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黄鸣奋
（第七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讲座，2012.6.8）
(2012-05-30 23:02:36)
一、中国传媒数字化
（一）酝酿阶段：1950s-1970s
（二）起步阶段：1980s-1990s
（三）繁荣阶段：21世纪
根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
l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
l 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
l 国内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网民使用率为48.7%，
二、中国传媒现状：分类数据
l 1、图书、期刊与报纸
l 2、电影
l 3、录音制品
l 4、录像制品
l 5、广播
l 6、电视
l 7、互联网
l 8、移动通信
l 9、媒体进出口
三、新媒体对中国传媒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以下简称传统媒体）是在以印刷术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印刷品具备明确的物质形态，其流通易于从载体方面加以控制。在中国，不轻易批准的书号和刊号便是这种上述控制的体现。电磁波的应用虽然促成了继印刷术之后又一波媒体革命，但所造就的广播电视以单向传播为主，其信息流 动同样易于从无线电频率分配、频道设置、台号审批、节目审查等渠道加以控制。正因为如此，在新媒体革命爆发之前，自上而下的规制对中国传媒堪称举足轻重。 如今，这种状况大有改观。对此，可以从社会、产品和运作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社会层面
1、传播主体服务化
2、传播对象参与化
3、传播中介多样化
（二）产品层面
1、传播手段平台化
2、传播内容个人化
3、传播形式图像化
（三）运作层面
1、传播方式交互化
2、传播环境全球化
3、传播机制产业化
四、中国传媒的走向
（一）社会走向
1、改革文化体制
2、调整媒体格局
3、实现跨界合作
（二）产品走向
1、建设全媒体
2、增强叙事性
3、推进数字化
（三）运作走向
1、新老媒体互动
2、优化传播环境
3、振兴文化产业
20世纪中叶爆发的以计算机为龙头的新媒体革命席卷全球，对中国（本文所论主要为内地）传媒产 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传媒产业以图书、报刊、广播为主（电视到1958年5月1日才实验播出）。经过新媒体革命的洗礼，如今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增值服务为主的新媒体已经占据了中国传媒产业 的半壁江山。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由贫媒体向富媒体的转变（至少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是如此），迈入了信息时代。网民数量、手机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 一。目前，新老媒体处于既相互竞争又彼此融合的状态。不过，从总体上说，中国传媒产业正在全面纳入数字化轨道。
一、中国传媒数字化进程
新媒体革命首先爆发于西方，契机是二战期间取得突破的计算机技术到20世纪50年代转为民用。 最初适应冷战需要而建设的网络到20世纪80年代扩展到商 用，各国网络彼此互联互通，逐渐成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计算机技术引领传统通信业、媒体业的升级改造，甚至为社会变革、国际关系调整推波助澜。 中国传媒数字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大致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一）酝酿阶段
1956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夏培肃（曾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后）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 算机原理讲义。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1958年，中科院计算机所研制成功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运行速 度每秒1500次。1973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由北京大学等单位研制成功。1977年，电子部六所等单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JS－050）。1979年，中国研制成功每秒运算5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HDS－9）。就在这一年，王选用中国第一台激光照排机排出样书。在 这一阶段，中国计算机研制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年左右，传媒数字化受制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格局和本土的文化大革命。激光照排技术固然昭示了古老的印刷术在 中国的新生，但网络建设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又面临着落伍的危险。
（二）起步阶段
1978年底以来，中国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传媒产业因此弃旧图新，不仅充当中国融入世界的促进 者，而且也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传 媒数字化：（1）国防科技大学相继研制成功银河-I（1983）、银河-II（1992）、银河-III（1997），运算速度先后达到每秒上亿次、10 亿次、百亿次，系统综合技术逐渐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后成立北京市曙光计算机公司）先后推出曙光一号全对称共享存储多处 理机（1993）、峰值速度每秒25亿次浮点运算的曙光1000（1995）、峰值速度突破每秒1000亿次浮点运算的曙光2000-II超级服务器 （1999），将我国超级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五年左右。（2）1985年，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研制成功与IBMPC机兼容的长城0520CH微 机。1986年，中华学习机投入生产。1987年，第一台国产286微机（长城286）诞生。1988年，第一台国产386微机（长城386）推出。这不 仅昭示着计算机将走入千家万户，而且预告了与西方进行数码文化交流的新的可能性。（3）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 出“积极发展国际间的计算机联机检索系统”。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86－1990），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办公自动化试点，并着手改造通信网络。 1988年，邮电部从法国SESA公司引进设备，组建了第一个实验性的公用分组交换网，简称CNPAC。它在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建立节点交换机，在天 津、沈阳、南京、武汉、西安、成都、深圳以及北京的邮电部数据所建立了八个集中器，1989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CNPAC经扩建，改称 ChinaPAC（1993），即中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通信网。陆续开通的公用数据通信网还有中国电信的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 （ChinaDDN，1994）、中国公用帧中继网（ChinaFRN，1995）。（4）1986－1993年，我国开始进行国际联网研究试验，为少数 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提供电子邮件服务。1994年4月，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率先进入国际互联网，实现TCP/IP连接，开通了全功能服务。 此后，中国科技网（CSTNet）、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等骨干网相继实现国际互联。经营性网络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 电信集团公司1994年起建设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1995年1月联接因特网。吉通通信有限公司1994年起建设中国金桥信息网 （ChinaGBNet），并在当年年底与因特网联接。联通公司建设中国联通互联网（CNUninet），1999年4月连接上因特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第1次统计，截止到1997年10月31日，我国共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CN下注册的域名4 066个，WWW站点约1500个，国际出口带宽25.408M。[①]（5） 在网络内容服务方面，199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首个Web服务器。它在网站中设立了Tour in China（后更名为《中国之窗》）等栏目，提供新闻、经济、文化、商贸等信息，图文并茂。1995年1月，由原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杂志经 CERNet进入国际互联网，成为中国第一份中文电子杂志。（6）从1994年起，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数字移动电话网在中国付诸应用。1998年 8月18日，中国移动客户突破2000万。
（三）繁荣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超级计算机研制仍是国际竞争的舞台，其级别已经由万亿次（即teraflop 量级）提高到千万亿次（即petaflop量级）。我国“天 河1号”计算机运算能力达到2.507千万亿次，首登世界排行榜榜首（2010）。泛网络的发展充当了中国传媒全媒体化的推手。用户生成内容大行其道，包 括问答数据库、数码视频、博客、微博、随身播、论坛、评论网站、社会网络、手机彩信与维基等。它超越万维网出版与新媒体内容生产领域，在2005年左右进 入主流媒体。由于数字化的进展，传统广播电视朝数码广播、数码电视转变，使新媒体的阵容更为强大。根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国内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网民使用率为 48.7%。[②]另据工信部统计，手机用户到2012年初已经超过10亿。在中国传媒产业市场构结构中，2011年网络产值为925.7亿元，占14.51%；移动增值服务的产值为1744亿元，占27.34%。[③]两 项合计，新媒体产值已经占传媒产业总产值的41.85%。其他行业（包括期刊、广播、电视、广告、电影、音像、图书、报纸）还有部分产值来自新媒体服务。 以电影为例。到2009年，数字电影在我国生产的影片中，所占总量已经达到67.11%。城市院线数字影片票房收入18.45亿元，占市场份额的 30.65%。2010年6月，中国已拥有2679块2K数字银幕，其中1460块支持数字3D立体放映，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④]考虑到上述情况，说新媒体已经占据中国整个传媒产业的半壁江山，应当是有根据的。
中国传媒数字化虽然进展迅速，但也存在若干薄弱环节，如数字广播明显滞后，核心软件（特别是操作系统）开发裹足不前等。
二、新媒体对中国传媒的影响
网络和手机应用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激 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各级政府也逐渐认识到新媒体在社会生活 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网站、电子信箱、微博等途径和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联系。除此之外，新媒体还推动了中国媒体产业自身的信息化，转变 了它的队伍构成、产品形态和运作方式。
（一）中国传媒的社会层面
传媒的社会层面由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中介构成。尽管三者的地位完全可以相互转变，但充当 传播主体的通常是各种新闻出版机构，充当传播对象的通常是读 者、听众或观众（总称“受众”），充当中介的有各种发行机构等。以往的天平经常向新闻出版机构倾斜，受众处于弱势地位。新媒体之“新”正是从改变上述态势 中表现出来。
传播主体服务化。新媒体革命以交互性为旗帜，迫使传统通讯社、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机构放下身段，以平等的姿态与自己的服务对象进行交流，改变高高在上的权威派头。在中国，尽管主流媒体仍扮演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但在行文风格、播报风格等方面已经比较平易近人。
传播对象参与化。新媒体革命降低了采集、制作与传播新闻的门槛，扩大了“业余记者”、“业余编 辑”、“业余导演”、“业余制片人”等队伍，使他们相对于专 业媒体工作者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拥有智能手机，普通用户就可能扮演摄影记者、录音记者、摄像记者等角色，为专业媒体提供各种新闻线索，以至于完整的节 目。不论是“微博打拐”、“温州动车事故”等重大社会事件，还是地震、洪水、冰雹等巨大自然灾害，都可以看到业余人士在沟通信息中所做出的贡献。
传播中介多样化。新媒体革命模糊了专业新闻媒体与非专业新闻媒体的界限，不论是门户网站还是视 频网站，不论是软件商还是运营商，都将媒体服务视为扩大其影 响力的重要渠道，积极发布新闻、刊登广告、主办节目，努力将虚拟社区拓展为媒体化平台。尽管政府主管部门至今不允许为商业机构颁发记者证（商业网站并非新 闻单位，经批准的也只可转发新闻，没有自采新闻、首发新闻的资质），但新闻中介多元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外媒体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发布各种信息，像苹果公 司这样的大型IT企业也通过iPad之类产品找到了在中国实现媒体化之路。
总的来看，新媒体有利于增进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促进政府决策的透明化、民主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二）中国传媒的产品层面
传媒的产品层面由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和传播本体构成。传统媒体因传播手段的异质性而发展出多种 不同的技术（如印刷技术、录音技术、载波技术等），其传播内 容受到把关人相对严格的制约，产品本身划分为多种难以通约的类型（如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这些常规都因新媒体革命而被打破。
传播手段平台化。新媒体拓宽了新闻传播的渠道，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建成了多样化的数字运营平台， 使互联网、手机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用户了解新闻的主要来源。例 如，2011年9月15日由光明网和方正公司联合推出“云端读报”是完整的移动媒体出版平台，可供不同媒体都快速出版自己的移动新媒体之用。
传播内容个人化。与传统媒体相比，把关人对新媒体的作用弱得多。中国新媒体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 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新媒体推动了从纯新闻向泛新闻的转 变，使中国传媒从整体上呈现出草根化、故事化、娱乐化的特点。传统新闻媒体更多地追求严肃、公正、客观，在许多场合强调自己作为“喉舌”的作用。新媒体则 具备相对强烈的个人化、主观化倾向，这一点在微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微博作为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是以用户关系为基础的，这和传统大众媒体颇不相 同，造成了当今微新闻和传统短新闻的区别。与此同时，用户生成内容在媒体内容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
传播本体图像化。新媒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闻样式，如数字动漫新闻、彩信报等。加拿大学者伯内 特《图像如何思考》一书已经指出：计算机的无处不在意味着它 们日益被拟人化，这是人与其技术创造之间的符号关系的范例之一。更为广义、漫射性的信息与视觉化观念正在取代中国传媒的旧形式。在上述背景中，图像作为意 义和审美对象的供应者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它将一切媒体形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话语和观看的合成物。[⑤]在新媒体影响下，中国传媒近年来进行了不少图像化尝试，如手机漫画报、视频手机报等。
如上所述，新媒体为解决媒体多样化和统一性的矛盾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它以相对统一 的技术基础为满足丰富多样的社会需求提供了新的条件。尽管中 国仍然被许多西方人士视为集权国家，但是，公民在法制范围内发表意见（包括对政府进行批评）的自由度比以前大了许多，这和新媒体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媒 体环境的宽松化也带来了信息可信度下降的问题。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曾出现所谓“十大谣言”，如“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地震谣言令山西数百 万人街头“避难”，“皮革奶粉”传言重创国产乳制品，QQ群里散布谣言引发全国“抢盐风波”，等等。[⑥]这些谣言之所以迅速传播，作为渠道的网络、手机起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传媒的运作层面
传媒的运作层面由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和传播机制构成。新媒体以双向（或多向）传播取代了原先在大众媒体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单向传播，以信息全球流动取代了原先在传统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别传播，并使信息共享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
传播方式交互化。正如吉尔默《我们即媒体：由民众、为民众的草根中国传媒》一书所说，从作为讲教的中国传媒到作为对话或研讨班的中国传媒的演变将迫使不同利益集团做出调整。从记者到先前的受众，都必须改变其方式。[⑦]新媒体致力于推动交互化，通过定制实现新闻点播；推出多种与数码平台相适应的服务模式，如晚近基于云计算的“公共云服务模式”、“私有云服务模式”等。
传播环境全球化。中国传媒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除继续推进与世界各国的节目交换、图书贸 易、影片进出口之外，还致力于发展联合制片、版权贸易等。 2012年3月3日开始，中国文化宣传片《文化中国》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最大的屏幕“美国之鹰”上滚动播出。这正是上述变化的标志之一。中国希望理解其他 国家的文化，也希望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中国传媒对此负有重要使命，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便是它们架设心灵虹桥的基础。
传播机制产业化。新媒体依托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交流，既顺应了全球化对于信息交流的需求，又 进一步成为全球化的推手，由此造就了数码新闻业。根据卡瓦莫 托所下的定义，数码新闻业是“运用数码技术研究、生产与将新闻和信息发布到（或使之可访问）日益增加的能使用计算机的受众”。[⑧]中国传媒过去给人以宣传为主的印象，如今正在迅速实现产业化。比如，新媒体革命打破了传统媒体大亨的垄断地位，造就了基于新技术的媒体集团。它们有不少是从IT企业发展而来的，昭示着信息产业与媒体经济的相互渗透，也说明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共舞的必要性。
新媒体对于中国传媒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但并不均衡。应当看到：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到2011年底还只有38.3%，[⑨]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二三线城市和西部地区，手机的应用比互联网要广。
三、中国传媒的走向
中国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中迎来新媒体革命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传 媒产业，因为各种大众媒体首先都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 经费基本上由国家预算保障。如今，除意识形态比较敏感的时政类报刊之外，其他大众媒体都要实现改制。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矛盾成为中 国传媒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其走向，可以从以下层面考察：
（一）中国传媒的社会走向
在社会层面，中国传媒的近期走向是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数字化建设，培育富有活力的现代产业群，实现信息产业与传媒经济的双赢。
改革文化体制。当前，中国传统媒体面临着转企改制与数字化建设两大任务。政府要求将公益性文化 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加以区分，促使后者转企改制，创建 产业发展体系。2011年中央主管部门公布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计划2012年9月底前完成。这次改革涉及4000多家出版 单位，影响面大。如果说改制之前传媒数字化建设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的话，那么，改制之后市场将起主要作用。目前，中国传媒企业的决策层已经普遍将市场需要 和数字化建设联系起来思考。当然，改制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主管部门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要求，具有纠偏之效。适应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 制（特别是非时政类报刊、书媒等转制）要求，创建产业发展体系，用企业家精神克服“事业惰性”。
调整媒体格局。从受众角度看，中国报刊读者近年来日均读报时长下降，2004年为43分钟，2011年3-8月仅为31.2分钟。[⑩]尽 管如此，中国内地报纸自2007年以来在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中所占有比例连续四年居于世界第一（2011年统计数字尚未见到）。中国报纸的日到达率不降反 升，仅次于电视，高于广播、杂志和互联网。根据有关规划，“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产业增长速度将达到19.2%，到“十二五”期末实现全行业总产出 29400亿元，实现增加值8440亿元。到“十二五”期末，年图书出版总印数达到79.2亿册（张）；报纸出版总印数达到552.3亿份；期刊出版总印 数达到42.2亿册。出版物实物出口数量超过1150万册（份、盒、张），版权输出品种数达到7000种；实现人均年拥有图书5.8册、期刊3.1册，每 千人拥有日报达到100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0%，人均书报刊用纸量达到240印张，千人拥有出版物发行网点数0.13个，版权登记数量70万件。与 此同时，“十二五”期间全国报刊出版单位数量将减少5000家；非独立法人报刊出版单位总量比例由65%左右下降到30%以下。要退出停办一批规模小实力 弱的出版单位，退出停办一批资质差、资不抵债、发展能力不足、不符合国家有关办报办刊规定的报刊出版单位。通过兼并、整合、重组推进报刊出版骨干企业和传 媒集团建设。[11]
实现跨界合作。跨界合作的必要性，是由于时代对于中国传媒提出了多元化发展的要求。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战略运营部副主任郭全中主张从如下角度看待当前的“大 变局”：（1）传统媒体将日渐衰落；（2）中国传媒业区域发展极不均衡；（3）不同媒介发展水平不均衡；（4）新闻出版总署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优势传媒集 团发展。在多元化发展方面，南方报业采取了如下做法：（1）大力实施跨区域扩张，如联合创办《新京报》、合办《云南信息报》等；（2）实施跨媒介扩张，培 养广电媒体的运营经验，如成立新公司运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广告、入主凯迪网络（社区网站，2000）等；（3）实施跨所有制扩张，创新企业 制度，如引入上海复星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实行管理层持股制度；（4）实施跨国界扩张，如承接广东外宣窗口《今日广东》主办权，与多家海外华文报纸合作。[12]有类似思路的不只南方报业，成都传媒集团2006年成立以来，走的也是多元扩张之路——跨行业延伸产业链条，跨媒体融合多种介质，跨地域拓展市场空间。该集团同地产资本联姻，通过“不务正业”来“壮大主业”。[13]目前，中国传媒业还积极探索与苹果公司等IT企业的合作。
从宏观角度看，当前的“大变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某些媒体可能出局，另一些媒体可能名存而易，还有一些媒体将经历阵痛而壮大，甚至达到可以和国际传媒集团比肩而立的水准。
（二）中国传媒的产品走向
在产品层面，中国传媒近期走向是贯彻“全媒体”战略，以老百姓喜闻乐见为宗旨，将主打产品和衍生产品有机结合起来，以延伸产业链。
建设全媒体。“全媒体”即“omnimedia”，本是与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商标相关的不同媒体的整合。玛莎—斯图尔特公司拥有并管理包括杂志、书籍、报纸专栏、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网站在内的多种媒体，通过旗下 的所谓“全媒体”传播自己的家政服务和产品。目前，有不少中国传媒将全媒体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当然，同能不如独胜，要显示自己的特色来。
增强叙事性。故事已成为中国传媒（甚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样最为严肃、代表政府的节 目）吸引受众的手段。一般新闻报道只注重新闻事件的结果。故事 化新闻不仅关注事件的结果，而且更重视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注重展现新闻故事的情节，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刻画人物的个性，捕捉生动传神的生活细节，从而 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读性，使新闻报道充满趣味性和人情味。[14]
推进数字化。新闻出版总署计划建设全国报刊数字化重点项目，鼓励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闻信息门户 网站和报刊新媒体出版产品建设。有关单位也在产品创新进行了 一些尝试。试举数例：（1）有声报纸。2005年9月27日，《华西手机报》推出声讯版；2006年3月3日：《合肥晚报》联合科大讯飞推出网络声讯 版；201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手机报（有声）；2010年11月25日，《中国少年英语报》配套音频下载、互动英语游戏、点读发声等。 （2）3D报纸。2010年4月16日，中国首份3D报纸——《十堰晚报》问世。（3）动感报纸。2011年11月30日是感恩节。南京《金陵晚报》在这 天推出动感报纸。读者用智能手机上的“快拍二维码”扫描报纸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听到以“感恩”、“爱”为主题的流金经典音乐。
（三）中国传媒的运作走向
在运作层面，中国传媒近期正朝加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动的方向发展。鉴于新媒体崛起过程中产出了一些负面现象，政府主管部门加强传媒管理，整顿不良之风。传媒与政府共同看好文化产业，为其振兴加强协作。
新老媒体互动。为增进与读者的互动，中国传媒采用了多种做法，试以报业为例加以说明：（1）报 网互动。例如，报业请作者在网上与网友、读者互动问答，进行 报纸与网络的现场互动直播。（2）发挥微博作用。中国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影响巨大。根据有关专家意见，纸媒借力微博有“四可为”，即延伸边际效应（预 报、推介、链接纸媒新闻），塑造意见领袖（利用各行各业标杆人物的影响力），优化新闻生产（利用微博所提供的新闻线索），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纸媒官方微 博、老总微博和记者微博的作用）。[15]（3） 发行免费电子版。至于新闻电子版的收费，总体上很难，但并非全无可能。根据相关专家的意见，下述条件对收费是有利的：专业的才是有力的（财经类比综合类可 行）；满足边缘需求（如新闻数据库检索）；关注长尾市场（如温州日报报业集团下属4份报纸注意满足海外乡亲了解家乡情况的需要）；构建集纳信息的收费平台 （如中国知网）。[16]
优化传播环境。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近年来为此采取了若干措施。例如，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对非 法报刊、非法报刊机构、假记者、假新闻等现象进行专项治理， 坚决纠正买卖刊（报）号、一号多刊（报）、一（刊）报多版等违规行为，建立完善采编人员资格准入制度，严格执行持新闻记者证采访制度，严把信息来源和新闻 内容审核关，坚决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
振兴文化产业。目前，中国政府和传媒企业共同的兴奋点是发展文化产业。《国家“十二五”时期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指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这 份文件将加强传播体系作为重要条款，要求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积极推进下一 代广播电视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17]传媒企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普遍很高，因为这有利于自身多元化快速发展。具体做法有建设新闻传媒产业中心、创意产业园、文化传播产业基地、广告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
当代世界正日益变成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传媒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世界传媒的一部分。诸如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媒体垄 断与媒体分散、文明冲突与国际交流之类矛盾，同样是中国传媒研究者所必须重视的。当然，中国传媒的现状与走向又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海外华人媒体与中国 传媒休戚与共，其经验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加强交流，取长补短，是我们的愿望。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http://wenku.baidu.com/view/10e65512f18583d0496459d1.html。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1/W020120116337628870651.pdf。
[③] 崔保国、侯琰霖《在融合中转型，在转型中创新），《中国报业》2012年第4期，第25页。
[④] 朱虹《数字电影：中国电影的明天》，http://hxd.wenming.cn/whtzgg/2010-10/20/content_172075.htm。
[⑤] Burnett,Ron.How Images Thinks. Cambridge, MA;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2004.
[⑥] 新华网《人民日报盘点十大网络谣言 军车进京、抢盐风波上榜》，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4/16/c_111782449.htm。
[[⑦]] Gillmor,Dan （2004），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ebastopol, Calif.: O’Reilly, xiii.
[⑧] Kawamoto, K.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4.
[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1/W020120116337628870651.pdf。
[⑩] 苏林森《中国报业：谨慎中迎来小阳春》，《中国报业》2012年第4期，第30页。
[11]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http://baike.baidu.com/view/6855636.htm。
[12] 郭全中《转型背景下南方报业多元化发展实践》，《中国报业》2001年第5期，第10-13页。
[13] 侯利强、苟德培《成都战略集团多元化发展战略的“三大跨越”》，《中国报业》2011年第5期，第14-16页。
[14] 张福萍《“泛新闻”背景下的新闻采编课程的教学实践》，《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21页。
[15] 苟德培《纸媒借力微博的“四可为”》，《中国报业》2011年第21期，第44页。
[16] 陈国权《电子版：凭什么收费？》，《中国报业》第19期，第51-52页。
[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http://baike.baidu.com/view/79330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