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接上期)
是“新”思维,还是“花花”思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一本轻率浅薄的欺人之书,这一点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但是,有探索精神的人决不会满足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明,我们想进一步了解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浅见陋识,这些浅见陋识变成了他的新的思维“偶像”,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只不过是这位思想上的花花公子的“花花”思维。
让我们直接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的两个基本论点。如他所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因而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这个经典公式已经过时了。”(《沉浮录》第177页。下文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第184页)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提出要用“新思维”来代替那种“助长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的旧思维”,的确有积极的一面。如他所说,他希望能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毕竟,世界上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早就为二十世纪的一个荒诞的现象而担忧,人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却给自己营造了发生核毁灭的危险。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把防止核浩劫的问题提出来既是他的本份,也顺乎潮流。其实,多年来各国领导人,其中也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已经反复表示:“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
问题在于,衡量一个政治家主要不是他的言行,而是实际的社会效果。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希特勒签订了幕尼黑协定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实际上助长了希特勒的战争气焰,即使人们根本不去谈论他是否有把“祸水引向东方”的意图。
戈尔巴乔夫宣布,克劳塞维茨公式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但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
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通过战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仍然是反复发生的现象。因为核大战只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在这种极限情况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使得有霸权的超级大国可以采用包括核讹诈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中国曾经数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而且,从1961年到肯尼迪被刺杀为止,这位总统曾经制定了各种计划,准备用核弹毁灭中国的核基地,以便“阻止”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
美国的核战略也在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调整,从五十年代初全面攻击敌人的“死光”战略到肯尼迪以后的“灵活反应”战略,再到里根时制定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再谋求和利用它的军事优势。
美国政治家中一直就有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打算,并且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可见,政治家如果不以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制定政策,就可能陷入困境之中。
不去分析如何能够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源,却大谈消除战争,就犹如不研究如何清除病毒,却宣布只凭处方就可以清除由该病毒引起的疾病一样,这样的貌似新奇的空谈,为郑重诚实的思想家、政治家所不齿,然而思想上的花花公子戈尔巴乔夫竟大言不惭地冠之以“新”,只差一点就要申请专利了。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对形成军备竞赛的原因作出全面的分析。他只强调了军界工业集团在制定政策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忘记了指出这个集团之所以产生正是资本扩张的要求。由此,他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他提出“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
可是,如果帝国主义好比一个心术不正的武林高手,怎么可能只通过道德教化就可以改造它?戈尔巴乔夫发现这位“武林高手”的武库中又增添了一件威力无比的武器,于是他就惊叫起来,要用他的“新思维”来拯救人类。不难看出,他在这里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
第一,任何思想的推行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作为它的载体。
这一点,决不能说他不清楚。他太懂得他说话的分量在于他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特殊地位,他甚至过分夸大了、突出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但是,他似乎完全不懂得,他所代表的国家将会以空前未有的历史反转速度独自“摔下深渊”。
如果苏联都不存在了,他的“新思维”不也就夭折了吗?他曾经嘲笑那些想把苏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西方政客,但正是他们把这样难得的历史贡献慷慨地记在戈尔巴乔夫的名下。三十年前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就已经预言,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苏联不会有长治久安。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真理,戈尔巴乔夫之辈也许永远不愿明白。
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说明,对付那些搞侵略扩张的国家和力量以“逼和”为上,“求和”为下。以妥协退让、接受他人提出的条件求得的和平并不可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希特勒进攻法国已经得手的时候,法国人不得不作出抉择,或者像维希政府那样以投降换取和平,或者像戴高乐将军那样不惜流亡他乡继续与侵略者作战。
我们赞赏后者的态度,因为向侵略者投降是一种耻辱,而且侵略势力只有在可能受到惩罚的条件下才会改弦更张。
试想,如果斯大林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也采取维希政府那样的方略,今天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会很难预料了。
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为人类消除核威胁。要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他是有可能做出重要贡献的。比如,他可以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让越来越多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参与制定一个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最终才有可能逼使超级核大国放弃核优势。但是,“新思维”的核心正是“求和”,由此看来,它的迅速破产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主张以斗争求和平,与以劝善、妥协的方法求和平,本来是可以互补的。后者只是在达到脱离实际的时候才不足取,甚至铸成大错。
数百年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曾经误把一小批西班牙远征军当作天神般的贵宾来接待,这些人却在半夜里大开杀戒,写下历史上极其血腥的篇章,印第安人的强大国家也从此覆亡。或问,对于苏联的一朝覆亡来说,“新思维”起了什么作用呢?它起了解除苏联共产党的思想武装的作用。“新思维”的核心是“求和”,但它却有一件最精美的包装—“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于是乎,如果反对“新思维”就是反对全人类的利益了。
这种对“新思维”的最新偶像崇拜的确很难辨识。表面上看起来,“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就好像全体大于部分一样天经地义。即便如此,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们决不会接受不经批评检验就自我认定的“真理”。更何况,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谈论“全人类的价值”,就需要建立什么才是“全人类的价值”的共识。戈尔巴乔夫不会不明白,就是在诸如防止核战争和全球环境保护一类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有着大不相同的看法。而一旦越出这个界限来侈谈什么“全人类的价值”就不免有几分行骗的嫌疑。比如说:也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书中想澄清的,美国的政治家们一向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那么,把这个“邪恶帝国”消灭掉,那就不仅合乎美国的价值,而且如果依了他们也就符合“全人类的价值”。不必多说就可以想见,戈尔巴乔夫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会不遇到麻烦。
事实正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两个貌似新奇、却经不起推敲的论点。这可以说是戈氏“新思维”独具的特点之一。
戈尔巴乔夫常说要站在真理的立场、正确的立场,俨然是“真理”、“正确”的化身,仿佛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而认识真理的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任何真理不仅需要严密的理论论证,而且需要经受实践的严格检验。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不是神学而是哲学,不是权威服从的,而是批评思索的,它欢迎批评,并且经得起批评。
但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习惯于把权力混同于真理,甚至把他们认可的观点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不仅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平庸化,而且从方法论上来看,也就堵塞了认识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为,正如苏联演变所揭示出来的,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百家争鸣,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由此产生的只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喝彩叫好、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论点是,在核时代,整个人类现在是同舟共济,是沉是浮,只能在一起,因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为了和平和解决全人类的任务进行合作。他用回顾历史来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
在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地球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大战就是在这一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爆发的。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一同盟范围内不同制度的国家却联合起来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斗争。用这个史实来说明,不同制度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史实同样说明,即使苏联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有霸权的国家也完全有可能不愿容忍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而企图分化削弱之。于是,至少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还会存在。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西方战略家们的水平远在戈尔巴乔夫等辈的水平之上。据说艾奇逊晚年在他致老友艾登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一个推心置腹的经验之谈:“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能够识别敌友。”
二战以后,无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否曾经作出过不明智的、甚而造成惨重损失的决定,但他们“在冷战中从未犯过忽视推测谁是美国敌友的错误。”
从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里根总统与保罗教皇密谋推翻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在西方坚决反共的保守派相继登上政治舞台,而在苏联则出现了由患有严重右倾幼稚病幻想与西方合作发展的戈尔巴乔夫派主宰苏共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用这种严重脱离苏联和世界实际的“新思维”来指导苏联的改革,苏共得到亡党亡国的结局实在不足为奇。世界并没有像他所宣布的那样,“是沉是浮,只能在一起”,而是苏联的迅速沉没。
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人不思自哀,正好显露出其人的叛徒嘴脸。倘若执政的共产党人也不哀之鉴之,其得到亡党亡国的结局,只能徒令后人为他们哀叹了。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新奇不实的论点是,“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立刻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戈尔巴乔夫不同于雅柯夫列夫,他表面上还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并强调“从阶级角度来看待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种态度在今天既完全符合存在着各种阶级利益对抗的阶级社会的现实,也完全符合充满这种对抗的国际生活的现实。”(第185页)
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那就会在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承认并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斗争中诞生的,因为资本主义早就是一个强大的世界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对这个事实的正确认识。
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放弃了国际主义,即放弃了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的方针,其走向灭亡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在七十年代中期仍在猛烈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在八十年代迅速退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因而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各个击破。
这就从反面证明,所谓“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个论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经不起检验的。
我们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称为“花花”思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一个说法,很可能是学究气十足幼稚可笑的,因为历史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新思维”是雅柯夫列夫、戈尔巴乔夫之流所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但这需要俄国的人民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然而,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仍然在用标准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写文章。就在他具体说明他的“新思维”的几小节里,他说,“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用阶级态度对待社会现实的主要问题”。他又自问自答道:“是否我们在分析核威胁和某些其他全球性问题时放弃了阶级分析呢?我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是这样。
不能不考虑世界舞台上现有力量的阶级差别,不能忽略阶级对抗对国际关系和对解决人类所有其他任务的态度的影响。”(第187—188页)
他还说:“到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起跑了。我们深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历史阶梯的合乎规律的几个台阶。这是必然的世界进程。西方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最高成果。这样认为是他们的事。我们根本不同意这一点。”(第192页)
他还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的身份宣称:“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是怎么想的,这一运动已经产生,它的存在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它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巨大潜力。”(第198页)
综上所述,这一切究竟“新”在何处呢?也许,就“新”在戈尔巴乔夫的新人道主义上。“让和平竞赛来决定这一切吧!”戈尔巴乔夫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欢叫道。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第187页)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那该是多么美妙?!仿佛只要戈尔巴乔夫这位超级魔术师的魔杖一挥,这世界立刻就会出现奇迹,弯曲时空顿时变得平直,阶级压迫顷刻就会消失:妖婆变成了美女,狼与羊亲如兄弟。竞赛代替了竞争,东连西只有同一。
显然,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貌似天真的幻想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有没有可能说服西方领导人放弃用竞争淘汰苏联的战略?甚至说服他们出钱帮助苏联发展?换句话说,究竟用什么东西作交易,才能说服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坚决反共派与东方的合作者欢乐共舞呢?
戈尔巴乔夫当然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坚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而且反对“输出革命”。如他所说,列宁把“按订货”搞革命和事先规定革命日期的一切做法,都痛斥为“招摇撞骗”。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会对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抱幻想,不认为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放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图谋,其中包括军事的和平的、合法的非法的、明的暗的各种手段。他们也绝不会放弃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
如此看来,“新思维”就更像一种交易,一场一厢情愿的大拍卖,一次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只不过它的设计师们给它制作了令人莫明其妙昏头转向的包装,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之外,还赫然印上了“人性化”、“人道主义”、“和平竞赛”、“合作发展”、“全人类的价值”、“全世界需要改革”一类廉价广告。
然而,《新思维》一书只不过是拼凑出来的大杂烩。分析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状况,也许仍以把他看作是苏共的机会主义者较为恰当。
作为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从来没有明确的思想;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更注重个人的权力和形象。
那些年,我们在西方的电视屏幕上目睹了这位克里姆林宫新贵的风采。他以慷慨出卖苏联的利益以换取西方笑纳他这位世界的新领导人,然后又把赚来的廉价桂冠贩回国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类交易的空前成功,使他活像一个突然暴发的倒爷,被自己的成就弄得神魂颠倒。他当时非常有可能没有想到,西方舆论对他的吹捧只是一场恶作剧。亲自导演这一幕幕的西方政治家才是最大的赢家,因而笑得比他更甜、更开心。
上面提到,美苏之间的关系不是单方面来决定的,既然美国坚持把苏联当成“邪恶帝国”,甚至有计划地从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领域对苏联实行围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使得“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说法显现出其荒谬、无耻的特色,因为它既是一厢情愿的,又是自欺欺人的。
由于美国方面的立场一直很坚定,这一类的说法又是苏共政策变化的晴雨表,它说明苏共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者正在按照美国标准修改过去的立场。而各种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显然可笑的观点,又表明一条右倾盲动的路线正在恣意妄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共产党的灵魂,丢掉了这个根本,无论多么庞大的苏共不过是僵尸一具。“新思维”对苏共的致命危害就在于它以改革之名偷偷地把苏共的命根子抛弃了。苏联的雅柯夫列夫们是反对马列主义的高手,他们制造出一套似是而非的语言,例如制造出没有具体内容的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又把主张复辟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派称为左派等等,使人们不易察觉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借改革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
非常有趣的是,资产阶级的精英们往往比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者更会抓住问题的实质。请问,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政策上的变动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书中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第162—169页)
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如果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美苏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好转,因此他“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一开始,戈尔巴乔夫、雅柯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3人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仿佛是故意避开直接的辩论。”“但是到了1988年夏,随着雅柯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在国内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辩论终于走向了公开化。”紧接着的一段话虽然很长,却是该书的画龙点睛之笔,值得全文照录。
“谢瓦尔德纳泽7月就国际事务召开了一次由苏联外交官和学者参加的吹风会,主要是告知与会者苏联在其外交方式与实质内容上的一些变化。这次会议不让外国人参加,但《真理报》登载了谢瓦尔德纳泽开场白的概要。7月26日吃早饭时,我打开《真理报》,很快浏览了该文。下面一段话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他的讲话中说,新的政治思维要在核时代的现实环境中考虑到和平共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
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如果苏联领导层普遍接受这个改变,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就可以听到其他领导人,当然包括戈尔巴乔夫,发表类似的言论。” 这位大使继续他的观感。此后不久,利加乔夫在访问高尔基城时发表言论,驳斥谢瓦尔德纳泽的观点。“《真理报》8月6日报道了利加乔夫的讲话,利加乔夫在讲话中最直言不讳地维护着`阶级斗争’这个传统思想: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其他解释只会造成苏联人民以及国外朋友们的意识混乱。积极参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能人为地用来作为停止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这位聪明的大使懂得这种分歧的意义,显然乐于站在谢瓦尔德纳泽一边,并试图加以利用。仅仅过了两天,他就获得了一次会见机会。他直率地写道:“我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及利加乔夫的讲话,目的并不是为难他,而是为了加强他在苏联国内这场辩论中的地位,不过前提是他得利用我的看法,向他的同僚们挑明,美国了解这种争辩的含义,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妥。”
大使的心愿没有落空,就在一周之内,亚历山大·雅柯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对利加乔夫的讲话作出了反应。“他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不通过反复地阅读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含义。”狡猾的雅柯夫列夫是个高明的理论骗子,他的讲话可以浓缩成一句话:这世界已经大变样,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抛弃阶级斗争的偏见吧。他驱赶苏联党的羊群进入精神和肉体的屠场,然后用唱诗班训练出来的美妙嗓音布道说:这就是通往天堂之路,这里不需要任何反抗,就在这里升天吧!
于是,我们就可以听到大使对雅柯夫列夫的称心赞赏:“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柯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毋须多说,大使先生对“新思维”的理解远在许许多多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上。戈尔巴乔夫要用“新思维”来转变苏共的观念,他的确成功地达到了目的。然而,丢掉了列宁主义这把刀子,等于是丢掉了苏共兴旺发达的智慧和灵感的源泉,因为列宁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说,而是深深扎根于苏联的土壤之中,对苏联人民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正确理论概括。列宁说过:“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0页)又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列宁选集》第3卷第24页)戈尔巴乔夫一类养尊处优的共产党人与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
前者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政客,后者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前者是一群假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前者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后者执行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正因为如此,苏联演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的破产。讨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演变应负的责任,也不是为了把他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而是为了弄清历史的真象,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