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晗的《海瑞罢官》读文革
――试论毛泽东的深刻
作者：壶公评论
上一次的国内战争距离现在的我们已经有62年了，上一次的文化大革命距离现在的我们已经有33年了，作为历史是不能淡忘的。或曰，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更深入一步说，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民族。理性，就体现于对于历史规律与因果关系的认识，体现于能者的避趋与智者的导引。
人老眼花的毛泽东仍然捧着大字本的《资治通鉴》阅读，是为了“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就个人而言，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功成名就，他足以跻身他的《沁园春－雪》中所提到的那些民族伟人的行列，他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盛誉。
毛泽东居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他似乎并不钟情于治国安邦的那些政客琐事，他在思考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改变–文化的改变。在他看来孔子倡导的“仁义道德”已 经成为过去时式；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朝，从此后皇帝再也不能君临天下了，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构成之二却并没有得到解决；他象暴风雨中的海燕， 感觉到到生命的充实和创造的勇气；他在那两道巨大的障碍面前大声地呼唤，就象准备打开混沌天地的盘古一样充满豪情；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两道课题是什么：
其一、仕文化――精英意识；
其二、农民问题，包括农民的解放，农民的转化。
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谁又能够跨越这两大障碍呢？可是，毛泽东来了！
关于仕文化，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明确了他自己的设想，他告诉仕子们――那些准备进入管理国家系列的读书人，他引用《左传》中的名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在告诉那些仍然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封建帝王不存在了，你们唯有寻找新的依附――服务于人民。
关 于农民问题，农民的解放应该如同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农民一夜之间摆脱了封建的枷锁，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农民的解放必然导致农民的转化，农民的转化并不如同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的农民转化为资本的奴隶，也不类同于李自成和洪秀全那样农民起义者――其领导者迅速转化为新的封建统治者。
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事实上包括着两个基本的理念：
其一、否定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社会变革――那只是中国社会革命的本初阶段—事实上那一个时期每一个前进的脚印都是非常清晣的，这是社会的进步，否定和批判的内涵就是社会的进步。
其二、重塑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建设一个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从此走上人类发展的大道。
没有人比毛泽东更能够否定自己，没有人比毛泽东对生命葆有更崇高的敬意，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当笔者进入毛泽东的世界，这种广袤和宏大，还有无穷尽的奥秘，令我瞠目结舌，如同蜉蝣飘浮在太空。
一种认识：
毛泽东自承的使命是改变人类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文化即孔孟之道以及据此学说构成的社会结构。在这个大使命之下，毛泽东的思考又分为三大部分：
其一、毛泽东延续农民皇帝朱元璋的农民话题，并企图超越朱元璋，指引中国农民转化的路径。毛泽东的这一个观点后来表达于对旧知识分子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并且成为文革的一个导火索。
其二、毛泽东正视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时期发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当然知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他的思想和理论只能因应社会的显现而改变。发生于1960年的信阳事 件迫使毛泽东意识到，革命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意识到文化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他正在从张载走向朱熹，从“器即理”走向“性即理”， 信阳事件促使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了一个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有了一个深化。
其三、毛泽东继承宋理学的信念，如何在动态中实现“仇必和而解”。他发动的文革具有人为的成份，他在寻求一类社会可以接受的动荡，而这一类动荡足以化解社会积淀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足以克服因阶级斗争而形成的社会的四分五裂――国家的命运与民众的生存互相冲突而必择其一，同时也足以避免中国史上不断发生的血与火浇铸的朝代更替。另外一个――在哲学上足以与毛泽东并立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后来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命题。（壶公评论）
认识文化大革命应该从历史、现实和哲学三个方面着眼，而这三个方面的入手则应该是文革的三个导火索：《海瑞罢官》的批判；信阳事件；聂元梓的《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动摇了中国的仕文化，社会大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尽管现代中国仍然不乏旧文人的呻吟–那是海风浩荡的时候海鸭的呻吟，但是不同于明朝，仕文化最终毁却现代中国人民政权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庸人们诅咒文革，而智慧的人们却能够正视文革。正视文革，并不为大批判的吼声所惊惶失措，更不为红卫兵的大义凛然而丧魂落魄，那一个伟大的时代告诉我们许多，有许许多多的理性能够在毛泽东的深刻中寻求。
壶公评论2011-03写于麟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