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历史】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人在家中奉祖宗牌位的是12%，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和土地爷的则分别是9.3%和8.8%。
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从来也没放弃过对信仰问题的探寻，在这些探寻之中，祖宗崇拜与圣人信仰，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虽然 这两大信仰，乃自古迄今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但在历经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它无疑是具有了新时期精神生活的新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毛泽东信仰”
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之中，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应该一直是非常奇特的信仰现象。它源自传统儒教对圣人的崇拜和信仰，并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 朽”，作为这一信仰、崇拜的文化基础。但是，正因为传统的儒教，可以分为政治儒教、哲学儒教、伦理儒教、生活儒教和宗教儒教若干层面那样，儒教对于圣人的 崇拜和信仰，同样也与政治、哲学、伦理、生活、宗教紧密相关，从而使圣人信仰或圣人崇拜渗透这些重要内涵。所以，当代中国人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同时也源自 于当代中国人对30年改革开放在文化、信仰层面的认同与争议。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毛泽东走下了神坛；30年之后，毛泽东再次登上了神坛。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民间神庙、土地爷、灶王爷的祭 祀礼仪之中，随处可见人们祭奉的毛泽东像。有的地方，干脆就挂出了“毛主席神庙”的招牌。人们想升官、求发财、保平安、考大学、希望生活安定，乃至于整治 腐败、以清官自勉，也要求祀于、祈福于毛主席。
不可讳言，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深藏着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一代伟人的敬重和怀念。然而，在毛泽东信仰之中，人们烧香、上供、叩头、跪拜、行礼，各种崇 信方式，无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想要求和正义批评。特别是在触及、事关人们对社会变迁、贫富分化、生活中的不稳定现象的各种议论之时，毛泽东信 仰几乎就是一种正义和批评的化身，似乎成为了一个价值标准，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
伟人信仰的私人化
权力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常使中国人心存双重忧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人生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 治的批评和超越信仰经纬的是外在文明的合法性，权力统理的则是个人内在精神的稳定与表达。这一对矛盾关系，依旧还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于是乎，即使是一种信仰，也会内涵了太多太多的社会权力关系，衍生了太深太深的现实欲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权力的人，他们在毛泽东信仰现象中的关系变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大抵就是复杂而丰富的毛泽东信仰现象。
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泽东，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泽东信仰 现象，可能就会包涵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尤其是那种结合了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往往会把信仰置之于非信仰的层 面或权力关系之中，借信仰说事，用权力表达，使信仰变形。
这种信仰方式，一种是朴素的感情需要，一种是刻意的权力矫情。可除的老百姓多属前者，有身份、学问的人多属后者。还有一种，则可能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以及从中生产的民族精神认同。
相关的问题是，毛泽东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象征、社会现象?它能够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探寻、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圣人、保佑、灵气、风水、祖 坟、升官、发财、健康、平安。这种信仰的神秘方式，如微波荡漾在心底，似象征隐喻了社会的变迁，同时也能转化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认同格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个人抱负的伟大实现，还是治国家平天下，毛泽东都是一个大人物；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毛泽东也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偶像。所 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头的毛家祖坟，祭拜的人群络绎不绝，身心虔诚。可是，在权力场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冲突之中，那些信 仰的目的则是重重叠叠，用心不一。
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这种以毛泽东信仰或崇拜为象征的信仰方式，无一不被信仰者个人的欲求所遮蔽了，最根本的则是个人信仰的私人化。尽管当代社会中 触目可见毛泽东信仰，但是在信仰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他们始终缺乏联系，一种社会的关联。一方面，传统的乃至当代的圣人信仰、伟人信仰，本来就是极其个人 化的一种信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信仰方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得以成为群体信仰的社会空间。此当为“社会缺席，宗教何在”的政治社会学实质。谈宗教无用， 讲信仰尚可。因为信仰的社会学本质，是仅仅对个人的关涉，个人的精神关怀。
这就是毛泽东信仰现象的社会学本质的所在。层累造成的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结构里，信仰仅是私人的；如果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欲求，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信 仰，就唯有依靠信仰者个人的摇身一变，具有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一私人的信仰，就有可能成为天下的公众信仰。私人的不要紧，关键是如何把自己做成一 个有身份、有信仰的个人。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的分享结构，只能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从而消解了这一信仰结构的神圣性，转向成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成为被信仰的权力。私人的味道很浓厚，信仰的要求则变得淡薄了。
信仰却不信奉
毛泽东信仰的当代神话，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包括了中国人的存在形式、世界表象、价值准则、行动方式、权力合法性等等。
伟人信仰，常常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内向型的神秘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内在关怀入手，以祛除所有外在的感观知觉的运用为起点，渐渐地逐一 除去了抽象思辨或各种心理运作的功能，使自己能够退回到灵魂或自我的原初、纯粹状态，最终发现所谓的真理。这是一条朝内走的信仰路线。为了达到最后境界， 信仰者不再注视这个世界，而仅只是注视自我。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外向型的行动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外在利益着眼，以祛除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或各种利益认同为起点，逐步地除掉他人的利益保护功 能或各种社会关系，使自己的私利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因此，与内向型的信仰神秘主义方法比较，这是一条往外努力的信仰关系。为了实现他们的信仰目的，信仰 者不再注视信仰对象自身，而仅只是关注自己的私利和权欲。
为此，一种神秘的毛泽东信仰，不但把个人与伟人合为一体，
消释了个人与伟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同时也使私人的神秘、个人的私利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在此，朴素的老百姓信仰者走的是内向型神秘主义路线，借信仰说事的则走的是外向型行动主义路线。
一神秘，象征了社会期待；一行动，表达着利益追求。泾渭分明，难以混淆。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神秘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与超越对象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之中，世界与自我都会遭到绝对的否定，人的个性被分解、消 散，最终被吸入与那无限神性的合一之中。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权力、利益与信仰之间那种奇特的整合形式，是基于权力、利益的私人化信仰。伟人是一 精神个体，而对伟人的信仰也是个体的选择，至于那些借用了这种私人化信仰来表达私人目的的说事者，最终也还是出离不了私人利益的驱动。
不过，说到底，公共权力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私人的信仰方式，很容易把个己的信仰交由其他权力关系来予以表达。这就构成了权 力的合法性奥秘，以及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互惠关系。因为，这一权力本身，也是私人的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所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具有特殊 身份、地位的信仰者，他们最喜欢的，依然是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 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信奉”、信仰只为个己的奇怪信仰了。
信仰的信仰
回归传统的祖宗崇拜和圣人信仰，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本质却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总集。因此，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传统中国信仰之所以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可象征着当代中国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既不以个 人为主，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而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中国的神人、圣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 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但它却能使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呈现一种与家族、伦理、社会、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退居其次。它会 基于信仰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具体表达为不同的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毛泽东信仰现象，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政治学”的现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隐喻”和实践方式，进而展开对国家、政治、权 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批判。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要义。所以，“信仰政治”现象，已逐 渐进入当代中国信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领域。
作为权力、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中国“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系、权力关系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 架，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这种信仰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发挥，真正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角 度评价各种信仰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信仰关系的社会性理解，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信仰及其关系结构，应当是当代中国“信仰政 治学”乃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目标。其中，关于“信仰”在中国政治、思想、精神关怀方式方面的能动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信仰在宗教领域中是神圣良知，在社会领域中是人际交往关系，在权力领域中则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么?依旧是中国人的信仰 重建的关键。作为神圣良知来信仰的，可为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人际交往方法来信奉的，可为中国的社会交往建构理想型的社会资本；而作为权力运 作合法性机制来加以利用的，则可能会增加中国政治运作的成本。
人们应当清醒的是，“佛陀菩萨+毛泽东信仰”，可能是红色信仰的民间化路径，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信仰方式而已。至于毛泽东信仰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则可能是建构当代中国信仰格局的一条必经之路。
(李向平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