战构造，也就是内战、冷战的构造，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重新巩固。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就在这样的意义上，发掘这一段历史，不但是对先烈的一个纪念和致敬，也是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今天到底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思考这个突破双战构造的方式的可能性，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启迪。我也觉得特别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当中，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顺便说几句，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叙述里面，台湾的现代史，台湾现代史，台湾的文学，可以说是被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门类放在这样研究。比如我们教现代中国文学，或者教现代中国思想，并未将台湾内置于叙述，它实际上是中断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叙述现代中国史、现代中国思想史或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台湾问题是放在另外一个方向的，由一些特殊的专家研究，不是在我们的基本的教科书的或者是我们教学的基础性的框架里面，这个状况必须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就等同于我们的知识状况服从于双战构造的状况。我们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方式来突破这个冷战和内战给我们造成的隔绝，在思想上、知识上、情感上作出突破，那我觉得对年轻一代人而言，这个机会更失去了。因为日常生活的实际的确是存在的，在今天需要有一点紧迫感，在中国大陆需要有这个紧迫感。我知道很多台湾的朋友有这个紧迫感，但是在中国大陆有紧迫感的人很少，我实话实说，没有这样的紧迫感，是对于问题缺少一个尖锐的意识。所以我很高兴蓝博洲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我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台湾朋友的著作在大陆出版，给我们一个机会，也使得大陆的学者和写作人能够跟上，把这些工作重新接续下去。 来自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121 蓝博洲：前面刚刚几位前辈都讲了很多，包括汪晖先生，他的序，他的发言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为什么要在大陆出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是把被埋葬的台湾地下党的历史挖掘出来。困难的就在这里，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台湾地下党的历史或者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是长期以来都是不能谈的。我1960年出生，1968年上小学，那时候是大陆的“文革”，我们走出家门，跑到操场围墙，杀猪打马，反攻抗日，到了教室也是这些东西，还要唱歌、升旗，校长的训话还是反攻的言论，教室后面也都是反共标语。那时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寒流》，里面的共产党好可怕，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很深。然后就这样，一年一年的，都是这样的教育。 你说接受这样教育的一代人，他能不反共、他能不恐怖吗？不可能。所以我自己1979年在学校任职的时候，整个校园是一片肃杀的。然后过了一个学期才慢慢平常。当时大家都支持民进党。参与党外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谣传说，好多年以前，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很多人，刚开始不敢说，我们只听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很隐讳地讲，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很多台湾人。慢慢地才知道，那个符号出来了，“二·二八”。 我15岁立志要当小说家。搞文学的人要关心社会，要了解自己土地的历史，所以就试着理解这些传说中的一些历史，可是真的是找不到答案。我经常想，两岸的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该怎么看？比如今年所谓“太阳花”的闹剧，就是说你怎么让台湾的年轻人认同，认同中国。希望两岸统一？我觉得很难。用什么来吸引他们？他们是活在一个“反共”社会的年轻人，他祖父、父母都“反共”，他不了解后就“反共”，他尤其受这一代人的影响，喝去中国化的奶水长大的，根本没有中国心，中国情，我们这一代老讲“反攻”教育，但我们还是有中国情、中国心的，虽然要“反攻”，但都是中国。但“台独”就是不要长江黄河。你只要回想受教育史就知道，你的中国心、中国情还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没有中国心、中国情，他也不一定反共，他也愿意来中国大陆，他觉得他是出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愿意交流，愿意参加夏令营，但他没有认同。他也不了解共产党，他怎么知道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他怎么知道长征的共产党？他怎么知道1921年的共产党？他完全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可能首先要在宣传上让台湾民众多方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它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还是要想办法用各种方式让台湾了解，了解了以后，你才不会没有道理地恐共。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到底跟台湾，跟台湾人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有很多东西要讲，而且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台湾人民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和建设，台湾人是参与的，不是区隔的。你让台湾民众了解了以后，台湾民众可能才会有所认同，要不然我觉得前景是无解的，让人悲观。光是经济让利，是争取不到民心的，民众不了解，如果让台湾民众知道更多的相关历史，那你就可以把被颠倒的历史就颠倒过来。 我接着就说，我的《台共党人的悲歌》，还有其他的一些写作，它的意义是在这里，它对“台独”历史的论述有一种反驳，比如，“台独”说“二·二八”以后台湾人开始搞独立运动，这是谎言。“台独”是土改以后才开始有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历史事实，去反驳他这种被他们收归过去的历史解释权，要不然就很难。“台独”叙述的历史虽然是假的，但是影响着老百姓和媒体。 到现在我们搞白色恐怖的纪念活动，媒体也说“二·二八”，在台湾“二·二八”就等于是“台独”。因为很多人本身就同情“台独”派，所以我的书在台湾卖得越来越不好，他们不理解这种情结。 总之，台共的历史前面讲了很多。你如果不理解、不处理会流失更多的东西，包括地下党历史的家史，这个是让人家很痛心的，但是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知道他们父亲、母亲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不知道他父亲是共产党，他会说怎么可能是？如果烈士的家属都反对烈士的理想，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最大的悲哀，我不指望我的书能影响一代大众，但最起码要影响这些烈士的家属，如果这个都做不到，那我就不晓得我们要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怎么谈统一了。 黄纪苏：沉重的《台共党人的悲歌》 文艺 1年前 (2016-12-17) 黄纪苏 0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5548 《台共党人的悲歌》我一直想谈谈却一直拖着。这本书是去年秋天读到的，读完合上书，感觉像是从岩石缝里钻了出来，以后一想到还要钻回去就不由自主地深呼吸。要不是今天朋友的一句微信，我还会一拖再拖。 这部传记的主人翁是两位鲜为人知的共产党人，台湾籍的张志忠和他的江苏妻子季沄（原作芸，误）。他们都是上世纪前半叶参加共产党的知识青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张志忠担任中共台湾工委的军事负责人，季沄在学校教书——不光是掩护，也是生计。二二八事件后，台共发动军事起义，由张志忠领导。起义失败后，他们转入地下，后双双被捕，先后就义。这其实是上世纪那场革命中司空见惯的故事。当年关在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得知新中国成立，兴奋之余用背子面制作了一面国旗。由于只知“五星红旗”而不知具体图案，他们凭想象在旗的正中摆上一颗大五星，四角各一颗小五星。这些五星的角很平缓，其实就是个五边形每边弧进去一点，显着丰满而柔和，就像母亲怀中婴儿的脸庞。这些革命者本打算举着它冲出监牢与解放大军会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倒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当新中国的太阳照到他们身体的时候，弹孔中的血还在流。张、季夫妇也属于“赍志而殁”，却更让人压抑。且不说他们的尸骨连同身世早已委诸荒烟蔓草，他们遗下的一个儿子后来加入国军，据说还要派回大陆从事地下工作，其惨毒远过斩草除根。不过这孩子后来自杀了。行文至此，不知为什么想起陈寅恪先生“元佑党家犹有种，江潭骚客已无魂”的哀痛之句。 把张、季的故事同他们以及无数青年殒身不恤的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放在一块，让人更觉沉痛。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他们没看到，我们都看到了。近日网上有文章指某开国元勋的后代富可敌国，一位友人发来激愤的微信，说这让“整个中国革命看上去就像一场骗局了”。其实，不用等这类文章“揭秘”“起底”，老少权贵们举着这场革命的产权证虎咽鲸吞、比起这场革命当年兵锋所指的巨蠹国贼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就不是秘密了。我有时在微信朋友圈里会跟一些“果粉”争辩，他们对当年国民党的病态美化，对当年共产党的病态丑化，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但他们的现实所指谁又能说就错了呢?今天的无产猛虎、共产苍蝇，别说不如今天的国民党，就是当年的国民党谁又敢说他们就如呢?起张、季于地下，谁又敢保证老两口不会彼此搀扶着一路小跑加入“两头真”的行列，逢人就宣传“人类普世价值”呢? 博洲先生以数十年时间寻绎史迹、复原史事，为死难烈士立传。如此惛惛之事、冥冥之志，仿佛千年前敦煌、云冈崖壁上孤独而执着的斧凿声。我接触到的台湾“左翼”学人，身上多有一种质朴方正之气。道理想来也简单：共产党在那里一直是扑杀的对象，这些年也只是不用坐牢而已，想荣华、谋富贵、耍威风的人都去了别处。而在大陆，“如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属于国家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什么样人招不来呀。如今“左”在不少人那里越来越是梯子、棍子，越来越不是担子了。我一直不大好意思以“左派”自居，这其中确有跟他们观点不大一样的原因，也有老模老样不适合左岸小挂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真正的左派须要担起高远的理想和沉重的人生，像我这种游手好闲、没事爱溜个胡同跳个广场舞的人就别逞那个能了。《台共党人的悲歌》及其坚韧漫长的写作过程，算是又提了回醒。 (作者：黄纪苏） ———————————————————————————————————— 真实的国共三十年谍战 老刘001 2017/9/15 14:43:14 http://bbs.tiexue.net/post_12723225_1.html 节录 中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轻松肃清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而国民党在台湾取得胜利。【国民党在台湾继续施行戒严，加强特务组织建设，军事上因金门战役获胜得到短期的安全保障，随后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军防守台湾。暂时消除了解放军的进攻威胁，当国民党在台湾做足组织动员和思想动员后，再也没有人能有意无意保护间谍、阻挠侦查，这迅速提高了反间谍效率。】 1949年7月，一份台共的《光明报》被交到蒋介石面前，证明台湾有地下党活动。愤怒的蒋介石召集毛人凤等开会商讨。当毛人凤散会走出来后，台湾保密局上校谷正文说正好有卧底潜入一个共产党的工会，毛人凤立即命令他从会计室拿两千元办案经费，迅速去办案。 国民党此时山穷水尽，会计室里只有800元，谷正文只领了500元，不过他很快抓到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之后的进展也非常顺利。（按：1949年8月18日，从台大法学院毕业的王明德（民进党政客王世坚之父）破口，保密局循供逮捕了成功中学与台大学生及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等44人。从此拉开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台湾中立化”方针：第七舰队悍然驶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 在美国支持下转危为安的蒋政权于是以反共之名发动了筹措已久的全岛规模的军法大肃清。据保守估计，在这场长达五年的巨大的恐怖政治中，至少有上万名以上不分省籍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沦为民族相残、祖国分断的时代牺牲者；数以万计的民众被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 ——蓝博洲 《台湾向何处去 ——“二二八”与台盟的人民民主斗争》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1144 ） 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脱。但他的随身资料暴露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非常好，他用这层关系和军衔来施压谷正文，但这一套做法在台湾失效，周至柔拒接吴石的电话，吴石被捕。 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彻底摧毁。【主导破案的谷正文深切体会到，当解放军的登陆作战被无限期拖延后，孤立无援的台共成员们意志消沉，被捕后很容易变节。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彻底摧毁。此时，尽管共产党的整体实力远强于国民党，但它在台湾的谍战以全军覆没告终。（来源：凤凰周刊 ）】 热门评论 2楼AD73 台湾是个特例。长期被日本统治。到1946年中共华东局才开始在台湾建立地下组织。而且领导又是个好色之徒、腐化堕落。 在1949年以前中共各级情报机关和军队情报系统都不可能将台湾作为自己系统主要发展地区。所以中共地下组织在台湾的力量很弱。 以下见 罗援：《风筝》谍战！中共王牌特工比郑耀先更传奇 来源：纪念中央特科暨隐蔽战线九十周年 2018-01-17 10:38:40http://www.yangtse.com/app/ent/2018-01-17/507269.html 吴石将军潜伏台军高层多年，最后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上图）。他的骨灰直到1994年才魂归故里。 我父亲【罗青长】为他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罗青长（1918年9月4日—2014年4月15日），四川苍溪人。1932年秘密参加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罗青长同志因病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2014年4月21日，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宝山送别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1] 人物关系 浏览(132) (0) 评论(0) 发表评论 共有0条评论 当前为第0/0页 首页 上页 下页 尾页 跳转到： GO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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