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漫广州龙脉，烧出羊城官场现形记(1)原副市长曹鉴燎被双规

 

　　(编者按：本深度报道揭露了广东官场的裙带关系、升迁、利益等黑幕，因篇幅较大，分次推出。)祝志卿/文

 

大火烧在广州城的“龙脉”上 2013年12月15日傍晚，广州起义路一幢25层高的大厦突然起火，黑夜中无数个窗口喷出火焰，就像一支巨大的火炬，照亮了羊城的夜空。10多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由它引起的话题却久久不能停息。

这幢名叫建业大厦的大楼，被这场大火烧掉了数千万元，算不得大新闻，然而，这把大火烧在广州城的“龙脉”上，才是耐人寻味的大新闻。老广州都知道，起义路原名“维新路”，用于纪念清朝末年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压力下，改名“起义路”，以纪念中共早年发动的三大军事起义之一“广州起义”。由于这条路从城市中心的最高点越秀山开始，笔直伸向横跨珠江的海珠桥，清清楚楚地把广州全城分隔为东西两部，因此，它一直被称为老广州的中轴线，也被视为这座城市的“龙脉”。如今，这条城市龙脉突然被烈火燃烧，从风水学上说，当然不是好东西。那么，这场大火究竟预示着有什么“大祸”会临头，有心的广州人都不禁暗暗地猜想起来。

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突然被双规

3天之后的12月19日，广东省纪委突然宣布对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市委书记曹鉴燎进行“双规”调查。“纪委”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是中共内部用语，字面上是指“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接受审查”，实际上是羁押取证。这种羁押手续上无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任何一家司法机关批准，只需某一级“纪委”的负责人批准就可以实施。 一直以来，中共利用“双规”确实也破了不少案子，被中共高层视为不能割舍的反腐利器。

村民庆祝“双规” 曹鉴燎的发家史

曹鉴燎被“双规”后，有人欢喜有人愁。愁的自然是与其有千丝万缕关联的高官与部下，喜的却是他先前的“领地”天河区的居民。在广东省纪委宣布调查曹的当晚，天河区冼村的村民即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燃放鞭炮，以示庆祝，直到晚上10点，仍然络绎不绝。他们为何如此兴奋?据悉，与曹鉴燎之前在天河区任职期间大搞城中村拆迁，低价转卖村民土地有关。大家都知道曹与各大房地产商熟络，这些开发商在天河区所属的珠江新城低价买走了大量土地。

曹鉴燎在广州高官中属“后起之秀”，出身于广州郊区农家，自小养成了勤勉而倔强的性格，小心眼中也颇有一些小聪明。他从不起眼的岗位做起，一步一步往上爬。上世纪90年代，他从天河区沙河镇镇长陆续做到天河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这种经历本来不算什么，按级别，很多人比他升得更快，可是，他坐的这把交椅却是名副其实的肥缺。当时的天河区正处于起飞阶段，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广州的城中心开始由越秀、东山等老区向原先的城乡结合部——天河区拓展开来。今日最繁华的CBD——珠江新城，那时属于未开发或未完全开发的杨箕、冼村、猎德、石牌、车陂、员村等城中村，有的还是农田。政府为了迅速发展，不断借助权力以很低的价格强行收购农民的土地，然后以高价转让给房地产发展商。房地产商拿到土地后，建成楼宇，以更高的价钱卖给客户，得到丰厚的利润。在这此过程中，政府、房地产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则失去祖祖辈辈留传下来赖以为生的农田土地。起初，农民们还觉得有利可图，原本那些一亩地一年也收获不了几百元的耕地，一下子便可以卖出几十万元，简直是天降横财。后来发现房地产商赚得更多，一平方米就可以净赚几万元，一亩地往往可以卖出数百万元，他们的心里就不平衡了，觉得吃了大亏。于是，也就逐渐出现了激烈的村民抗拒动迁事件。政府、房地产商、村民成为了既对立又利益相关的三方。

身任不大不小的区委书记，上承政府的意旨，下对民间的诉求，本来是一个难做的角色。自幼出身农家的曹鉴燎却胸有成竹。他深知，跟村民们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只要用利益将村支书(中共村支部书记)、村长笼络住，由他们出面做村民的工作就好办了。为了搞定村里的头头脑脑，曹鉴燎的办法是：凡是计划动迁的村子他都着亲信成立一家建筑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以比政府更高的价格收购按照动迁政策留给村民的10%的宅基地。按照相关政策，政府收储农民土地时，每征一块地都要留下其中的10%作为农民的宅基地。这些地农民可以使用，但不可以擅自买卖。因为法律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所以个人无权出售，集体才可以出售。

曹鉴燎通过建筑公司收购村里的宅基地，第一步就是要搞定村长一类人物。如何搞定呢?很简单，一靠权势，二靠金钱。论权势，他是区委书记，自然有权有势。论金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就从出售宅基地的卖地款中提取。他的做法很简单，建筑公司收购村里的宅基地时，除向村集体支付地价外，还会另送村头们一笔钱，这就保证了买地的顺利进行。买下村地之后，建筑公司提价转让给地产商，价差虽然没有政府卖给地产商那么高，但对村里来说，利润已经很可观了。这笔利润就是曹可以随意支配的巨额财富。具体数字有多大，可以这样算，如果一亩地赚40万元，一千亩就是4亿元。天河区面积广阔，多年来卖给地产商的宅基地少说也以万亩计算，农民卖地收入至少也有几百亿元。

曹鉴燎坐拥天河区委书记肥缺，气度自然不会小，他非常明白利益均沾才能长治久安的道理。所以，他对四面八方的机构和人物绝不小气。无论是对上级领导还是对开发商，以至一切可能用得上的关系户，只要有要求，他都会说服村头们降价出让，很多时候还会要求村头们另外送钱送物送车表示感谢。手笔之大，令人叹服。至于对自己的仕途至关重要的直接上级，更是如此。

 

林树森将曹鉴燎从肥缺调离，大骂陈开枝，是抓捕喻华峰、程益中的幕后推手 不过，他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2002年到2006年，他的日子就有点不好过。2002年12月，他从干了4年多的天河区委书记位置上突然被调到海珠区当区委书记。海珠区虽然也在快速发展之中，但与天河区比还是差得很远。显然，有人有意插手天河区这块肥肉，不愿意曹在天河区继续干。是谁有这个能耐说调就调走一个区委书记呢?只有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才有这个权力。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谁?是林树森。

 

林树森是个出了名专制的人物，最能说明他专制独裁的例子是打击《南方都市报》的事件。林树森一向以来对广州本地媒体尤其是报纸都十分不满。他到贵州省工作后，还专门利用参加全国人大的机会召开记者会，乘机痛斥广东媒体。据百度百科记载：2007年3月11日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刚刚离开广州转赴贵州当省长的林树森，“意外地”约见广州媒体记者。会上，林树森把广州房价高企的原因归咎为媒体炒高。他说：“房价高，媒体也有责任，炒来炒去，炒高的。”他还说：“纽约、东京问题肯定比广州多，包括治安发案率，广州都不是最高的，但为什么全国人都觉得广州最差?真是媒体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借着这个机会，林树森顺便把与他不和的其他领导人也狠狠地损了一遍。他说：“现在一些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说我也买不起房了。包括有些领导，房子都已经住到200多平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你已经住了200平米的房子了，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林树森这番话攻击的是刚卸任的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陈开枝不久前刚对媒体说过一段话，说如果按照市场上的价格，自己也买不起房子。陈的这段话并无瑕疵，他说的是“如果”。事实上，以中国官员的正式工资，确实是买不起市场上的房子的。只是因为国家对公务员有低价购买房改房的政策，工作资历长一点的官员才能够买得起自己的住房。所以，陈开枝的这番话并没有错。林树森的指责完全是断章取义，把陈的话歪曲为陈买了房改房还想再买房子所以买不起，然后进行攻击，籍此欺骗不明就里的民众。林树森攻击同事与媒体，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旦有需要，他可以不惜使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权力进行攻击。2004年，《南方都市报》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李民英、喻华峰、程益中被捕，李、喻二人入狱，程被开除公职的事件，就是林树森利用市委书记职务，上下串通，调动公检法与纪委共同行动的结果。

 

林树森刚愎自用的个性除了表现在总是打击报复不同意见的人方面，也表现在宠信无能小人方面。他本人心胸狭窄，既无容人之量，又无责己之心，与人共事总是恃才傲物，挑选手下却多是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之辈，稍有才华的，都不会提拔重用。所以，一些人熟悉他脾气的下级在他面前总是装成非常听话的样子，等到被他提拔之后，才露出真面目。接替林树森当广州市长的张广宁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林树森选“低能儿”张广宁做广州市长

 

张广宁出身工人，行政能力一般，广州官员中间多称其为“张股长”，意即只有股长的水平，连科长都不够。但张却有一样绝招，他明知自己能力不强，干脆将错就错，选择低调做人，在林树森和其他高官面前装出一副温顺服从的样子，结果果然得逞，官运亨通。1989年他才是广州钢铁厂无缝钢管车间的主任，7年后的1996年却已当上了广州市的副市长。2002年林树森升任广州市委书记后，张广宁的低能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优势”。林树森不改“武大郎开店”的标准，选用的助手必定是比他矮的。结果，张广宁的低能被林树森视为“老实听话好控制”，因而极力向上级争取，终将其任命为自己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广州市长”。

 

林树森选择“低能儿”张广宁担任广州市长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按照国内官场上的分工，市委书记虽然是全市的第一把手，但在法律程序上能对经济问题说了算的却是政府这边的官员，尤其是主持政府工作的市长。所以，林树森选用“听话老实”的张广宁担任市长，目的就是要在政府这边寻找一个代理人，可以秉承自己的意志，方便实现自己的计划，谋取自己的利益。

 

张广宁上任广州市长初期，对林还是基本做到言听计从的。广州白云国际会展中心是当时广州最为抢手的大项目之一，建设投资预算高达18亿元，其中设计费预算4000万元。由于利润丰厚，引起多方势力参与角逐。开始有17家设计团队报名参与投标。投资方从中挑选了12家参加比赛。结果由比利时一家设计公司与中信华南(集团)建筑设计院提出的一号方案被评为三甲之一，并最终中标。官方对外声称其中标的原因是设计方案能让白云新城的居民隔着会议中心都能看到白云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但在专业人士当中却屡被诟病，他们以隐晦的语言批评这个方案是一个内心自我却不敢开放的巨物，普通百姓最好离它远一点。这种批评所指的缺陷倒是很符合林树森本人的个性。

 

正因为如此，方案摆到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时候，不少人并不认同，反而比较支持其他两个方案。就在这时，张广宁一锤定音，说这事林书记已经拍了板，就选这个方案，就按书记的意见办。事后发现，这个方案的设计方正是林树森女婿担任总经理的设计公司。白云会展中心之后的广州大学城部分设计也是“照板煮碗”，同样是被林家女婿主持的公司纳入囊中。据悉，大学城设计的不少公共电梯槽的尺寸只能容纳某个特定的进口电梯牌子的规格，按照这个设计建设的大学城，建成后只能安装这个品牌的电梯，其他品牌根本无法中标，此中奥秘不言自明。

 

林树森操盘房地产，踢英商和广州日报

 

林树森的胃口超大，连续啃下两大项目之后，又盯上了位于天河商圈的“太古汇”。该项目由广州日报社和香港太古集团合资兴建，当初签订合作协议时前者占股45%，后者55%。这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建筑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总投资预计40到60亿元人民币。合作双方于2002年3月正式签约，项目命名为“太古汇——广州报业文化广场”。几个月后，接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树森开始插手这一项目。他约时任太古地产总经理的简基富和太古地产广州代表处首席代表郝继霖在广州市政府专事接待任务的广州大厦吃早餐，餐桌上展开一场权力与资本的火爆对话。

 

林树森以其一贯的强悍风格开门见山地要求太古退出该项目。简基富是个英国人，他也以英国人柔中寓刚的辞锋回答：太古不会退出这个项目，因为有与广州日报社签署的商业合同，如果林先生一定要我们退，我们是要打官司的。林树森没想到英国人这么不客气，但仍以一副大权在握的派头回应说：我不会和你们打官司，但我会让你们在广州一事无成。没想到英国人居然毫不示弱，简基富说：我们知道你是广州市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你的首肯，我们在广州的项目将会寸步难行。但是，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等，等到你退休，我们将重新起步。果然，“太古汇”这个项目一拖就是5年，直到2007年林树森调离广州远赴贵州就任，项目才再重新启动。

 

林树森当初试图吓退太古地产，实际上是准备让自己的人接手这块“肥肉”，没想到被太古地产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转而逼迫合作的另一方广州日报社退出这一项目。广州日报社是林树森辖下单位，自然不敢得罪林大人，很快就向太古地产表达了退股的意愿。广州日报社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正好戳中了太古地产的软肋，因为按照中国的政策，凡是合资企业，如果中方企业退出，企业就变成了外资独资企业，不能再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得到广州日报社退股的通知后，太古地产内部甚至准备以无偿赠送广州日报社15%的股权作为广州日报社不退出的条件。不过时任广州日报社长张德安是个不学无术，既不懂办报，又不懂经营，只会唯命是从服从上级的家伙，最终竟然同意广州日报只留下3%的股份。这种股比，令广州日报社只有陪人家出钱的份，却无丝毫话事权。太古地产兵不血刃独家得到广州最旺商圈这块5万平方米的熟地，最终打造成为内地最高端的商业地产项目，如今天天财源滚滚。当他们有机会面对林树森时，真不知道该是厌恶还是该感谢。

 

林树森与张广宁说到底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林树森发现张广宁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不再听话了。2013年，林树森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广州城记》的书。这本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整理的书中，处处可见林对他任广州市长时期前后的抱怨和揶揄。林的市长前任是黎子流，后任则是张广宁。林在书中几乎把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全部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而缺点则通通算到了黎子流和张广宁的头上。熟悉内情的人多数认为，如果张广宁后来不是与林树森交恶，林树森是不会这样发泄对张的不满的。

 

国务院某领导相助，林树森异地升省长

 

2006年，对于林树森的仕途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他是1946年12月生人，到2006年底就年满60岁了。按照国家政策，官员一旦年届60足岁，就不能提升了。因此，当林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天一天接近60周岁时，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幸而“秦桧都有几个知心友，关公也有几个对头人”，林树森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广东省计委主任时，因工作关系，与国务院一位负责人过从甚密，这位领导人对林的能力颇为赏识，林也很会投其所好，因而得到这位虽然已经退下来但仍有余威的领导人的支持。这一次，在林树森仕途进退千钧一发的重要关头，这位领导人不遗余力鼎力支持，终于在60岁来临前5个月，得以远赴贵州，升任省长之职。据说，为了确保林树森坐正省长交椅，这位领导人还专门到贵州疗养，直到贵州省人大选出林当省长后才离开。不过天命难违，林树森到贵州后妄自尊大的脾气一点也不肯收敛，最终还是于2010年8月罕有地被中央宣布书记、省长同时调离贵州。当时林只有63岁，未到法定退休年龄65岁，知道内幕的人都明白，这是他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矛盾冲突公开化的结果。石宗源在中共高官中虽属古板保守，但性格忠厚，人脉广泛。他到贵州后尽管政绩平平，但与省里一班领导还算是和谐共事。自从林树森到贵州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鉴于林的所作所为，石宗源多次直斥他为政治流氓，其他班子成员也异口同声指责林树森飞扬跋扈，根本不适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贵阳市一度盛传一段丑闻，说林树森有一次跟贵阳市市委书记李军开会，会上双方争执起来，林树森像街头烂仔一样把一杯水淋到了李军的头上。林离开贵州后，在全国人大担任不用上班的闲职，他也懒得管事，终日留在广州，郁郁寡欢，渐渐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经常到医院治疗。

 

林树森和曹鉴燎

 

正是这样一个林树森，对曹鉴燎自然是看不上眼的。林树森对曹不感冒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非我族类。一向以来曹都是先后担任广东省长的黄华华、朱小丹的人马，而黄、朱一直与林不和。因为黄、朱均属“共青派”，分别担任过共青团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书记的职务。这派人物多为能说不能做之辈，对于自视甚高的林树森来说，非常看不起。无奈黄华华有客家背景，广东官场上人多势众，而林树森虽是潮汕人，但因其父亲解放初期作为地主恶霸被枪毙，发誓不回家乡，潮汕帮中人脉不深，故在广州工作期间，一直被压在黄华华手下当副手。熬到2002年9月，终于等到黄华华升任广东省长高位，林才有机会就任广州市委书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3个月后，林就毫不客气地把曹鉴燎调走，调到海珠区当书记。接任天河区委书记的则是杨建成。此人属于文弱书生，长期在广州市委研究室做文字工作，尽管官至主任高职，却毫无行政经验。这样一个人物为何会被向来刚愎自用的林树森委以重任呢?原来他对林树森有“护驾之恩”。

 

2000年，正值林树森积极谋划升任广州市委书记关键时刻，中共开展了一个名为“三讲”实际上是党内整风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做法是在党内官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互相检举，人人过关;另一方面是个人撰写自我检讨材料，上呈领导检查，下受群众监督。熟悉中共政治文化的读者都知道，这类材料的分寸十分关键，最难拿捏之处在于既不能过分，免遭追究，又要言之有物，有点干货，以免上级与群众说是避重就轻，难以过关。那段时间，杨建成日夜操劳，凭借手中生花妙笔，先后为顶头上司时任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写出了多份恰到好处的“三讲”材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而讨得了他们的欢心，留下了颇好的印象。任命杨建成担任天河区委书记的肥缺，既是对杨的奖赏，也是对杨信任的表现。无奈杨建成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上任之后干了8年，始终没见什么成绩，最终被调到市纪委当副书记去了。像区委书记这样的实权官员没能再上一步当上市人大副主任或市政协副主席，是极为少见的，可见杨的能力着实一般。

 

曹鉴燎被调到海珠区后，虽然油水大减，但官场运作并未闲着。他拿起一贯以来行之有效的武器，以土地换关系，凡是用得着的“贵人”，都为他们做生意提供方便。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朱振中是广州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曹鉴燎到海珠区后，知道朱的儿子正与原区委书记、时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孔少琼的丈夫合作开公司做地产。曹不禁暗暗叫好，立即着人给该公司在海珠区拿地大开绿灯，帮助该公司很快赚得了第一桶金，此后更是“猪笼入水”，不断横财就手。只是乐极生悲，一天晚上，朱振中儿子酒后驾驶，汽车超速狂飙一头撞在路边建筑上，当场车毁人亡。

 

林树森不喜欢曹鉴燎这种“太聪明”的下属，并不意味着他真有知人之明。

 

林树森手下的“四大奸臣、两大师爷”

 

 

实际上，他信任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广州官场至今仍然流传着林树森手下“四大奸臣、两大师爷”之说。“四大奸臣”是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伟宪，原副市长平欣光，原市政协副主席简文豪，原越秀集团董事长区秉昌。“两大师爷”是原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邬毅敏，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薛晓峰。这些人多无真才实学，却擅长拍林的马屁，甚得林的宠信。例如薛晓峰，原本只是北京《经济日报》的一名记者，一次跟领导到广州采访林树森，回去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百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二十分之一的税收》的文章，说林树森领导下的广州只占全国两百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却能上交占全国二十分之一的税收，大大吹捧了林树森一番。林认为这篇稿子对自己升官很有帮助，所以十分赏识薛晓峰，不仅一手从北京调动薛晓峰到《广州日报》当总编辑，而且很快就将其升迁为市委常委、秘书长，后来更运动其到中山市任市委书记。原本还想运动薛进一步升官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只是因为中纪委收到举报，说薛有经济问题，虽然林通过关系把责任推到薛老婆身上，把薛解脱出来，但组织上还是认为薛不适合提拔，才没有当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火漫广州龙脉，烧出羊城官场现形记(3)万庆良、黄华华、朱小丹、曹鉴燎的关系

 

曹鉴燎再次出头，除了朱小丹，更有黄华华撑腰

 

中国官场历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广州也不例外。自从林到贵州赴任后，一直与林不和的继任市委书记朱小丹马上变脸，毫不手软地将林的爱将一一投闲置散，或者干脆通过黄华华的权势将他们调离外放。其中区秉昌还被追查，最终锒铛入狱。而在海珠区被足足雪藏了5年的曹鉴燎，终于又有了出头之日。

 

2006年6月林树森赴黔，3个月后的2006年9月，曹鉴燎调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3个月后的2007年1月，曹被提拔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在中共体制内，党委、政府属于一线职位，人大、政协属于二线职位，实权都在一线职位，二线职位主要用来安置行将退出仕途的官员。曹到政协后，多数人都以为其仕途即将告终。没想到半年之后的2007年7月，曹竟然可以重返一线职位出任广州市副市长，在舆论诧异的眼光中开创了广州官场由政协回笼政府之先河。能够在广东政界操作如此高难度动作，虽贵为市委书记的朱小丹也是力有不逮的，因为广州副市长一职要省里批准，若无时任广东省长的黄华华支持，以朱小丹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做到。

 

早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时，黄华华对曹就关爱有加。2003年黄升任广东省长后，广州市的人事大权由林树森一手把持，黄与林向来势同水火，心有不甘亦无可奈何。林调走后，广州人事任免大权重回客家帮手中，加上2008年1月黄华华成功连任省长职务，继续执掌南粤政经大权，整个广东的重要人事任免也就很难绕得开他了。

 

有黄华华背后撑腰，当上副市长已经不是曹的终极目标，他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而黄华华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他最大的支持。2011年12月16日，在新任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关照下，身为“裸官”(老婆孩子都在国外)的曹居然可以避开中央关于“裸官”不能担任第一把手的限制，兼任中共增城市委书记，成为“增城一哥”。

 

万庆良在黄华华关照下春风得意

 

说到万庆良，也不能不补上一笔。万与黄华华同为客家老乡，只不过黄是梅州市兴宁人，而万则是梅州市五华人。黄华华担任广东省长后，就一直盘算着如何让客家势力长期占据广东政坛高地。他知道广东在中央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既是上交财政的第一大省，又是毗邻港澳的边防要地，还是另立山头的首选之地，所以自古以来就没有军政一把手(后来是党政一把手)都是广东人的安排，自己能当上省长已经是到头了。当然，如果调到外省还是可以升任省委书记的，中央也确实有好几回要调他到外省去当书记。但他盘算过，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以领导一个省做出什么好成绩，反倒是一旦离开广东省，就失去了根据地，回过头来连老窝都会被人家端掉，所以他宁肯不升官也要留在广东。对于这样一个把留守广东老巢看得比升官还要重要的政坛老手来说，他的目光就不仅仅盯着自己这一届省长位置了，他知道自己迟早都要退休，只有自己的省长位置留给信得过的人接任，才能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人来保护，同时也能避免将来后任对前任进行“秋后算账”。为了找到这样一个人物，黄华华谋划了很久，终于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是万庆良。万的条件很合黄的心意。首先，万是客家人，他当省长可以延续客家人在广东的权势。其次，万是共青团出身，当过团省委书记，容易被同是共青团出身的中央主要领导通过。再次，万比较年轻，一般来说要当省长必须先当广州市一把手，这就需要一段时间走流程，年纪太大的来不及，万在这方面有年龄优势。由于有黄的照应，万的官运一路顺风，不到50岁就当上了广州市委书记的高位，随时可以接过现任省长的位置。

 

不过，在黄退出省长位置，由万接上省长位置之前，有一段空隙，这段空隙必须有一个靠得住的人来看守，这个靠得住的人就是现任省长朱小丹。朱小丹与黄华华不算莫逆之交，但却是政坛上合作多年的战略盟友。当年黄华华在共青团广东省委任书记时，朱正在广州市团委当书记，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后来各自进入党政政治系统发展，一个在梅州，一个在广州，互不隶属，关系曾经有所疏远。后来黄回归广东省委任职，更后来直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与朱的关系就日益密切起来了。特别是黄任市委书记时，林树森当市长，黄与林都是擅于玩弄心计的人，彼此明争暗斗，一直不和。黄需要朱帮忙助阵，两人的关系就越发亲近了。2002年，黄要离开广州市书记位置上任省长，林树森行将接班，为了赶走朱小丹，使人暗中举报朱的违法行为和道德问题，上级纪委一度对朱立案审查。黄看到势头不对，知道林是冲着自己来的，立即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多年来编织的人脉网络，为朱解围，但也不得不将朱调离广州，到省统战部当副部长。

 

黄华华救了朱小丹

 

朱小丹在黄华华的援手下摆脱了林树森的狙击，马上利用好不容易赢得的时间，上窜北京，下跑省委，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终于化解了危机，才勉强从副部长上升为正部长，并且循惯例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重新回到主流岗位上来。通过这次化危为机，朱小丹更加感激黄华华，黄华华也更加意识到朱小丹今后将会更加依赖自己，因此将朱视为自己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在物色过渡时期省长人选时，决定将朱推出来。黄的计划很简单，朱当省长时已经59岁了，59岁才有这个位置，应该心满意足，不会有更多想头了，只要干上三几年，让他退下来让给万庆良做，相信没有太大问题。到时，万就可以顺顺当当地接上省长的班了。

 

黄对朱的估计是否准确，还需时间检验，但朱对黄的推举应该是满意的。他的出身与黄华华不同，黄华华是个典型的农民子弟，朱小丹则是知识分子家庭。朱的父亲姓黄，不姓朱，朱是她母亲的姓。朱父与朱母都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共上台时他们上大一，响应中共号召，参加南下工作队到广州来支持建立新政权。曾任广东省长的朱森林也是同一支南下工作队的队员。到广州后，朱的父母先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朱父被打成右派，结论是“极右”，结果被强送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朱母见状立即表明立场，不仅马上办理离婚手续，而且年仅4岁的独生儿子改名换姓，从姓黄变为姓朱，名字也与姓有关，叫“小丹”(朱和丹都是红色)。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母亲又是极为固执偏激之人，使朱养成了阴鸷的性格，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当官，能当多大就当多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可以出卖和放弃的。这是他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时广东省新闻界有识之士给予他的共同评价。有着这样一种人生目标，朱对黄扶他升上省长职位的恩典自然是感恩不尽的，只要黄一声令下，他随时可以让出省长位置给万庆良。因此，坊间一直预计，朱小丹不会当足5年省长，最多干够4年，到64岁时就会退出来，让给万庆良。只不过万庆良在最近一轮反腐风云中遇到了不少困扰，据透露，他与陈绍基的相好、广东电视台的美女主播李泳过从甚密，李某人手上价值50多万元的翡翠手镯也是万赠予的。前段时间万被上级巡视组先后约谈7次，有时候甚至是日夜连续约谈，好不容易才勉强脱身。但是，他的有关材料已经被锁在上级巡视组的保险柜里，随时可以拿出来追究，他今后的命运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无论朱小丹还是万庆良，由于都是黄华华的盟友和死党，所以在重用曹鉴燎的问题上配合得十分默契。2011年12月，这边朱小丹刚刚走马上任代省长，那边万庆良空降广州任书记，曹鉴燎便被任命兼任增城市委书记。增城属于县级市，国家规定县级市党政正职的任免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通过。所以，曹鉴燎增城书记的任命要经省里讨论，而他是“裸官”这一事实有可能会成为拦路虎。不过，这难不倒黄、朱、万结成铁三角联盟。作为前一任市委书记，朱完全可以做好推荐曹鉴燎任职的送审工作，黄则可以对省委常委会讨论施加影响甚至左右大局，万作为现任市委书记，只要不阻挠，不撤回，就不会影响曹的任命了。事实上，曹的任命过程十分顺利，无风无浪就平稳通过了，国家规定等于摆设。

 

火漫广州龙脉，烧出羊城官场现形记(4)曹鉴燎案是否会烧到黄华华?

 

曹鉴燎发增城财又折翼 有这么多政坛大佬撑腰，曹一到增城就要大干一场。他的算盘是，一要在增城出政绩，为他晋身广州市委常委甚至书记铺路;二要像天河时候一样，通过提供土地、项目，捞足利益。所以，他要在增城一个人说了算，成为地皮市长、地皮书记。增城拥有靠近广州但又开发较迟的优势，早在2009年时GDP总量与人均GDP就高居广东省各县(市)之首，是广东省第一强县，在全国也排名前十。有大片地皮，又处于广州、东莞之间，离两个城市的距离都不超过一小时车程，地产商们当然纷纷扎堆增城，谋求价廉物美的开发项目。

 

曹在增城的前任朱泽君即深谙此道，在他任内增城地产业蓬勃发展，而地产商向其输送利益也别具一格，屡有新招。

 

朱早年曾任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郭荣昌的秘书，小有才气，号称“依马成篇”。他的哥哥则是农民画家，这位农民画家擅长的居然是油画，他一幅上不了台面的油画作品在新加坡拍卖，可以拍卖到1.15亿元之巨。事后有人在网上实名举报，说这是广东某著名地产商××园老板杨××派人前去竞拍，买下此画的。一亿多元巨资买下朱兄的油画，如此“雅举”，说是贿赂可以辩解曰“艺术无价”，说是公平交易却又难以服众，不能不让人慨叹。广东政坛一名曾在增城工作过的退休高官提起此事也不禁大摇其头，感叹官风日下。

 

实名举报者在网上直斥“朱泽君从担任增城市市长开始，到爬升至增城市委书记10年间，其独断专横，目无王法，奉养黑帮，买官卖官，非法买卖土地，官商勾结获取巨额贿赂”。不过，举报归举报，朱泽君岿然不动，他到梅州后仍不忘增城，在曹接任后，专门带队回增城“考察”，特别向曹交待某某村某某项目务必要“多多关心”，曹鉴燎自然心领神会。 对增城的开发力度，曹鉴燎丝毫不逊于前任。

 

据了解，曹先后拆迁了十几条村，其中为了打造号称亚洲之最的挂绿湖，更是拆迁近千亩土地，手笔不可谓不大。曹作为“增城一哥”，独断专行，市长和其他官员形同虚设，被晾在一边，除了开会时参加一下，平时没事可做，只好以打篮球消磨时间。曹鉴燎一倒，该市长才重新忙碌起来。官场之怪异，可见一斑。

 

其实，在曹鉴燎被扣查之前，最先传出的是朱泽君被约谈的消息。在曹被扣之后，广州官场人人自危。昔日活跃的地产大佬，或被约谈，或脚下抹油，溜到海外避风头，皆作鸟兽散。而昔日深受其害的广州天河、增城两地的村民，则燃鞭炮庆贺，犹如赶走瘟神。

 

大火烧到黄华华? 曹鉴燎案情将结未结之际，广州官场最关心的是此案会否烧到曹的恩公黄华华身上。不少人认为，对黄的处理将是观察北京整顿广东官场态度的一个关键性指标。黄在任期未满之际，突然宣布不再担任广东省长，此后有关黄落马中招的消息更是盛传一时。不过，要想查出黄本身贪腐的线索并非易事。黄在广东根深叶茂，耕耘数十载，关系攀根错节，官官相卫，形成了牢固的保护网。加上黄做事历来胆大心细，收取利益一般不会亲自出马，也不会直截了当。

 

不过，在他背后的黄太蒋乐仪却是众所周知的活跃人物。黄太一贯喜欢附庸风雅，对于艺术品，无论名人书画，还是珠宝玉器，向来不拒。她曾任广东省纪委副秘书长，是黄华华与后来调离广东并锒铛入狱的原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之间的天地线，专责整人和捞人。由于群众反应强烈，加上有些案件已经涉及黄、蒋，蒋才不得不离开纪委，调到省委统战部任常务副部长。

 

在这个位置上，黄太更为长袖善舞，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不少粤港澳企业老板，成为这些商人跻身政协的重要管道，而这些商人也往往知恩图报，奉上各类名贵字画、古董、珠宝、玉器，供黄太收藏。

 

一份香港媒体2010年9月在其政治八卦专栏里这样描写：“芸芸宾客中，广东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蒋乐仪很瞩目，因为她另一个身份是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夫人。蒋乐仪当晚举止优雅淡定，手挽Chanel黑色经典菱格纹小羊皮靓袋，香肩披挂着颈巾，不经意散发着女强人的味道，气质同内地女干部很不同。”

 

这位“女强人”在她老公2011年退任广东省长之后，也卸下政治职务，但她和儿子、儿媳依然明里暗里打着黄的名义，到处伸手。黄华华与林树森一样，都让儿子在华南理工大学学建筑，只不过毕业时间有早有晚，林公子早毕业，黄公子晚毕业。他们毕业后主要的生意方式是与人合作，自己出面，人家出钱，合伙搞与地产相关的项目。其中包括暗中出面找人搞定项目的各种政府审批，由此获得相应的佣金、咨询费、工资、分成等等。

 

黄华华认为，只要自己不出面，儿子、媳妇通过合作生意获利，无论党纪国法都不能奈何。事实上，迄今为止，尽管众多举报，南粤政坛也异口同声称呼黄华华为“南粤王”，但中央方面仍然无法对其采取什么措施。

 

纵观广东官场，无论已经曝光的曹鉴燎，还是众多尚未触及的高层官员，他们的生财之道，都是出售“土地”和“官职”。曹深谙地皮买卖，能从村干部、街道干部，一步步升至广州市副市长，玩的就是土地，平日往来的皆是地产大鳄，肥了自己，成就了地产商，亏了村民百姓。

 

林树森在地产项目和干部任免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势风格，以“巧取豪夺”概括之，毫不夸张。不过，其与黄华华相比，还是要拜下风。

 

以黄为核心的“客家帮”，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早已占据广东各个重要职位，扼住各种资源审批的咽喉，把握着岭南一带的经济命脉，“南粤王”称谓名副其实，敛财手法堪称一绝。

 

最为奇特的是，在曹落马之后，香港媒体突然搬出一年前报道过的黄华华向中央举报所谓北京高官在广东贪腐的消息。这则消息曾在黄卸任后曾经出台，后来不了了之。时隔一年之后再次炒作，用意何在?广东政坛高人分析，目前正是北京欲对广东进行深挖细查，破解反腐僵局的时刻，作为惊弓之鸟，不排除黄通过自我炒作这一旧闻，将自己塑造成反贪勇士形象，以攻为守，用以自保。他的想法是，如果中央真的查他贪腐，就会被外界视为是被他举报的高官对他实行打击报复。

 

广东反腐成败要看中央决心

 

长期以来，中央对广东是既爱又忧。一方面，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一面大旗，而且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尤其举足轻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广东地方势力也一步步做大，逐渐成为中央心头之患。

 

1997年十五大后，北京着手瓦解广东地方势力，次年3月强逼谢非卸任省委书记，上调北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似晋升，却远离仕途根据地，接任者为外省人李长春，由此开创外省人任书记、本省人任省长的政坛模式。

 

接踵而来的广东省委书记，从李长春到张d江到汪y，再到目下的胡c华，都是外省干部。一般都是任期5年，任满之后入京高升。所以，凡是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多被视为晋身中央领导人之前的热身和镀金。

 

这种干部培养模式看似必要，也有利于中央掌控广东大局，但是仅仅5年一任，谁也无心长期经营广东，更多的是考虑既不要得罪北京，也不要得罪本地官员，平平稳稳渡过5年，之后就高升去了。

 

因此，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官员，只关心GDP和维稳。这两项都是硬任务，是镀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不得罪地方势力，维持一团和气，也是为了让中央组织部门来考察时，听到广东政界一片叫好声，这也是镀金成功与否的另一种标志。于是，空降的广东一把手多对广东官场之弊视若无睹，任由省长提名亲信任职，副省长也好，广州市委书记也好，一把手通常都会卖个人情，免得被人说事。

 

中央本想压抑地方势力，结果反令地方势力愈发盘根错节，不能不说明当初考虑并延续了15年的干部配备模式业已变味。至于广东地方势力占据政界要位，自己不用出面，亲戚朋友、熟人部下尽可捞取好处，整个政坛越来越乌烟瘴气。

 

 

北京不会不知道，事实上中纪委书记王q山就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人脉丰富，非常了解情况，现在的问题只是能否下决心严厉整顿广东官场而已。如果中央能够借助曹鉴燎一案加大反腐力度，真正端正官风，广东还是有可能恢复一片晴空，重新成为全国瞩目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典范的。 (本报道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