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1-29 00:15:34
作者： 晨曦
日前，笔者在《政治体制改革：超越历史》一文中，曾提到我国近三十年来有过的三次思想大解放。确实，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注定成为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我感到，在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大讨论定有裨益。
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7年7月，在党内元老叶建英、李先念等同志的多次提议下，73岁的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当时，我国结束十年动乱不到一年，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净。这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继续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向社会宣扬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想。社论向全国明确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随后，全国所有报纸都以通栏大字标题的规格隆重转载。在当时，两报一刊具有与中央文件相同甚至更大的政治威摄力。这样，“两个凡是”不胫而走，立刻就成为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
可见，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正是举国上下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时候，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把全党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邓小平同志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以他的非凡胆略，一方面积极联合一批政治元老与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巧妙周旋，解决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在时任中组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的辅佐下，积极在思想领域谋划怎样拨乱反正。1977年8月，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有些人“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1978年1月，人民日报《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客观地讲，上述文章并没在当时引起太大社会反响，但它却如一场思想“热身赛”，给封闭多年的我国社会在精神上注入了活力，为日后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理论讨论奠定了舆论基础，也促使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去做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该文几天之间，传遍神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千多字，全文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学术角度来说，该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点到我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甫出，举国震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而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过程无需赘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尤其是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或许受政府对那场学生运动态度的影响，1989年下半年以后，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种传言、议论四起，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这下子有了抬头空间，于是抓住机会又冒了出来。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当代思潮》杂志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洋洋洒洒四万字，在某大报居然连载几天。
就这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不过，舆论界也有顶着逆流而上的情况。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就是本文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自然，黄埔江畔的声音很快遭到来自党内外各种持否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谴责的焦点，从《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1年12月，一篇集各种“左”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现，该文从改革的目的、标准、任务、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把这场“左”、“右”之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理论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情况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次南巡在政治运作和组织构架内似乎也有商榷之处。一位离职三年的老人，他为什么会绕开中央就工作独自南巡？而且，他的声音为什么会变成党中央的声音？如果抛开这些历史迷雾，事实求是地讲，邓小平这次南巡对我国思想解放所起到的作用，其他任何人还难以企及。
三、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悄然进行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雇工八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改革面前。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讨论之中。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5.29”讲话后，国内政治情势上在一段时间并没把该讲话直接与“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联系，直到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9月12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江泽民的“5.29”讲话这才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见诸于媒体表述之中。
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国内这种宣传上的策略出于何种考虑，甚至，在《江泽民文选》中至今也无法找到这篇讲话原文，但这次“静悄悄”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已从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中明显感受到。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后出现，民营、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随后跟进，市场经济步伐在全国明显加快。
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以后，也有学者对当年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质疑，其主要争论点是说，在内容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解决的问题，是第二次大解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延伸，它们属同一层面。还有人提出，现在社会对住房、医疗、教育改革反映较多、意见较大，如把它们纳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之中，会不会形成对这次大解放的否定？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第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有无必要分开完全可以讨论，但它们在当时确实对人们解放思想起到了作用，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起到了作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至于住房、医疗、教育改革存在不足，它不属于改革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不是应不应改革，而是怎么改、改什么，有问题也是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属另一层面的话题，与思想解放本身是两回事。
四、对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比较和思考
回望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大解放都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三次大解放都使干部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带来思想的跃进；三次大解放都主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都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但是，在侧重点上，三次大解放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经济领域，但重点在体制创新，它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制崇拜，是第二次解放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改革。
另外，在舆论反应上，第一、二次媒体跟进很强，社会舆论反响突出。第三次重在引导探索，“左”“右”之争的激烈程度与前两次相比，有波澜，但不惊。在时间间隔上，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间相隔14年，第二次到第三次间隔较短，只有5年时间。
总结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在我们这种文化封闭、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人们的早期改革诉求大都着眼于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原有问题的解决，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社会的改革要求也由此更加迫切。这一点十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再现。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与经济领域的政治因素发生碰撞，当经济之外的其它社会因素与改革中的经济体制产生摩擦，当经济体制改革渐行渐远，与现今岿然不动的政治体制产生距离不便匹配耦和时，我们是否思考过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如果有必要，这次大解放的突破点，应该选择在哪里呢？
这，确实是我们回望过后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本文写作中曾参考以下书目：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杨先财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出版
《交锋》 马立诚 凌志军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