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 迪:(十四)嘴尖脸厚腹中空——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破产?

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接上期:2000年第3期)

 嘴尖脸厚腹中空 

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他在追寻第三条道路。他及其追随者似乎希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既摆脱过去,又不同于现在;既不是低水平的福利国家,又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既保留社会主义的优点,又吸收资本主义的长处。

也许,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模式代表了这种希望。

但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指出,这个模式因为根本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而已经破产。

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了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比较公平的工资,曾经把它的国有经济扩大到雇佣全国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那样大的规模,仍然既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政纲,又不能有效地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总是向往着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垄断消失了,有的只是小资产者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然而,这样的社会至今仍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乌托邦。

奇怪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如像戈尔巴乔夫之流,忽然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起来,出现了一批空想资本主义者,这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产生的,也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惑不解。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出现的最奇妙的现象之一,我们不知道人类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寻找到较为正确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个难题不解决,人类就可能重新回到十九世纪后期那样由少数中心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世界的局面,虽然形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歌颂,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共产党的接班人,为何变成了共产党的掘墓人?类似的问题,毛泽东早就提出来了。

毛泽东早就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权利,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后,对这样的问题越来越陌生。于是,人们终于看到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登场了。

这是一位既没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新官僚政客。一位在苏联机关工作中成长起来,善于溯上水的人物。凭着他天生具有的演员才能,如博尔金所说,他很快就掌握了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妙法。他还较快地掌握了在首都上层社会、在各级权力机关玩弄阴谋的基本要领,学会了口是心非和装模作样、满脸堆笑地去博得别人的好感。他还不惜大费心思,去改善自己的仪表和风度。为了应付环境,得到升迁,把许多时间花在官场游戏上也就罢了。

可笑的是,这个人还要装出一付博学多才的样子,作报告或发表文章,总要从理论上论证他的观点与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学说的密切联系。而且,他非常热衷于著书立说,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别人为他写的东西编成一卷又一卷书。这样一来,他就把马列主义创始人认真严谨的学风丢掉了,也就会弄出不少不懂装懂的笑话。这里只举三个信手拈来的例子。

其一,股份制就是"集体所有制"。

马特洛克在他的书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在1989年12月美苏首脑的马耳他会晤中,在谈到有关苏联的经济问题时,“布什和贝克都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例如,他辩解说,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显的例子。”

马特洛克继续说:“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非常模糊,有时也不准确。但是,布什忽略了他所说的公司所有制是集体的这句话的意旨。戈尔巴乔夫正在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虽然他仍在`私有财产’这个术语上纠缠不清,但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果他能够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因此,这也标志着他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苏联解体亲历记》第315页)

代表资本联合的股份制就这样与代表劳动组合的集体所有制在"新思维"中合二而一了。这大概是十六世纪初那些发明股份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难以想象的。

其二,为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而沾沾自喜。

作为一种常识,很多人都知道,农村就业人员数量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只能证明国民经济相对不发达,国内生产仍是以农业为主。苏联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人口的20%,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只占5—7%,正好说明苏联的农业还相对的落后。

可是,在戈尔巴乔夫负责抓农业工作时,他竟颇为得意地在一次会议上告诉与会者,农业在苏联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农民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就业人员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他还对农产品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高比重赞不绝口。

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幼稚的。对此,他不但非常恼火,而且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阻止该人的晋升。

其三,滥用比喻,错解历史。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书中竭力要说明"改革就是革命",于是,他问道:"在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我们为什么又谈新的革命呢?"他认为可以用类似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他说:"列宁在当时就曾发现,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法国,在1789—1794年的大革命之后,为了把革命’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又发生了三次革命(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然后,他又举了美国和德国的类似例子。

但所有这些例子,都是说明资产阶级的革命发生后,或者立即失败了,或者发生了如像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英国司徒亚特王朝的重建这样的事,因而必须再次发动资产阶级的革命,以便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些革命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想当然的那样,是"为了把革命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而是因为革命已经失败,只能重新再来一次。

列宁正是用这些例子来说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也会出现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斗争。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发生了苏联无产阶级第二次革命的问题。戈尔巴乔夫竟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改革就是革命",的确表现出"领袖的文化修养的退化"。

博尔金说,"不管戈尔巴乔夫如何谈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但是他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化身,而只不过是他们渺小的影子—狡猾诡诈的苏斯洛夫的化身,而且甚至连他也不如。"

当这个在世界观和性格上连苏斯洛夫也不如的"渺小的影子"一旦爬到苏联权力的顶峰时,他就不但把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而且把苏联数代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历尽艰辛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制度葬送了。

在这个"渺小的影子"上还有多少马列主义者的气息呢?就像自然界中到处可以看到良种蜕化的现象一样,共产党也时时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共产党未执政以前,反共势力扮演了严厉的法官的角色,把那些投机钻营的人不断清除出去。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只有人民大众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重视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社会主义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制度也就越成熟。"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的结论。

毛泽东总是惦记着,怎样使劳动者逐步获得管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权利。而修正主义者,无论口头上说着多么好听的话,总是在事实上不断剥夺劳动者获得的权利。

苏联演变首先是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的结果,是修正主义者想要寻找的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当代思潮 2000年第4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