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恬 纪双城 卢昊
“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这个国家却被那1%的人所控制。”在从华尔街蔓延到欧美很多国家的“占领”活动中，“1%对99%宣战”成了一大看点。美国人以往似难与“仇富”一词挂钩，他们一向仰慕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靠才能和辛劳“致富”的卓越人士，但金融危机3年多来，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受够了只占“1%”的金融巨头、石油大亨、公司高管以及靠“旋转门”游走于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特权阶层。自称“99%”的美国民众正试图夺回被控制在“1%”权贵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话语权。这场“占领”活动，把美国最富有和最贪婪者与中产和“草根”之间存在的鸿沟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更让人们看到，贵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正深陷“国家困境”。面对越来越宽的阶层鸿沟和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美国政府又能有何作为？看法迥异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只顾打口水仗，而拿不出灵丹妙药的话，最后只能增加本国民众对国家政经体制缺陷的失望情绪。
99%对1%的宣战
从9月中旬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已蔓延到美国近百个城市，也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得到呼应。有人说，这是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集中诉求、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松散运动，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最为不满，相应的口号最多，如“反对大公司贪婪，反对腐败”、“抗议美国政客只关心公司利益”、“谴责金融巨头用金钱收买政治”、“重新夺回对美国政经决策的影响力”、“对富人征税”等。抗议者都愿意这样表白：“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国家却被那1%的人所控制。”西雅图的示威者在网站上留言说：“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在华盛顿，“占领华盛顿”活动的发言人格雷格•福伊西强调：“我们来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美国的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正在控制着我们的政府，让政府听命于它们，而不是为广大民众服务。”
参加“占领华尔街”活动的抗议者还举着“我们是99%”的标语来到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在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迪蒙、石油大亨大卫•科赫等多名亿万富豪的寓所前示威。按照美国“福布斯”网站列举美国最富有石油大亨的财富清单，排在前两位的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分别有175亿美元和140亿美元的资产，他们与其他石油大亨的年龄基本都在60岁以上。
“抗议者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正表达失去机会的一代人的心声。”《纽约时报》9日的社论似乎也想强调年轻人的失落感。社论说，经济衰退还在继续打击中产阶级，而富人却缓过劲来。人们通过抗议活动传达出一个信息：收入不平等正在折磨中产阶级，并扩大了贫困人群，美国社会可能出现一个“由有能力和意愿工作，却没有工作的人构成的下层阶级”。
“占领华尔街”活动其实源于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的一次选题策划。该杂志总编卡利•拉森强调，美国1%的富人享受着巨额分红、税收减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业、丧失房产等巨大压力，灰暗的未来令他们站出来抗议。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80多年来的最高点，这个数字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10%。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掌握的算法则是，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总收入的近25%，其财富则占到总财富的40%，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有数据显示，进入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门槛是年收入超过38万美元。民主党战略分析师玛丽亚•卡多娜说，当前美国企业主管的薪水比1980年高5倍，而普通美国工人的平均薪水则与1980年相当；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万美元，而普通职员平均只有4万美元。
美国人口已超过3亿大关，按照1%计算，大约300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达到15.1%，贫困人口有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另据统计，当前美国失业率为9.1%，失业人口为1400万。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金融危机与银行改革专题研究”访问学者、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赵永升最近两年一直在对欧美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国家也将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作为这个地域最富有的人群，而将收入最低的5%的人口作为最贫困的人群。“占领华尔街”活动涉及的1%和99%的问题，与其说是实数，还不如说是虚数，但它说明了现在美国社会在“后危机时代”贫富悬殊之大。
而除了贫富悬殊外，1%在美国还有特殊的内涵。斯蒂格利茨明言，财富带来权力，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按照他的说法，所有的美国参议员以及大多数众议员在当选时即已属于最富有的1%，之后依靠来自这1%阶层的金钱保住职位；他们清楚如果服务好了这1%，离开国会后就会为这1%所奖赏。此外，主要的行政机构里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者也基本来自这1%。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去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现有39人在从事游说业；328名奥巴马政府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了公司高层；过去十年间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斯蒂格利茨今年5月曾写道：“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有最好的房屋、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样看来是金钱买不到的：即明白他们的命运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紧密相联。在历史上，这是最富有的1%最终都得明白的事情。只是太晚了。”
“阶级斗争”难掩两党相同本质
英国《独立报》在议论“占领华尔街”活动时说，美国民众的抗议活动表明，美国历来尊重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但现在已不能再把这种态度视为理所当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显然意识到，社会发展方向出现了根本性错误，他们质疑经济体制不再平等地把果实分给社会各阶层。这让美国中产阶级的子女感到心灰意冷，因为“原有的社会契约不再适用”。
赵永升告诉记者，“占领华尔街”活动表明，美国中产阶级首次把自己归入“穷人”，他们把矛头直指1%的特权与极富阶层，多少有点“一剑封喉”的味道。这种选定1%为靶子的策略，自然有做秀、“吸引眼球”的需要，有利于博得大众的同情。在美国，也有评论人士说，美国人没有反思自己过度消费与过度借债的问题，“对1%宣战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的是从上到下一起来改变行为方式”。英国约克大学的经济学者博维克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其实单纯地批评高收入的金融群体是不正确的，伦敦金融城从业人员的高收入也为英国“贡献”了巨额的所得税税金。
对于街头抗议者的声讨，默多克等富豪选择了大门紧闭，但一些1%阶层也有所反击。在芝加哥，让抗议者气愤的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楼的窗户上一度贴出“我们是1%”的标语，显然是对“我们是99%”口号的嘲弄。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近日撰文，认为尽管还不清楚“占领华尔街”活动是否会改变美国的方向，但已经招致华尔街超级富豪们以及服务于最富有1%阶层利益的政客和专家们的“非常歇斯底里的反应”，显示出这些从被操纵的体系中获益巨大的人被识破的恐慌。
然而，富有阶层里也有“反叛者”，“股神”巴菲特8月14日就在《纽约时报》撰文，题目是《停止溺爱超级富豪》。美国总统奥巴马还采纳了他提出的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增税的建议。另一位“反叛富豪”是制作《1%》、《生而富贵》等纪录片讲述美国贫富差距的杰米•约翰逊，他是强生制药的第五代继承人。约翰逊揭示说，美国最富有的1%只关心个人财富，不关心他人和社会，经济衰退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以更低的成本过得更好。
“99%”对“1%”宣战之后，“阶级斗争”一词突然成为美国媒体上的“热门词汇”。共和党要人称街头“暴民”正在美国人之间制造对立。民主党人则急于将自己与“愤怒的草根”联系起来，并试图说服抗议者民主党正是其代言人。从主要政策理念来看，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反对征税，老布什总统曾有一句名言，他说：“请看我的嘴形———决不增税。”而民主党比较关心弱势群体，与工会走得也比较近。但由于美国选举政治与金钱、金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美国人认为两党本质上都是大公司利益的代言人。从布法罗市赶来华盛顿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咨询师艾莉森•施文奇勒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现在不是为人民所统治，而是为大公司所统治。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代表大公司的利益，在竞选中都接受大公司的政治献金，两党本质上是一样的。”
贫富悬殊是全球通病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抗议者也喊出：“我们受够少数企图支配一切的特权阶层了。”在英国，“占领伦敦证券交易所”组织也说：“我们受够了。银行家没有受到处罚，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却因为他们引起的一场危机而受到惩罚。”他们还计划从10月15日下午4时到12月12日占领伦敦金融区的帕特诺斯特广场。《独立报》10日说，英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但没有缩小，相反却越来越严重了。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的调查发现，英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据了全国私人财富的44%。
英国约克大学经济学家博维克告诉记者：“‘占领华尔街’活动说明在欧美国家，贫富差距已成为社会癌症，如果坐视不理，癌细胞就会不断扩散。”博维克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高管拿高薪数量虽大，但却不会引来众怒，因为大家相信只有依靠主导型经济的力量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发展。但当经济危机迟迟不能消退时，这样的高薪体制就令人唾弃。他建议这些商业高管应当多想想中世纪伦敦市长惠廷顿的一句名言：“能够得到固然妙不可言，但给予则更为宝贵。”
对于美国目前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日本《读卖新闻》近日议论说，“较之某些金融风险家们倾家荡产的悲鸣，多数社会普通劳工民众的痛苦呻吟更值得最高政治决策者们关注”。《朝日新闻》则称，美国民众希望像革命时代一样“将亿万富翁和金融大亨送上绞刑架”。还有评论说，“社会痛恨贪婪、狡猾而缺乏责任心的1%极富者”。其实，就日本而言，在上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曾经以“一亿总中流”而自傲，但现在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也逐步严重。因此，《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在日本也存在着自己的“华尔街新贵”，金融资本的“魔法流动”创造了一批新的高收入者，说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剥削者可能并不公平，但事实上他们确实占有了过于可观的社会尊严、资源和期望。
不能否认，贫富悬殊也是全球通病。赵永升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程度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少东西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他举例说，法国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轻，原因是法国设有比较完善的社保体制、对低收入阶层的税收倾斜政策，外加政府对金融银行体系的严格监管。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7期，摘自2011年10月14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