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方式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回归

 彭真的儿子在会上发言,认为地方控制土地不盖大众住房,不是市场问题,而是福利问题。

特稿:问局十二五 再议姓“社”姓“资”

2011-03-10

【多维新闻】2011年中国两会大幕已经开启,由于恰逢“十二五”开局之年,人们对于今年两会的关注,自然就落在了提交人大审议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上。草案 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概括出中国发展症结所在。具体地说,从生产力发展层面看,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的持续,导致资 源匮乏、环境破坏。从经济-社会关系层面看,腐败继续蔓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物价涨、看病难、上学贵、房价高、社会保障不足、就业压力大……已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着力实施重大民生工程,这是针对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 次矛盾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那么,下一个五年,如何在解决目前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将是中国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点所在。

今年两会忽然“幸福”

“4万亿元投资”、“低碳”、“农业税”、“尊严”……每年“两会”都有一个关键词,今年的关键词无疑是“幸福感”。“两会”前夕,总 理温家宝在与网民交流时,就“幸福感”作了如下表述: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早前召开的各地“两会”上,也纷纷提出建设幸福城市、 幸福之省等目标,居民幸福指数成为施政导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从菜篮子、房价到收入差距,几乎每项内容都切切实实的影响到百姓的“幸福感”。

“幸福感”无法量化,也很难设立一个标准,只有把它分解到一个个民生指标中,才会有实际意义。哪些因素影响“幸福感”? 调查显示,在中国,城市人担心的工作、住房,农村人最大压力来自于生病,这些也是历届“两会”热议的话题。以住房问题为例,百姓普遍抱怨,改革开放前,尽 管当时财政十分困难,但仍基本保证了人人有房住,但现在反而得不到保障了?近年来,房价高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直接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在大陆某媒 体进行的“中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结果中显示,计划在2011年买房的比例仅为6.5%,有74.6%的受访者表示最近5年内都没有购房计划,其中首要原 因在于“房价太高,买不起房”(52.4%),当然还有39.9%的人表示暂时没有购房需求。同时,高房价不仅影响到购房市场,也波及到了租房市场。调查 中,有27.7%的受访者目前是租房一族,其中有67.9%的人表示承担房租有很大压力。

“两会”上就有代表指出,不要说住房,普通百姓收入的增长连医疗、教育价格的上涨幅度都赶不上,如何敢花钱?有人不禁要问,中国有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缘何“不敢花钱”?

 

北京观察人士指出,养老、医疗、教育问题的确令百姓消费意愿不足,这是发展之殇。首先,社保水平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养老。他们 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但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 降;其次,存钱防病。

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 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 另外,教育成本高。随着教育产业化,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却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连续三年以30%左右的速度激增,但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迟迟不见起 色,钱花到哪里去了呢?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形形色色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去了。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这就很难产生 强劲的消费,并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导致消费乏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期间提出,中国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收入相差达40倍,近年还以每年 1.5%的速度不断扩大,少数富裕家庭掌握了40%的居民财产,城镇的贫富差距其实比农村还要严重。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员王小鲁等进一步的指出,灰色收入 拉大了差距。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 入的不合理分配。王小鲁以此推算,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差65倍,远高于统计数据显 示的差距。

一位租住在地下公寓的“北漂”告诉多维新闻记者,十年前初来北京打工时,他一个月能挣到1,000多元,还可以寄回老家盖房。但现在工资不见涨,物 价都翻多少倍了,养活自己就所剩无几。他感觉,自己在国家发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成果,当年人与人之间差别并不很大,但现在有人开豪车、住别墅;有人背井离 乡、因病至贫,就连物价上涨也最先挤压低收入群体,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心态难以平衡。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6,000起到现在2009 年的23万起。一个偶然事件,即能引发大范围的呼应。

“先富政策”引发后患

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国民经济严重受损,濒于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中共高层主要考虑的问题。这个时 候,邓小平提醒人们:“我们太穷了。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自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被提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带动经济发展? “资本”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当时的政府一穷二白,饱受创伤的国库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任。邓小平说提出:“资本是需要积累的,不集中起来办不了大事”,于 是提出了改革开放,对外开始积极引入外资。同时, 1977年到1978年,邓先后14次阐述了应该从中国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图积极发展和培育民间资本,使其成为带 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股力量。为了鼓励这些国家资本以外的“外力”更加踊跃投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认真执行按劳分配 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 ”

一般来说,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类。中国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招商引资式的“资本投入”,一直是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和坚持的经济发展方 式。结果在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收入分 配结构上,资本和土地资源所有者份额居高不下,使这类人“先富起来”。而以往被称为“主人翁”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便相对降低。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物质消耗的经济模式也出现了问题。进入“十一五”的头两年,中国国民经济达到新一轮上升期的巅峰,宏观政策取向开 始不得不向防止经济过热转向。但调控陷入两难困境:管紧了,经济增速下降过快,甚至有“硬着陆”风险;管松了,资产泡沫继续膨胀乃至破灭的危险增大,物价 也有可能继续攀升。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过去几年的经验,这种两难困境是很难靠短期政策解决。

新社会定位 民生为重

从文革至今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相当的代价,环境污染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是其中最主要的。在胡锦涛上任后,中国经济基本上 走到了一个顶峰状态。他的关注点开始转向经济发展后的社会层面,随即提出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 席卷全球,中国出口遭受影响,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增强,依靠同扩大内需成为必需。这样也使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成为高层要解决的重点。 如此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关注民生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分量不断上升。

而最近,中东北非的民主革命浪潮更让中共高层看到关注民生,缓解民怨的现实意义。观察人士认为,虽然中国与中东北非这些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而中国显然已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解决了普遍贫困的问题,但对于这类社会性变革也同样需警钟长鸣,民众的呼声不可忽视。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这一时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 度建设成就,但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 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 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让劳动者能够分享发展过程,让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原因能够拥有“幸福感”。同时,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 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这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

目前,除了在生产环节由重资本向亦重劳动力的转变外,中央也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在分配环节尽量均衡历史造成的“阶梯”差距。从去年开始,各地快速调 高最低工资。在十二五期间更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再上调;温家宝也在两会前夕通过修正个人所得税法,提高薪资扣除标准,以降低税负增加民众实质所得,预期未来 还有更多作法推出。
此外,严控通货膨胀,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扭转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扩张、民营经济持续萎缩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在行业准入、政策扶持、银行信贷等方面逐步解除对民营资本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严惩公务体系贪腐问题等,都是在落实“还利于民”。

根据“两会”期间公布的2011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 合计10,509.92亿元,增长18.1%。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同时,财政将压缩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用财经纪律约束党 政机关过紧日子。这即是“十二五”期间启动社会全面改革,降低政府的财富集中度、合理有效的分配给百姓的信号。从变化了的内外发展环境出发,实现发展方式 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是释放社会总需求的现实选择,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现实需求,也是实现公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针对近年来中共高层在关注民生上的种种举措,社会上已再度有人提出了当年被邓小平制止的姓“资”姓“社”的讨论。亦有分析人士提出,中国的发展方式 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回归。其实,这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在领导全国的发展中,不再使自己禁锢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概念中,而是 尽量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希望寻找最佳途径。

胡温在主席台紧急批示 惊动多位高官 显然是十万火急(图)

胡温在主席台紧急批示 惊动多位高官 显然是十万火急(图)

温总(前右二)在字条上奋笔批示时,工作人员半蹲在令计划(后左一)座位旁等待。

 

云南盈江及日本先后发生大地震,刚好在「两会」期间。近期国内外突发事件特多,以至中央高层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就即席处理一宗显然是十万火急公务。

 

下午3时57分左右,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正在台上宣读报告时,一名工作人员走上主席台,将一份文件交给坐在第3排中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令计划看后跟他低声交谈几句后,工作人员再将文件呈交坐在第二排中间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并转身半蹲在令计划桌边等候。

 

只见胡总在一张纸上写下什麽,约7、8分钟后,他将这张纸交给身边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总见状随即低头在纸上疾书,其间适逢报告结束,全场鼓掌,温总也抬头鼓掌,之后又埋头在纸上批示。

 

在胡、温两人批示时,该名工作人员一直半蹲在令计划旁边,一边擦额上的汗一边紧张地望胡温两人。约10分钟后,温总终于写完批示,并将纸张再交给胡总,工作人员见状蹲到胡温中间,只见胡温两人分别向他交代了几句,工作人员再回到令计划旁边,令计划在签名后也叮嘱了他几句。

 

之后,工作人员又走到主席台第二排的主管救灾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身后,轻拍其肩膊通知他离场,而令计划此时也跟着离席。

 

再过约10分钟,回良玉返回主席台,走到坐在最旁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身旁,低语了几句,才回到自己的座位,而郭伯雄随即离开主席台。

 

此时,记者突然发现,坐在主席台另外一端、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恰巧也离席,未知是否与此有关。

 

至4点半,郭伯雄先返回座位,3分钟后,戴秉国及令计划也先后返回座位,显示这宗紧急公务在最高层已处理完毕,主席台恢复了之前的平静。至于这宗紧急公务到底是什麽,却仍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