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坚决”，如何“稳步”——以胡一川、徐悲鸿为核心的华大三部美术系与国立北平艺专的合并问题（上）
华天雪-美术学报
1949年10月，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1]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与它们各自经历过的历次变迁不同，此次合并是两套美术教育体系从打乱、揉合到重塑的过程。前者以“客”入“主”场，最终“反客为主”，将原教学框架逐渐打散、打碎，有选择地“揉”进自己的体系，并在消化多种元素基础上，富有创造性地建构起新美术教育系统，成为具有示范性的模式，推行全国并影响至今。
不用说，这个合并是艰难的，但到底有多难，其过程、步骤、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合并的得失是什么，胡一川和徐悲鸿这两个核心人物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都需要予以解答和深入研究。因为由之诞生的中央美术学院，在近七十年的中国美术生态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根源上认知这个与我们今天仍然息息相关的美术系统姜由美。同时，它更是书写新中国美术史绕不过去的段落[2]！
据笔者对所掌握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合并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合并”前的独立发展期
从华北大学（以下简称“华大”）迁入北平到其美术系与国立北平艺专（以下简称“艺专”）合并前，有一个各自独立发展的短暂时期，它们在时间上略有差异，即前者于1949年3月迁入北平，在经历二十余天的修整后，于4月正式开课，9月中旬结束；后者自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旋即经历月余的“军管”，于3月初正常开学，7月正常放假。
这期间，华大三部美术系的教学体现了延续“延安系统”的完整独立性，而艺专则经历了新政策、新思维的缓慢渗透与改造，貌似延续着原有的运行，实则并不平静，艺专及其教职员生初尝以艺术紧跟政治的被动与无所适从。
这两个分别由胡一川和徐悲鸿“领军”的机构，在这个时期需要各自表述。
（一）华大三部美术系之“合并”演练
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开展国防教育，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四个部，1940年10月，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设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个系及一个文工团；教育学院设教育系及中学班。
1941年3月起，改设法政、文艺、教育三个学院和群众工作、中学两个部。
1942年缩编，仅保留教育学院。
1945年底教育学院随军进入张家口，恢复原来的三个学院。在该校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唐县的农村到张家口、束鹿县的农村及正定县城的9年多办学中，毕业生达8000余人，对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以及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邪御天骄，中共中央预见到全国的胜利将急需培养大批干部，于8月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干部，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成立时在校学生15000千余人，下设四部两院，即一部为政治训练班，二部为教育学院，三部为文艺学院（沙可夫任主任），四部为研究部，两院为工学院和农学院，于1949年3月迁入北平。
各部院后来或发展为新型的独立院校，或与相关单位合并组建成新院校。从1948年8月成立到1949年年底结束，该校共培养干部19000余名。
胡一川于1945年年底即到迁至张家口的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工作，任总支组织委员；1947年曾带领华北联大师生参加土改；1948年任华大三部美术系副主任；1949年1月15日任天津美术工作队队长，并作为军事代表负责接管天津艺术馆；约4月到北平，主持华大三部美术系的工作（图1）。
图1 1949年4月，中央从天津调胡一川回河北华大三部任美术系书记，带队与北平美专合并。
在1949年3-8月的学期，在刚刚接管北平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千头万绪中，新政权采取了“新”“旧”两套教育系统暂时独立进行的办法，未被取缔的学校在名义上接受军管后大多基本维持原有教学秩序，而延安系统的学校则继续偏重新中国所需各方面干部的培养。
除原有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军大”或“政大”）外，又于1949年2月在北平西郊西苑创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接收学员12000余人（其中住天津分校的3000余人，在平学习者9000多人），以失学学生占最大多数，职员、教师次之，此外还有小部分商贩、旧军人和失业工人等，学期约6个月，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当前各种政策和形势、共产党建设及历史等，艺专教员宋步云即曾在这里学习。
这个新组建的学校还容纳了100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其中老干部占三分之二还强，这与接管北平的“两快两慢（物资与政权要快，文化与外交要慢）”方针和“表面慢实际稳”方针相一致，正如他们被反复告诫的那样，对于接管了的文化、外交、教育等机构，与其在未摸清情况时冒然插手，不如先尽量少去干扰，集中于驻地政治学习。
华大因设在城里，规模比革大小得多，也更专门得多，即除了必需的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培养符合新思想、新政策的创作人才。
据胡一川《在华大三部美术系美干班编班动员会上的讲话》和《在华大美术科毕业典礼暨入团仪式会上的讲话》，华大三部美术系此学期教学为短期训练班性质，共招收180名学员（实际毕业人数约164人，其余10多人毕业前即被派出工作），其中极少数来自老解放区，其余大部分为平津解放后失业失学、要求进步的青年，他们来自的地区、阶层、成分、年龄、文化水平不同，入学动机也不一样，思想情况更是复杂。
对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共的方针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此期共分三班，罗工柳、彦涵和辛莽分任班主任。
教学强调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纠正为艺术而艺术的旧艺术观，弄清艺术为谁服务和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以培养做普及工作的人才为目的。
通过不到半年富有实效的教学，积累了不少改造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经验：
1. 从每个人具体情况出发，以自学、互助、辅导、启发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过去的思想行为有了新的批判，初步养成了新的生活作风，端正了新的生活态度，建立了新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组织观点、阶级观点、唯物论观点等革命观，初步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2. 通过讲座和报告会的形式，快速改变了过去的政治认识，改变了对共产党、苏联、人民、八路军、蒋介石、美国等的看法；
3. 通过纠正只有技术没有政治内容的纯技术观点，以短时间素描石膏像训练后立即画人物、多搞创作的方法，解决了过去不习惯或不敢、不知如何创作的问题，对于如何选择题材、如何表现主题等有了一定认识，对美术工作的对象（即为谁服务）、普及与提高（即如何为法）问题也有了明确认识；
4. 大量发展团员，在135名青年中发展了83名团员，占61%，通过他们所起到的积极带头作用推进思想改造和教学任务的完成。
这些工作方法与“延安体系”一脉相承，后来均融化到对艺专的合并与改造中，此次教学实践可以说是“延安经验”在面对城市文化建设新形势时的初次变通和与旧体系的浅层次磨合，亦似可看作“合并”的演练。
华大于1949年9月9日举行了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品一大部分来自此期学员的创作；9月14日前完成了学生毕业分配等工作。至此，华大三部美术系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二）国立北平艺专和缓而坚决的被改造进程
不用说，艺专在这几个月间的情形远比华大三部美术系要复杂得多，和北平所有机构一样，它面临着由旧到新的质变，且“变”得被动而仓促林立雯。它面对的变局不单单是内部的，而是内外夹击式的，外部的政治形势决定性地制约着学校的种种变化，办学与政治的关联从未如此紧密。
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军管”。
1. 艺专所面对的“军管”的一般情况
北平从2月到4月实行了军事管制，以武装为后盾，全面接管包括政权机关、物资机关和文化机关在内的所有机构。
北平军管会之下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于1948年12月21日奉命成立，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钱俊瑞、陈微明（沙可夫）、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等18人为委员，其中钱俊瑞为主任，沙可夫为副主任[3]，下设四部：教育部（包括高等教育处、学术机关处、社会教育处）、文艺部（包括戏剧音乐处-戏剧组、音乐组，电影处，艺术教育处-艺专组、社团组）、文物部（包括博物馆处-故宫组、历史博物馆组，图书处-图书组、文献组）、新闻出版部（包括新闻处-报社组、通讯社组、广播台组，出版处-书店组、刊物组）。
其中文艺部部长沙可夫，副部长李伯钊、马彦祥；艺术教育处处长艾青，副处长江丰、李焕之[4]；艺术教育处接管代表组组长沙可夫，副组长艾青，组员江丰、李焕之、陈企霞，艺术教育处联络组组长王朝闻[5]。
该委员会以华大干部为主，共500余人[6]。
艺专直接对接的首先就是这个委员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艺术教育处艺专组，相关负责人依次是艾青、江丰和王朝闻。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的胜利，军队还要继续南下，不能把许多兵力压在北平，因此军管会的任务只能是在短期内对极少数破坏分子进行镇压。
鉴于此，军管会在进城前就确定了“两快两慢（物资与政权要快，文化与外交要慢）”的方针，认识到“初接收一个城市，如果一律因袭旧的，而不加以改造，不加甄别，是错误的；反之，如果一律推翻，完全换成新的也不行。一方面新的一套未必合适，同时全换也不可能”[7]。因此除了权力机关和物资必须立即接管外，其他被接管机构，由于共产党干部还没有经验，除撤换必要的主管人员外，先以军管会名义和派遣军代表的方法，指挥原有人员照常工作，即以共产党的政治和原有技术力量相结合。而所谓军事代表制度，就是一个军事代表带两三个联络员去接收被接收的机关[8]。
从文管会成立到1949年2月1日入城前的一个多月里，所有干部除了了解情况并拟定、修改接管计划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接管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政策，节选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原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和《知识分子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必修文章[9]。
在入城前，叶剑英向自己的干部强调“对文化接管要慎重，尊重文化界，要斯斯文文地对待他们”[10]。彭真也说：“现在正是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靠拢我们的时候，要严肃态度，正式向他们讲我们的主张，不要敷衍他们，不要马虎、态度要好、帮助他们、与他们合作。”[11]
叶剑英在1949年3月2日的《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上更是坦率地对民主人士们说：“我们深深感觉建设一个新北平，如果不团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如果不将一切革命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是做不好的。”“我们共产党领导者谆谆告诫自己的党员，要很好的和非党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只有团结非党民主人士的义务，没有排斥非党民主人士的权力。”因为，“二十几天的接收工作已经快结束了，艰难的管理工作即将开始”，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后，将长期地进行建设工作，这比军事工作还要困难得多”，而“在座的先生们，无论在城市知识、城市管理、城市政策各方面，都是我和我们干部的先生”[12]。
这种“慎重”或“慢”（或者“表面慢实际稳的方针”）“能照顾中间的多数，可以稳住北平各院校的教授，甚至影响及于全国”[13]，显然是中共应当时状况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而其最终目的至少在面对自己的干部时并不隐晦，如叶剑英在1949年1月20日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北平入城准备工作的报告要点》中将列宁的“妥协的形式，消灭的内容”，具体解释为：“所谓消灭有两种方法，一是武力解决，一是民主改编，把他们的士兵进行民主教育以后，变反革命武装力量为革命的反蒋武装力量，是一种性质上的改变，这也是一种‘消灭’……当然这些人不一定可靠，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不可能和他们长期共居的，这些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造教育，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可以重新任命，我们应该在这个期间逐渐地全面切实控制这些机关。大批地训练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职员，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党极其严重的任务了，……俟旧人员逐渐由辞职调走，慢慢将我们干部放进去，最后达到完全控制。”[14]
对于包括艺专在内的学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开负责人及员生工警代表会，由军代表宣布接管方针、政策，接着开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讲解方针、政策。接管后的人员生活和业务统由军管会处理，并酌留联络员驻于该处，到正式移交管理机构为止。军代表负责审核旧人员之去留，监督原主管人员继续工作，调查研究本单位情况和熟悉业务等；联络员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军代表执行具体工作，同时负责通过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对各层人事关系以及各人员的政治面貌、学识技能、群众影响等进行调查[15]，即把“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检查结合起来”[16]。
军代表有长期、短期之分，原则上若旧人员经考察后表现不错，军代表便撤回，并“将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这种形式”，徐悲鸿的继续留任即是典型例证，而且其留任并未经考察，这应该与其名望、统战重点对象身份、明确而积极的配合态度和艺专的较强专业性等均有关系；相反，若军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学习，真正充分熟悉业务了，比旧人员做得好，就正式任命为主管[17]，即能换成军代表就尽量换，换不成，则退而求其次地使用那些经过了一定改造、表现较好的旧人员。但从后来的事实看，旧人员大多迟早是要被换掉的，而这翻转的命运也同样发生在了徐悲鸿身上——自1951年7月江丰回到央美，徐悲鸿便被以身体原因搁置起来直到去世。
一揽子式的集中而简单的军事接管大多较为顺畅，但在维持正常运行方面却多感棘手，于是在3月中旬即“把一切公营事业和文化教育机关移交给一定的业务机关去领导，按照统一的建设计划恢复和加强其本身的工作”，同时精简军管机关，继续镇压反革命残余[18]。即真正的军事接管从2月2日正式开始，在约1个半月中，北平原政权机关、文化教育、企业、交通等大小1000多个单位差不多全部完整接收，并在1949年4月完成移交[19]。艺专也由军管会文艺部移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高教会”）。
接管清点之后，接着就是人事问题了，规定整个北平“教职员、生、工、警及其他文化从业者30000余人，除了工人、学生外，其他无论政权或企业部门的公职人员、管理人员等都须做甄别，文教部门的政治性人员，如党义公民教员、训导人员及新闻出版部门的编采人员、法院的推检人员等，原则上不予留用，广大中下层职员则需经过考察分别决定，其中重要特务分子送交公安局受训；一般特务或党团工作人员开除，登记，听候处理；贪污分子开除，重大案件送法院究办；年老力衰、无工作能力及思想顽固、生活腐化者资遣，令其退休；其余则分别留用，须在本部门接受短期训练或送华北三大学（华大、革大、军政大学）学习；属于企业技术部门……一般不予变动”[20]。“在各接管单位中，派系斗争、裙带关系、封建集团要一一予以摧毁，代之以统一的职工组织。”另外，准备成立一些研究机关，“吸收一批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予以教育”。但“真正做到彻底整顿人事需要较长时间”，迫切任务是“必须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主持业务与行政，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否则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就会影响管理工作的推进”，而“配备干部要兼顾到个人的长处与工作需要”[21]。
治校，除了人事，便是课程的设置了，对此，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深知课程变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将原有课程分为三类，分别对待：内容反共反人民的根本否定；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和实践有若干脱节的，留待将来改造或改良，但目前无暇解决，这主要指理、工、农、医、铁路等；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如文学、教育、经济、地理、艺术等，或部分暂时尚可采用，或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22]。针对当时情况，课程方面可以立即着手的就是所谓“抓紧思想上领导”，即“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在各大学进行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的讲演[23]。
以上种种，就是军管时期与艺专关系最为密切的背景了，艺专的变化首先离不开这个背景的规定性。
2. 军管及军管之后徐悲鸿的政治处境
从军管开始，徐悲鸿的处境存在着明与暗两条线，即明面上的徐悲鸿风光无限，但隐晦处的情形却有所不同。
北平解放之初，徐悲鸿就与进城的延安系统的美术同行有了接触，参观了华大美术工作队，看到了江丰介绍给他的多种延安风格的年画，其突出的教育意义给徐悲鸿留下深刻印象。徐悲鸿当即决定在3月初新学期一开学就在艺专大礼堂举行“老解放区美术作品展览”，并对展品中王式廓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图2）赞不绝口：“论题材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主题新颖；论构图，这幅画最完美；论人物，最成功；论技巧，最高明。……是一幅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起教育作用的杰作，美术学院可请他当教授。”这个“当教授”的“承诺”确在合并之初就得以兑现，这是后话了。徐悲鸿还对画展上冯真的年画《娃娃戏》、林岗的《赵桂兰》和罗工柳的《地道战》等，均给予肯定和鼓励。在其发表于4月3日天津《进步日报》的《介绍老解放区美术作品一斑》一文中，甚至断言“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起点”，这些作品“都能以毛泽东先生的文艺政策为依据，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主题，所以必须叙述翔实，摹写精确”，能“与生活感情相溶化”，“当然为大众所爱好与接受”，而他自己“虽然提倡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受劳苦大众，事实上也无法接近，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广大的劳动者与艺术是完全隔绝无缘的”。徐悲鸿并提议由政府指定雕刻家或画家，为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英雄“描绘其像与事迹，陈列于公共场所，以资表扬与鼓舞”，他还认为这种能反映时代的“重要文献”，必将与古希腊遗留下来的胜利武士像媲美，光耀文化，并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革命浪漫主义作风，垂之久远[24]！
图2 王式廓 《改造二流子》 套色木刻 16.5×25.4cm 1947年
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出徐悲鸿在展望未来新美术时的真诚与热情！他对解放区画家与作品的赞扬并不由他们的职位高低而定，也并未广泛肯定，所评更非泛泛，均是他真正认可之处。他最后的建议也是他历来向政府提出的，只不过面向的是不同的政府而已，可以说他的艺术观几乎没有阶级性，他还是在用习惯的思维思考新中国美术的未来！
也是在新学期之始，徐悲鸿倡议在油画系开设短期、临时性的领袖像课程，以配合当时的宣传任务，并亲自指导，且指导得非常具体、详细。开设该课程的创意或许并非源出于他，但这样的倡议还是充分体现了他积极配合的态度，同时，也应该有把课堂教学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提高学生人像写实能力的考虑，二者并不冲突。
3月3日，徐悲鸿在回复老解放区美术工作者、《东北画报》编辑尹瘦石的函中说：“弟虽与人民解放军方面无任何关系，但逆知其作风开明，故留平未走，果得军方嘉许，留任现职，且多方协助，弟自问无与人民不合之处，故敢毅然接受此职。”对人民解放军作风开明的认识和“自问无与人民不合之处”，体现了徐悲鸿对共产党的直观认识，和对留、走问题的简单认识。
如果梳理徐悲鸿在解放初的活动，就会发现他置身于一批最高级别文化名人之列，频繁出席各类相匹配的活动，热闹而风光，如3月3日与70多人在北京饭店出席了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者委员会和华北文艺界协会举行的茶会，并代表发言；3月下旬被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代表，并于3月29日至5月25日随40多名团员赴捷克、苏联参会、访问，4月23日在布拉格分会场得到南京解放消息天使之争，这成为其大幅中国画《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创作动机；3月25日出席周恩来举行的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宴会，并在会后交谈；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在政治权衡中和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徐悲鸿不仅仍然保有其校长之尊，且声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但同时，还有另一条线索：早在2月初，徐悲鸿就“将保守势力对他攻击的文字罪证，呈交给接管艺专的军管会代表艾青”[25]，此时正值接管方汇总各种情况的时期。所谓“保守势力”应为1947年“三教授罢教”事件中的对立势力，即秦仲文、陈缘督、李智超等。对于徐悲鸿掌校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种“呈交”实属正常，但从时过两年依旧难以释怀来看，说明一方面徐悲鸿有借助新权力扫除异己之心，一方面三教授虽被罢免，反徐势力依然存在且不弱，否则无需“告状”。当然，即便没有徐悲鸿这一“状”，反徐一方之“保守”也注定是不会见容于新政权的。但是，谁又会想到，徐悲鸿之被容纳也是极其有限和表面的呢？
中央美术学院档案室存有一份军管时期针对原艺专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按职务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
男，54岁，江苏宜兴人，父亲是学画的，少年时家境不佳，曾一面上学一面教书。可称中国西画界前辈。法国留学。曾游历欧洲各国，返国后即任中大艺术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并在上海办新华艺专[26]。抗战前在粤桂一度反蒋。抗战时期在南洋、印度等地卖画得巨资捐献伪中央政府，因此得蒋青睐[27]，并在渝为之建立中国美术学院。胜利后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并任中国美术作家协会理事长，主编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
政治面目：无党派，自由主义者，无强烈的政治主张，重才重感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教导学生以成大艺术家为目的，主张写实但技巧重于内容，生活还简朴，有血压高病，不大接见人蓝百万。
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在朝高级军政大员关系密切，如李宗仁、朱家骅、胡适之等。其前妻蒋碧微系国民党员，并任国民党参政员等职。
解放前国民党曾派专机来接他南飞，当时他有些犹豫，后经进步教授进行解释，又因其对艺专有些留恋，及自己藏画很多，不便搬走，最后决定留下。解放后[28]开始认为思想转变是很容易的事，经过一个时期后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他在开学[29]的讲话中，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他仅仅初步的在思想起了一些变化，对新民主主义有了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
我们暂把这份材料中诸种与史实有出入之处放在一边，简单分析一下其中的几个要点：所谓“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表明军管时期有学生加入校务委员会，徐悲鸿虽然不得不配合，但对某些事情理解有限；“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透露出他在很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表明他在接受共产党艺术主张上，主观愿望与具体实践上的差距；“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表明他对于共产党发展其美术事业的有限度的可利用性。——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总之，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
尽管对艺专的接管工作不到一百天，但正如共产党人的内部指示所说，短期接管以维持现状和平稳过渡为主，而之后的长期接管才是真正的接管，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换血”。对于普通教职员和学生来说，这样的接管近于波澜不起；但对于一校之长的徐悲鸿来说，随着短期接管的结束，则波澜渐起。他虽然也积极于思想改造，但终究难以符合革命思维，也就难以被新政权真正信任和依靠，这份接管结束前后的内部调查资料便是很好的证明。它基本已将徐悲鸿定性，也基本决定了他在之后四年余生中在新政权中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命运仿佛也是与徐悲鸿有类似背景的人们的共同命运。
不难揣测，在这样一份调查、评价的基础之上，徐悲鸿的尴尬处境。实际上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安排已然失去了以往的权力——戴泽所说“在国立北平艺专可以说是最称心的时候开沙岛，也是很满意的时候——他有权处理学校里面的事，他说了算”[30]，就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一句“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说明问题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过于解聘好友寿石工和强行调离左膀右臂式“大将”宋步云了。
当然，尽管徐悲鸿被如上定性，也不意味着会被立即替换，他还有可利用的价值：一是北平文化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二是徐氏一直要比刘海粟、林风眠更近于共产党；三是徐氏力倡的写实主义有与共产党文艺方针重叠之处；四是徐氏在美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地位和名声足够大；五是徐氏原本的国立学校校长身份也不是私立美专校长刘海粟和失去校长之尊十多年的林风眠可以比的。
3. 军管至合并前的国立北平艺专
笔者见过一份1949年2月所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图书清册》，应为军管会接收工作的一部分，属于清点工作，这类登记造册当还有不少。
从1949年3月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各委员会委员名册、会议通知簿》来看，除了学习会委员中有军代表艾青外，其他均为艺专原有成员，表明在接管后的新学期里，学校成员、骨干力量、权利分配、主要部门等几乎均无变化，这体现了力求平稳、维护各机构继续正常运转的接管宗旨。
当然，这仅仅是暂时现象，从3月份开始，教学“接管”正式展开。3月3-5日召开的艺专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就提供了很多新信息。虽然军管会方面只有一人参加此次会议，但所议内容几乎全属更正、改变性质，课程尤其副科的变化最多，如“取消公民课、书法、文字学、诗词、中国神话等课，通史课本采用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作参考”等，而素描、色彩、速写等主科尚未触及，同时增加思想教育方面的课时，如“暂定每月不定期举办两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术讲座”等。3月8日召开的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则更详细地讨论了教学问题，军管会方面的艾青、焕之、江丰列席，在27项议案中有两个内容尤为重要，即加强造型基础课素描课和重视联系实际生活的创作训练。这两点也是此后美术教育极力突出的重中之重。
4月7日的三十七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务会议大多讨论的是教学过程中的琐事，大政方针较一个月前无大变化，只是将联系实际的实习和政治课程安排得更具体，如“图案科三年级同学每学期举行参观实习两周，四月底应进行一周的参观实习，地点为天津的印染厂、印刷厂、地毯厂、制瓷厂及天津美术馆等”“政治课程应与现时配合”“向文管会请求指定有系统的专题与讲演人”等。
4月11、13、14日召开了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二次校务会议，在徐悲鸿缺席[31]的情况下，开始征求关于学校改制问题的意见，包括学校的性质（如专科、短期训练、师范、大学）、组织（如校长制、委员制，及分系问题）、学制（如五年制、三年制）、方针（如教学方针）等。军管会虽只有艾青、洪波列席，但除了改制，办普及性美术班、成立版画科、办美术供应社等意见，是来自军管会一方的。此时，处于接管初步完成时期，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还在等待中共上层制定“总方针”，在全国多半还未解放、军事行动高于一切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个等待持续了较长时间，学校所能做的只能是收集各方面意见为深层次的“改制”做好准备。但这种等待又绝非消极的，而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比如，在徐悲鸿赴欧的两个月间，学校就多次发函邀请共产党文艺干部来学校讲演，如4月16日下午1时半请欧阳予倩演讲、4月21日函请刘清扬和沈兹九演讲（日期未定，图3）、4月22日函请赵树理演讲（日期未定，图4）、4月30日下午1时半请茅盾演讲、5月10日下午1时半请胡风演讲（图5）、5月31日请华大二部蔡仪演讲（图6），等等——政治思想工作的步伐不可谓不紧凑。
图3 邀请刘清扬、沈兹九到校演讲函草拟稿，1949年4月21日。
图4 邀请赵树理到校演讲函草拟稿，1949年4月23日。
图5 邀请胡风到校演讲函草拟稿，1949年5月16日。
图6 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函，关于邀请华大二部蔡仪到校演讲事，1949年5月27日草拟稿。
6月11日召开的三十七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三次教务会议是该学期最后一次教务会议，主要讨论期末各科考评细则，艾青、洪波出席，此时文管会已撤销，学校已归属高教会，聘任教员、招生、改称、放假等诸事均由高教会决定。紧接着的6月16日召开的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三次校务会议，洪波和高教会代表高普铨出席，拟定6月23日就学校改称、教员聘任及下学期课程等问题，专门开会与高教会交换意见。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忙乱的、充满等待的、异样的学期！
总的说来，本学期历次校务会议和教务会议涉及了改制、学校更名、评议薪俸、申请增拨校舍及办清校产、招生、选课生与研究生办理办法、是否开办选修班、夜班、假期班、补习班等问题。课程设置中除了政治思想方面课程和副科有较大变动外，主课和系科设置均未有大的变动，教学方式和内容基本维持着徐悲鸿掌校时期的状态，可以说，从接管到合并前，艺专还是以原教学班子为主，徐悲鸿也仍然可以算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同时，合并前中共代表对学校的管理也一直没有间断过参与，尽管参与人员并不多，但力度也不弱。
关于原则上每位公职人员必须进训练班进行政治学习的问题，艺专于6月7日召开的教职员联合会全体大会和不久后的第二次会议（日期不确）决定：不参加华北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学习训练班，本校自行组织学习部；学习委员会由徐悲鸿、吴作人、沈宝基、冯法祀、董希文、窦居仁和叶浅予组成；每组7-9人，一部分以居住的宿舍为单位，一部分自由集合；每组组长1人，负责传达委员会学习部的计划并报告小组讨论结果（上传下达）；先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每次指定节段在1周内个人检阅，有问题交小组讨论，小组不能解决的交学习委员会作为讨论提纲，再发给各小组共同讨论。
这个“北平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其工作任务是团结各院校教职员，协助行政当局在各院校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高教政策和法令；组织教职员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将之贯彻到业务工作中；加强师生间在教学和其他工作上的密切配合等。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教联，学习小组则是其基层组织，“凡北平市研究院所及专科以上学校的教育文化工作者均可自愿加入或退出”，而组织政治学习是其重要工作之一，且每个人均不得缺席。7月23日的艺专教职员全体大会和7月26日的艺专教联执行委员会议也均在反复强调政治学习问题，甚至暑假期间也不间断，如7月29日北平院校教职联筹委会学习部就曾宣布，要在暑期经常举行各院校学习部或学委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并于8月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各院校推派负责人出席，综合报导各院校学习情况和经验，检讨存在的问题，制定暑期学习计划和提纲，决定派出若干学习干事到各院校协助学习，要求建立学习工作制度，包括各院校定期汇报学习情况并提出下阶段学习计划，学习部也将定期召开会议检查各院校的学习工作等姚文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强有力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个新兴国家的初步展开。
政治学习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下发后，紧接着是评定薪金问题，有高教会高普铨、孙富、杨民华、黄芦参加的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四次校务会议，于6月23日召开，推定吴作人、沈宝基、叶麟趾、徐振鹏、窦居仁和高普铨等6人为定薪评审委员会委员，以推动本校评议薪金工作。最为敏感的、关乎每人切身利益的薪俸问题，本质上不仅仅是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经过近五个月的摸底、调查、观察和考量后，新文艺体系对每人身份定位的集中甚至“尖锐”的反映，触碰这个问题意味着“摊牌”，也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将有新气象。
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五次校务会议在7月7、10、12日断断续续开了三次，应该是因值全国文代会期间（7月2-19日），两会参会人员多有重叠之故，而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挤时间开的这次会，其急切性和重要性还是集中于薪金问题。因“前次复位薪给评议结果呈报高教会审核后，因所定点数缺少高下之分，高教会交回重议”，所以此次会议强调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将起点、学术贡献和服务成绩等因素综合考虑，以求合理，通过的议项包括“确定教授、副教授评议薪俸草案”；鉴于叶浅予和朱世民两位教授兼任科主任责任重大，服务成绩极好，建议提高评薪等级，授权校长处理；齐白石为本校研究教授，拟将其每月小米900斤增为1000斤，授权校长处理；下学期部分教职员有所更动，如李苦禅改兼任，兼任教授蒋兆和改专任，教务处职员戴泽改专任讲师，拟增聘艾青、庞熏琹为专任教授，王式廓为兼任教授等。以上表明徐悲鸿此时在人事问题上仍保有相当权力，且在合并之前就有了聘王式廓为教授的意向，确是有所偏爱。
7月10日，艺专在高教会的许可和帮助下，曾派出绘画、雕塑两科学生李天祥、侯逸民、于津源、卢开祥、刘小岑、曾善庆、阎汝勤、刘素娟、张乃光、李芸生和王桂枝等11人，赴沈阳鲁艺学院学习，沈佳润同时在东北画报社实习，约于10月底返回（图7）[32]。这种直接“取经”式的学习是那个特殊时期一种灵活变通的方式，应该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高教会的要求。
图7 致高教会函，关于“为本校学生李天祥等十一名赴沈阳鲁艺等处学习”及“在沈伙食问题”事，1949年7月8日草拟稿。
7月23日，徐悲鸿当选为中国美协第一任主席，三天后（7月26日）就在复潘洁兹函中有“目前毛主席指示艺术应为工农兵服务，在现阶段甚强调生活体验。吾人当日之写实主义作风，现须加强，更求内容充实，此颇是难题，亦为目前任务，必须以全力赴之”等语，对自己一贯坚持的写实主义，已觉大有不合时宜之感，尤其对题材内容的“充实”甚感为难，但心态上仍积极“全力赴之”，这无意间透露出其思想改造的有限“成果”。作为一校之长，他支持师生利用暑假下乡下厂体验生活或派学生到沈阳鲁艺学院学习等等，但面对自己时不能不说是有些许迷茫的。而8月10日致刘汝醴函表述了他更隐秘的心意：“弟倘不得志于杭州（势实甚难），可来南京中大艺术系，因其中无主，此乃我为新中国艺术建业之地，得弟主持，正可释然，望早从事。”[33]所加“势实甚难”四字，令人大可揣测。这个“难”显然不是指与林风眠体系的抵触，应是指适应新美术教育方针之难，是新旧思维方式相处之难，是以旧就新之难，是徐悲鸿以自己的体会联想到的另一个国立艺专情况，这透露出他的敏感，而以他的身份，又身处被改造的漩涡中心，想不敏感都难。一个“势实甚难”的“实”字当真包含着道不尽、说不清的苦楚和措手不及。徐悲鸿于政治之幼稚，在这短短几句话中竟也显露无遗——杭州难“得志”，所谓由他创建起来的中大艺术系就能“得志”么？
暑假中的8月，艺专领导层有密集的会议，就招生、考题、人员聘任、薪金、征集校徽和学生证设计方案等问题进行部署、微调和反复讨论，反映出校务工作的千头万绪。其中，8月8日召开的三十七学年第二学期第七次校务会议的议项有“加强生活辅导组，援照华大、鲁艺等校办法，请高教会派干事2、3人来校辅导学生生活、组织和学习”，不能不说，“华大”式教学思想虽然还未到掌控局面的程度，但确已渗透得足够深了，以下材料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有8月15日艺专致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公函：“为韦启美、戴泽、凌春德、李斛、韦江凡五位教员暑假实地写生请求关照接洽、希望保证教员的思想和行动，承诺只对工人生产情形写生，不摄影，这是事先经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机务局批准的。”（图8）并附有五位教员7月23日的申请和教务长吴作人7月28日的批复。这类的下乡下厂还有不少，说明在合并前，非延安体系的原艺专青年教师就主动开始“深入生活”了。
8月，江丰被欢送去国立杭州艺专任职，一直到1951年7月才调回北京重掌中央美术学院。用罗工柳的话说，江丰是感到跟徐悲鸿没办法搞好后离开的[34]，这或许是事实，那个历史节点的工作难度在于分寸的把握，以徐、江性格看，均未必擅长此道——历史就这样风云际会地为胡一川留出了整整两年的介入央美的时机，也让央美“遇到”了胡一川这样一位稳健的掌舵人。
二、九月，合并倒计时
9月，华大三部美术系已经停办，这部分人马原地待命；艺专虽照常开学，却也不免心悬，因为合并虽几成定局，但正式指令迟迟未发。对双方来说，“最后的等待”都是这一个月的关键词。
9月1日下午，第一学习小组（组员有徐悲鸿、吴作人、萧淑芳、王临乙、叶浅予、窦居仁、冯法祀、沈宝基等）举行第四次学习座谈会，学习《保卫人民祖国的财产》《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两个文件，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两篇社论，重点讨论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的本质，对“胡适之流”、美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铁托的伪装等进行批判，并商议劳军办法等。这种紧抓时事学习的思想教育方式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
9月2日召开了三十八学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又称上学期第四次教务会议），主要决议了新学期各科组课程的变更，如政治常识课学习高教会指定书籍六种，全校分二组，二三四年级为甲组、一年级为乙组，每周3小时（6学分），星期六下午小组讨论；外国文科规定英法俄三种京城四少是谁，一年级只有英俄两种，每周三小时；国文课采用新教材，由科主任和授课教员协商决定，召开课程座谈会，每周2小时，学生不得免修；文艺思想课聘艾青担任，于三四年级讲授，每周2小时等等。变化似乎并不大。
有艺专教职联学习部的订购书籍公告称：北平市委会拟翻印基本理论学习书籍12种，已出3种，以后每月出一种，希望各校教职员于9月5日前登记订购，书目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帝国主义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马恩列斯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论中国》和《思想方法论》，均为规定的“干部必读”书，就这样一个书目来看，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随着全国解放步伐的迫近，各地均发动了群众性的捐资捐物的劳军活动。9月6日召开的艺专教职员联合会会议就主要讨论了“关于节约劳军、支前办法”，提议“按薪金比例减薪，减薪方法由各学习小组自行讨论后由小组长及执行委员开联席会议决定，生活充裕者可按月自愿捐献，兼任者可例外”。这体现了教联在政治学习之外的其他职能。而在9月8日第一学习小组的第五次学习座谈会上就有及时反映，出席会议的徐悲鸿、吴作人、萧淑芳、王临乙、叶浅予、冯法祀、窦居仁、沈宝基等人一致同意捐出薪给的1/10，各教职员按比例累进，500斤小米以下者一律为5%。像这样响应共产党号召、配合政治宣传或运动的事件是时常有之的，此不赘述。
9月9日，徐悲鸿函请胡一川、王朝闻、王式廓于次日上午9时来艺专与教职员生代表座谈“本学期新教育方针及新教学方法问题”，这是笔者所掌握的胡一川介入艺专的最早记录。这说明解放区教学经验已经得到或者不得不得到认可，反映了师生们对参与讨论教学计划和方法的空前热情态度，也说明在江丰离京后的新学期伊始，合并之事就开始有实质性举动了。胡一川报告内容包括：对华大三部训练班的总结，从自然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门槛，五年制学程要四年完成，头两年每学期学完一本政治书，分油画、墨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各系到二年级再分班等——俨然已经是以领导者的姿态所做的合并后的学校规划了！学生代表积极回应，建议在开学典礼后[35]开展师生共同参加新民主主义学习，加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团结与配合。
9月12日上午9时，艺专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学期，合并也开始进入倒计时（图9）。华大胡一川、王朝闻、王式廓参加典礼，艾青有事未到。开学典礼上，徐悲鸿讲到9个问题，即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学习、要读完4本政治书、艺术在目前应服从政治、艺专要培养有创作能力的干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内容与形式并重、师生要团结、要实行节约，这些均是9月9日胡一川所讲内容。徐悲鸿还在发言的最后提到华大三部美术科要与艺专合并问题，这很可能是首次在如此大范围内公开此问题，久悬未定的合并问题也终于浮出水面。但高教会代表随即表示，是否合并要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胡一川和王朝闻则根据艺专学生要求，各讲20多分钟的关于新旧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反响很好。
9月22日，高教会致函艺专，决定华大三部并入，责令徐悲鸿主要负责此事：（高教秘字第1455号令）“本会按中共中央华北局来函为将华北大学三部美术部并入你校事，本会同意此决定，希即商同华大三部组织筹备委员会，由徐校长主持即日进行合并工作，并具报为盼”——合并，终成定局。
据胡一川工作笔记透露，高教会就合并问题曾开过三次会，迟迟不决的原因是：高教会青黄不接，对艺术方面了解差，领导上放松、被动，直接影响了工作。有人以为拖延的原因只是房子问题（房子确实是困难之一），其实主要还是方针、方案、干部配备等问题。总之，中共在军事压力大幅度减低、全国几近尽在掌握、建国近在眼前的时候，终于有余力对文化、教育进行真正的“接管”了。
据胡一川工作笔记，华大三部方面曾多次就合并问题开会。在这类会议上，胡一川首先承认自己过去从个人考虑，也不愿到艺专去、跟艺专搅在一起，觉得麻烦，但后来他认识到：“学校是我们的学校，我们有责任要把学校办得好。干部是我们的干部，要把过去留下不好、不适合的制度、教学内容、教授方法、干部配备，通过会议加以改造。用实际工作、实际行动去影响他们。改造方针是逐渐、稳步的改造方针异世之神造。”华大方面讨论认为，华大短期训练班搞竞赛会、反形式主义、参观工厂农村部队等经验均可用于合并后的艺专，同时初步确定了教学组织结构为：组长、副组长、互助小组、联席会、学生会、学习股、研究小组、书报干事、教学小组。工作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学生思想情况、提出课程意见和提纲意见。这个教学组织以发现、培养、使用积极分子为主，开学习代表会议学习政策，再联系群众为其撑腰、树立威信，避免单纯使用，有决定时让其知道目的，并适当给予鼓励和批评。同时告诫华大干部要注意工作作风，因为这些积极分子会很关注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是自家人关起门来讲话，其构想在后来多有调整，但看得出来，华大三部是以全面接管艺专的主人姿态看待合并的，正如胡一川所说的，是去“改造艺专”。毫无疑问，在强有力的政党支持下，在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基础上，华大方面将很快成为未来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核心决策势力。
9月21-30日，徐悲鸿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30日晚8时半，艺专即召开了由徐悲鸿、王临乙、胡一川、王式廓、王朝闻和吴作人参加的合并筹委会（这样的筹委会共开两次，图10），本该参会的艾青、高教代表、叶浅予未到。议题包括：1. 房屋急需解决（另备文呈高教会[36]）；2. 华大方面共有教员干部17人及学生27人，共计44人（干部17人中包括5人有眷属）并入；3. 美干班学生全部助学金（服装以后可不供给）；4. 需加制床铺够40人用；5. 干部薪给问题。另附《美干班暂拟干部名单》（图11）：美术干部训练班（1年），正主任胡一川，副主任罗工柳，秘书黄君珊，辅导干事杨伯达，助教顾群；研究室：正主任王式廓，秘书丁井文，创作组组长王式廓（兼），创作组组长干事吴必端，理论组组长未定（蔡仪？），理论组干事石蛮子，研究生冯真、邓澍、吴为、谷浩，副教务主任王朝闻，干事洪波、李琦[37]。
此次会议需要在政协会议结束当天立即在这么晚的时间召开，说明“合并”是如此急迫……（待续）
[1]有时称美术科，或美术部。
[2]本文所用材料主要由中央美术学院档案资料和胡一川家属提供的胡一川书信、文稿组成，在此申谢。
[3]《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4]《北平市军管会所属各单位组织系统负责人名录》，《北平解放》，第211页。
[5]《北平市军管会各系统接管代表与联络员名单》，《北平解放》，第201页。
[6]《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入城各部位置的通知》，《北平解放》，第207页。
[7]《叶剑英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第236页。
[8]据《叶剑英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这一制度脱胎于军队中的政委制度，最初来自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共产党在使用旧沙皇军队时派一个政治委员（党代表）去掌握全盘的工作。2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面也使用了这种政治委员制度，即党的领导。《北平解放》，第238页。
[9]《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北平解放》，第441页。
[10]《叶剑英关于军管会问题的报告要点》，《北平解放》，第200页。
[11]《彭真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第48页。
[12]《叶剑英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第234-240页。
[13]《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北平解放》，第447页。
[14]《北平解放》，第37-40页。
[15]《北平解放》，第440页。
[16]《北平解放》，第234页。
[17]同上注。
[18]《北平解放》，第240页。
[19]《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工作概况》，《北平解放》，第261-269页。
[20]同上注。
[21]《中共中央对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的请示的批示》，《北平解放》，第433页。
[22]《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北平解放》，第420-421页。
[23]同注[21]。
[24]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145、146页。
[25]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26]有误。他从未参与该校的创办和教学，最多办过讲座。
[27]有误，他赴南洋筹赈画展捐助的是广西军方，并非蒋介石军队，而且始终未得到过蒋的青睐。
[28]指北平和平解放后。
[29]指1949年3月初艺专的开学。
[30]《戴泽访谈录——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基石》，转引自《宋步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
[31]赴欧参加第一届世界维护和平大会。
[32]返校后徐悲鸿请他们向全校报告“留学”体会，并希望他们趁印象深刻赶快搞创作，并强调创作时酝酿和准备得要充分，画的时候则要一气呵成。
[33]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第318-319页。
[34]罗工柳：《在“胡一川从艺六十五周年作品展”研讨会上的讲话》，转载自《胡一川艺术研究文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35]有可能将开学典礼视为合并开始的共识。
[36]10月6日在为“请迅将神社及红楼拨给校用”致华北人民政府房产科高信同志的信函中，艺专详述的5条理由中第3条为：“华大三部并入后增加留校学生27人，教员干部17人，包括有眷属者5家，合并后还要招收短训班学生80人，需要适当容量的宿舍多间、大教室5间、办公室两处、资料室1处，拟用红楼的全部。”
[37]多种资料表明，关于新增留校学生、并入教员干部、招收短训班学生等各种人数和名单屡有出入。
华天雪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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