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海外华人史料：
《不要忘了芝加哥曾有个“新青年中心”》
胡大江
一、现代社会服务与华裔左翼运动回潮的结合体
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活跃于芝加哥南唐人街的社团组织――“新青年中心”，今天几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了。
在一个偶然场合下听说有这么一个组织，我向众多芝加哥华人社区侨领打听，许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而那些多少知道一点情况的人，开口第一句几乎都說，“他们是一批热血青年”。而对他们的评论則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看法。社区普遍认知，起先说他们是搞“保钓”的学生，后来称他们为“左仔”。肯定他们的人士说那是一批一心为侨胞着想、非常愿意帮助侨胞解决困难的好青年。否定他们的人士说他们是乱造反的“红卫兵”，“喊打喊杀”，“乌七八糟”，“搞搞振”（广东话“胡乱来”的意思）。更特别的是有人说今天芝加哥三堂（洪门、协胜、安良）领导人能够当上中华会馆主席，还要算到“新青年中心”造反的账上。
“新青年中心”是20世纪70年代在芝加哥由香港留美学生、美国华裔进步青年和香港新移民自发组成的一个力图改善芝加哥唐人街社区环境，义务为芝加哥华人侨胞提供社会服务的左翼民权社团组织。从历史视角观察，“新青年中心”在芝加哥华裔社区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发动机”的重要作用，它的兴衰与70年代美国华裔左翼运动的兴衰几乎同步。
“新青年中心”成立于1970年，当地侨胞都习惯称其为“青年中心”。此组织成员不多，经常保持有十数位积极分子参与活动，在其核心成员转往纽约等地各自发展后，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基本中断。由于当事人中没有人有机会出面将这段历史撰写成文，所以在互联网上的中文搜索完全是一片空白的，唯一见诸于文字的是旧金山华人史学家麦礼谦的著作《从华侨到华人》第489页中在论及参与1978年筹组全美“亚洲人平等会”的组织成员中提到：“芝加哥的‘华埠中心’,英文名称(Chinatown Center)。”但即使是这么几个可考据的文字,也不准确。据当事人说，“新青年中心”的英文名称是“New Youth Center”，也从没用过“华埠中心”的中文名称。
二、“新青年中心”进入芝加哥唐人街的历史背景与契机
——建立社会服务机制/争取民主和移民权利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原先在社会上担负济贫职能的教会和富人慈善机构自身都难保。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由国会拨款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制度。政府部门将一部分自己无力承担的社会服务业务，决定通过将经费拨到社区社团组织中去的方式，由民间团体去完善社会服务的某些具体事宜。
二战后，美国掀起了少数族裔争取更多民主及均等机会的民权运动。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正式申明美国国内不同肤色各族裔在美国社会应该享有均等权益。1965年又通过了促使家庭团聚的新移民法，撤销移民限制，移民按优先配额次序分配申请入境。这些福利和移民新措施都有利于美国华裔社区的重建和复兴。
——改善社区环境
60年代末、70年代初芝加哥南唐人街的华裔社区仍然处于传统自治的环境状况之下，中国的许多传统陋习在唐人街还很盛行。由于美国地产商开始重视对唐人街的开发，引出众多传统社团会所所有产权的纠纷，传统由父老族长出面协调争端的体制已无法发挥作用。要求社团会所建立依法办事的现代体制，探索利用社团财产从事适合华裔侨胞需要的活动成为华裔社区新潮流。芝加哥唐人街尽管有得到市政府承认的中华会馆统管社区事务，但中华会馆能够流利使用英文与主流社会沟通的人才不多，了解执行政府新政策的能力不足，唐人街又没有其他相应的社会服务机构，华裔侨胞不能有效获得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社区当时与现代化社区发展建设确实还存在距离。
——对中国政府认同的政治局面
美国华侨在历史上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二战期间，中美共同抗日结为盟友，美国华裔为抗日募捐飞机大炮医疗用品，体现出一种民族爱国情。当时美国华裔中间的左翼运动非常活跃。二战之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清除共产党左翼势力，专政机关在各地唐人街华裔社区对左派人士进行恐吓威胁跟踪，基本上摧毁了美国华裔左翼势力。中国第三次国内战争，尽管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退台湾岛，但国民党在台湾的势力仍然受到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再加上朝鲜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志愿军赴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这样的政治局面环境条件下，美国华裔社区的政治局面基本上是遵循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冷战宣传理念，继续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华裔在政治上对于择选中国政府的法统认同问题被提到了华裔社区意识形态舆论上来，成为影响中国人社区政治局面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芝加哥唐人街也不例外。
——民权和反战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中国人民全都动起来了，政治觉悟理论文化水平空前提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全面地占领阵地舞台，他们将世界上受剥削受压迫民族的苦难视同自己的苦难。受中国文革的影响，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人民的民主、民权、反战运动一浪高于一浪。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掀起的冷战已经演变成热战，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越陷越深无力自拔。
1968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害芝加哥爆发黑人大规模暴乱和全美大学生利用民主党召开年会云集芝加哥掀起反战高潮，这两大事件都曾震惊世界。
——保钓运动
一直以来，从台湾和香港来美国上大学的留学生，大多都不关心政治，埋头读书。但是，“钓鱼台岛”让这批学生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美国基于地缘政治的野心，将二战后美军托管的琉球群岛和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屿一并交由日本政府管辖。1970年，日本政府开始宣称钓鱼台列屿是日本领土。此事引发了美国大学校园里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统称“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被认为是继承五四运动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利益的现代海外版，也代表美国华裔左翼运动的回潮。这批参加“保钓运动”的学生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演变分化成为不同的派别。大多从香港来的学生没有直接受到台湾政权的钳制，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台湾当局对保钓的暧昧态度更激起海外学子维护祖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崇高理念。他们与台湾学生中的一批左翼高举五星红旗投入到运动中去，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接受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理念，最后将运动发展成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的运动，最早提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的主张。
在美国的左翼中国留学生中间当时推崇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到群众中去，与社会相结合，改造旧世界等观念。美国各地大学校园的青年学生们纷纷前往就近的唐人街，争取更多的华人同胞声援“保钓运动”。“保钓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林崧是威斯康星大学学生。由于威斯康星当地没有唐人街，最近的唐人街是有三个小时车程的芝加哥唐人街。为此，芝加哥唐人街就成为了林崧展开社会实践活动的场所。动员说服芝加哥华裔侨胞支持“保钓”，就成为林崧等热血学生的一件具体社会实践。事实上，林崧从1968年就已经开始在芝加哥唐人街开展社区服务活动。
以建立社会服务为宗旨的“新青年中心”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进入芝加哥唐人街的，这批青年人怀着满腔热情力图将唐人街的华人组织起来，提高华人侨胞素质水平和政治觉悟，为自己争取利益，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它实际上起到了振兴唐人街促进华裔社区走向现代化社区的“发动机”作用。
三、“新青年中心”的建立与作为
当时芝加哥唐人街的人文环境条件很不理想，除了中华会馆的中文学校和一个规模很小，中文书籍寥寥无几的市立图书分馆外，几乎没有其它文化设施。没有英文学习班，看不到中文报刊读物。许多希望为亲属办理移民的侨胞无处获得免费法律咨询，许多希望加入美国国籍的侨胞无处获得英语入籍学习机会。生病的侨胞苦于语言障碍无法上医院就医。生活困难的侨胞不知道可以去政府领取生活补助金。基于这样的认识，以林崧、George李为首的几位志同道合香港留学生和唐人街华裔进步青年一起决定创办了这个为侨胞提供社会服务的社团组织，起名为“新青年中心”，英文名字为“New Youth Center”，并在政府部门注册成为合法的非牟利社团组织。
——帮助华裔侨胞领取生活补助金
当美国政府开始向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发放生活补助金时，芝加哥唐人街的华裔侨胞绝大多数都没能够获利，主要的原因就是唐人街没有社团组织机构去鼓励帮助不懂英文的侨胞去申请生活补助金。“新青年中心”的成员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义务携带需要帮助的华裔侨胞前往市政府福利部门排队申请生活补助金。每次申请都要排队等候5、6个小时才能够完成手续，“新青年中心”的成员就这样耐心地陪同侨胞一起排队。那些领取到生活补助金的侨胞要给“新青年中心”成员“红包”，他们都不愿接收，实在推脱不了时就明确告诉侨胞他们会将侨胞的这份心意捐给“新青年中心”作为活动经费。
——帮助华裔侨胞去医院看病做翻译
当时唐人街仅有少数华裔医生，华裔侨胞得了重病需要上医院，没有交通工具，经常是苦于不懂英文，无法挂号，无法与医生沟通。“新青年中心”成员就义务带生病的华裔侨胞上医院排队看病，办手续经常也是排几个小时的队，还帮助侨胞做翻译。得到帮助的侨胞赞扬他们是“美国活雷锋”。
——提供华语法律咨询
“新青年中心”举办的各种活动，除了自己担任部分角色外，还聘请义务教员和律师咨询人员给侨胞讲课。Herbert Shu徐律师和他的女朋友彭月岚曾到“新青年中心”做法律顾问，帮助“新青年中心”解决会务上的法律问题，解答会员在法律问题上的咨询。
——双语教学英文班
举办英文班和入籍英语班是“新青年中心”最主要的工作。当时的美国已经开始注重社区教育，芝加哥市成立起了社区学院，让成年市民能够有终身教育的环境条件。虽然芝加哥市立学院本身有英文教育，但是他们没有懂中文的双语教学英文老师。“新青年中心”向芝加哥市立学院申请经费，在唐人街办起了双语教学的英文学习班。全盛时期的英文班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共100多学生。所有英文班对学员都免收学费。教师除了由“新青年中心”的成员担当外，还邀请一些大学生担任教员，如当时西北大学学生李政生夫妇、Liana Fong、周兆僖和苏瑞珠、芝加哥大学罗穗雄等都在“新青年中心”教授过英文。所有教员都是义务的，全都不从中牟取利益。
“新青年中心”鼓励侨胞加入美国国籍，办起入籍英语班。他们帮助入籍英语班的学员填写入籍申请表格，并带他们到芝加哥市中心的联邦办公楼去考试、宣誓。许多华裔老侨来芝加哥多年从来没到过市中心，是“新青年中心”的老师第一次带他们到市中心逛大街。
最初，“新青年中心”的英文班是借中华会馆中华学校的课室开课。1973年，突然有一天，当学生要上课时，中华会馆的大门却紧闭不开。“新青年中心”只好自行租借中华会馆对面的地方，自己制做桌椅继续开班，还办起考驾照笔试班。
“新青年中心”的成员当时看到有些开餐馆的老华侨不懂英文无法考驾驶执照不能学开车，每天都要提聆着两大口袋沉重的豆芽去挤公共汽车，非常不方便。“新青年中心”成员林惠祥就主动办起考驾照笔试学习班，还教侨胞开车。侨胞们能够开车后，他们就可以到离开唐人街更远的地区去开餐馆，这对越来越多的华裔移民扩大生存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4年，“新青年中心”搬到唐人街主要街道舍麦路西239号，这个会址是“新青年中心”时间最长最主要的地点。陈姓房东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新青年中心”，她本人就是在“新青年中心”学习英文后通过考试入了美国籍，然后才将在香港的子女申请来美。1976年世界石油危机美国严重通货膨胀，唐人街房租普遍上涨。1977年房东太太的子女来到芝加哥后认为“新青年中心”付的房租太低。“新青年中心”无力支付新增加的租金，就在运河街与24街交界处低价租了一栋楼宇，“新青年中心”也更名为“亚洲人平等会”。 新会址的运河街与唐人街被一条铁路隔开，要从唐人街到靠西边的运河街要穿过隧道，在治安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侨胞不敢单独穿越隧道，前往“新青年中心”新会址就不如以往方便，“新青年中心”英文班就此停止了招生。
——《华埠快讯》
“新青年中心”办过一份中文读物《华埠快讯》。林崧特地购买了一台中文打字机，Steven 梅专门学会了打字。读过《华埠快讯》的侨胞回忆，这是一份8寸半x11寸开中文照相胶版在印刷厂印刷的免费读物，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大事、“保钓”、民权运动、入籍法律信息、对社区问题的批评。《华埠快讯》起先是摆放在许多餐馆和商店门口让人拿取。许多商家每个月花15或20美元在《华埠快讯》上刊登广告，这为“新青年中心”带来一笔客观的收入。到“新青年中心”后期，成员们时常需要到“天下为公”牌楼下将新出版的快讯分发给过路的侨胞。
——提高华裔觉悟维护自身权益
当时有一些华裔侨胞在芝加哥市中心一个工程图纸印制所工作。工厂有位华裔工头对待华裔工人比起对待其他族裔的工人更加苛刻，态度更为凶恶。“新青年中心”将此事发到《华埠快讯》上去加以评论，这个工头被抨击后收敛了很多。
针对芝加哥唐人街华裔社区的一些陋习，如赌博、打老婆、不生男孩不为家族传宗接代的媳妇就会遭受虐待等不合理、不平等现象，“新青年中心”通过《华埠快讯》发表批评大男人主义，倡导妇女解放的言论。唐人街有个做印刷生意的老板经常殴打从香港娶来的媳妇。这位媳妇被打后就跑到“新青年中心”寻求帮助，她后来成为“新青年中心”一名积极分子。
还有一位老太太入籍后将香港的女儿申请来芝加哥。老太太把香港的房子卖了，在芝加哥买了栋房子准备和女儿一起居住。老太太英文不好又不懂法律，在他人诱说下，在房子契约的主人名字栏目上填写了女儿的名字。房子转手后，自己却被赶了出去。这位老太太在大雪天里提着两包衣服畏缩在唐人街街头屋檐下过夜。第二天被早起的人发现后，劝她去“新青年中心”寻求帮助。“新青年中心”安排她在会所暂居，后来安排她找了一份“住家工”（提供居住的佣人），使她能够自食其力。
——表演话剧放映电影
“新青年中心”曾将唐人街社区的陋习编排成话剧在唐人街的兴氏小学礼堂表演。1973年前后他们曾租借中华会馆礼堂免费为侨胞们放映中国大陆电影《红色娘子军》。
——参与民权运动消除西方种族主义对华人的各种诋毁侮蔑
在美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存在着许多西方种族主义对华人的各种诋毁侮蔑言词，“新青年中心”对此问题非常重视,一有发现社会上出现类似现象，他们就立即组织抗议。1974年伊州Peoria的Pekin高中篮球队将球队的名字命名为“Chinks”*。“新青年中心”联系其他亚裔组织一起去到这所学校举办了一次抗议活动，与球队和学生会成员座谈，告诉他们“Chinks”这个词有对华人侮蔑倾向，要求学生会举行投票更改球队队名。一直到1982年这个球队终于将队名改为“Dragon” (龙队)*。
“新青年中心”积极参加美国各种民权活动，与唐人街附近的墨西哥裔社团组织建立密切关系，曾组织成员赴华盛顿特区参加反战游行，参加纪念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活动、参加支持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邀请南非民权领导人到“新青年中心”作演讲。
——组织学习
“新青年中心”后期经常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讨论时事、民权动向、妇女解放，批评政府福利政策、不合理学区划分制度、劳工待遇和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些活动虽然都欢迎侨胞们自由参加，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参与左翼活动的侨胞寥寥无几。
“新青年中心”创建初期一直坚持对外采取中立面貌，避免敏感政治话题，主要目的以为华裔侨胞服务为宗旨，鼓励帮助侨胞接受政府福利。早期“新青年中心”与中华会馆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围绕在社区服务的事宜问题上，并不涉及太多意识形态的纠纷。随着形势的变化，“新青年中心”的组织宗旨和成员也发生了变化，社区服务逐渐减少，更多地关注民权运动，政治态度被迫显露左倾立场。
四、“新青年中心”的组织结构
至今我们无法获得“新青年中心”的组织结构章程条款之类的文本文件。据当事人介绍，“新青年中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社团组织, 组织结构松散，基本成员的政治倾向属于当时活跃于美国各大城市的华裔左翼。组织成员不需要做正式的入会手续，以自愿为原则，只要大家认同的理念相同，愿意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搞活动，那么你自然就成为“新青年中心”的成员。
由于组织成员在一些重大的基本政治立场上有着共同明确的理念，自觉参与的程度较高，因此在组织的领导结构方面并没有采取严格的职位制。没有明确的职位也就无需选举。“新青年中心”创办初期，由于林崧是创办人，一直到他离开芝加哥前的那个阶段，都视林崧为组织的领导人。“新青年中心”于1973年曾进行过一次选举，选出招树声为主席。
1974年林崧赴纽约从事华人工会运动，此时反而纽约的华裔左翼激进组织“工人观点”的一批成员从纽约来芝加哥参加“新青年中心”活动。由于策略上的分歧，一些“新青年中心”早期成员开始疏远离开。此后，“新青年中心”采取集体领导，几位被称为“搞手”的组织活动积极分子自然地成为了“新青年中心”的领导成员。他们包括：David 陈、顾怀敏、John梅、Sam 梅、阿朱等。他们几个人商量好要搞什么活动，在他们之间决定下来后,大家就去做。
“新青年中心”并没有太多的活动经费来源，除了《华埠快讯》的广告收入外，最主要的还是办英文班，老师们将从芝加哥市立社区学院领取到薪金后自觉捐献给“新青年中心”作活动经费，再加上一些通过考试入了籍的学员，有人自愿向“新青年中心”捐献“红包”。
五、“新青年中心”的成员组成
“新青年中心”的主要成员是由参与保钓运动的香港留学生，唐人街社区土生土长的华裔进步青年和香港新移民三方面人士组成。目前所搜集到的不完全名单：留学生有：林崧、David 陈、Doris Koo顾怀敏、陈婉莹、招树声（Joe Chiu）；激进青年有：George李、Sam 梅、Steven 梅、John梅挺俊、Henry 林惠祥、Frank 伍、Jenneg梅、Tony黄；香港新移民有：招树声（Joe Chiu）、阮洁云、Gwen梅、朱庆龙、阿朱、崔少明、钟女士、余女士、蔡女士、Sun Yuet kong。招树声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即是香港移民，又是参与保钓运动的大学生。除此以外，有一位台湾移民大学生彭月岚、还有几位黑人青年和日本裔学生，有一位名字叫做上野和美。后来从纽约来的有：殷辛龙、Tony Tao等。算起来将近40人。
——香港留学生
除了“保钓运动”的缘由以外，香港留学生进入美国唐人街社区活动还有另一个原因。20世纪60年代，英国工党上台后开始强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受影响，一批到美国留学的香港学生选择了“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等学科作为他们学位的专修科目。美国实行新政后建立起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和运作方式都可以在大学科目中学习到。这批香港留学生在学期间和毕业后的实践场所很自然地选择了美国各大都市的唐人街华裔社区。
林崧从大学毕业后，初到芝加哥时曾到市中心的中国餐馆打工，当服务生。“新青年中心”成立后，他基本上专职在“新青年中心”工作。林崧个子高大，形象英俊，待人和蔼耐心，能够静下心与人交谈，说服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在各种公开场合，如示威游行，他敢于冲在前面，突显出他的领导才能。
曾担任“新青年中心”主席的招树声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从香港移民美国后在纽约大学读书时参与保钓运动，重新认识了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华民族的价值意义。他1972年加入“新青年中心”后成为林崧的得力助手。他不但会讲广州话、普通话，英文程度很高，而且还懂台山话，这更方便为大多数从广东台山来的侨胞沟通服务。
——激进华裔青年
传统的美国华裔社会女性人口比例较少。男性回中国结婚后，妻子受美国排华法案的限制无法来美，他们的子女也无法移民美国。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只能够通过黑市非法购买他人的出生证书，改名换姓地把半成年孩子搞来美国。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的美国华人社区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成年人，而且，大多数侨胞群居在各社团会所的集体宿舍里，生活环境恶虐，肺结核等传染病流行，孪生的陋习包括非法聚赌，暗娼嫖妓。
二战期间大批华裔参军。战后，美国通过了军人移民法案，华裔军人的妻子得以移民美国。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不断松动以及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台湾香港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到了60年代，唐人街出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年。当时，美国各地唐人街社区治安环境恶劣，居住在芝加哥唐人街内的意大利裔青年经常欺负华裔青年。华裔除了传统的帮会之外，由华裔青年形成的“青帮”“鬼影帮”滋事生非犯罪率高。
受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影响，一批激进的希望通过自救脱离黑社会阴影的华裔青年，开始在唐人街范围内从事社会服务事宜，例如组织体育活动、为穷人提供免费午餐等。在芝加哥参与“新青年中心”活动的几位华裔青年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基本上以英文对话，受中国传统礼教束缚较少，思想较为开放，因此能够认同接受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国的文革、保钓运动和社会服务等新思想新理念。打乒乓球是他们最常见的活动。
位于芝加哥安良大厦楼下“奇奇咖啡店”有位林木老板，为人非常厚道。他经常邀请遭遇困难的新移民到“奇奇咖啡店”来免费用餐，还帮助他们找房子找工作。他儿子林惠祥受父亲影响也愿意助人为乐，1971年起参加“新青年中心”负责财政。由于林木在安良和中华会馆都有一定的地位,这无形中成为了“新青年中心”的保护伞。
——香港来的新移民
出生在海员家庭的朱庆龙，在香港读中学期间就经常跟着父亲参与海员工会活动，后来他到了机场工作亦加入机场职工总会并参加港九工会联合会的活动。他当过电工、机械师、船坞工程师并在远洋轮上担任轮机师，前后有十年的工人阶级经历。他父亲以发豆芽的技术人员身份在美国取得永久居留权后，1977年中下旬申请他移民来到芝加哥。
朱庆龙他们家当时在唐人街租房，房东太太得知朱庆龙的英文不算太好，就立即介绍他去房东太太自己就读过的“新青年中心”学英文。通过接触朱庆龙发觉与“新青年中心”的成员在理念上很相近，就自愿地参与“新青年中心”各种活动，尤其热心工会运动，成为了“新青年中心”的一名积极分子成员。1978年夏秋，朱庆龙去了纽约工作并参与纽约中餐馆工会的组建。当1979年朱庆龙再次回到芝加哥，“新青年中心”已经不存在了。
“新青年中心”的成员中有几位香港来到女性移民，她们参与“新青年中心”的社会活动大多数不多不少受到家庭的反对，甚至发生辱骂、殴打和为此离婚的情况。
“新青年中心”还有几位其他族裔的成员。保钓运动涉及中国与日本民族利益冲突，上野和美等日本裔学生参与华裔社团活动实为难能可贵。由于当时美国民权运动的重点在黑人方面，激进华裔青年邀请持民权观点的黑人同学参加“新青年中心”活动，同样黑人到华裔社区希望争取华裔对他们民权运动的支持。
六、办托儿所的冲突
70年代，美国华裔的新移民越来越多，移民中包括了未成年幼儿，当地华裔新生儿也越来越多，而芝加哥唐人街一直以来就没有托儿所。当时政府部门坚持在唐人街开办托儿所必须要经过中华会馆同意才给予许可证。“新青年中心”从社会服务方面考虑提出与中华会馆合作利用中华会馆地下室合办托儿所的建议。但是，“新青年中心”与中华会馆累次交涉都没有下文。中华会馆甚至有人声称“这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搞这些干什么？”这就更激起了侨胞的不满。
围绕在唐人街办托儿所的问题“新青年中心”与中华会馆之间引发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在“新青年中心”这边看来，这是一件合情合理合法对广大侨胞有利有益的事宜，中华会馆理应支持，没有道理拒绝。而中华会馆当时已经受到台湾政治势力钳制，要防范“赤化唐人街”，因此找借口拒绝是明显的。
针对芝加哥中华会馆领导层的保守倾向，“新青年中心”于1973年组织近百名侨胞到22小街中华会馆前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目的是要引起有关方面对唐人街社区问题的关注。这次示威游行引来了联邦调查局探警和执勤警员。也曾有人意图组织打手对游行采取暴力行动。中华会馆为此专门向“新青年中心”发出过警告信。芝加哥电视台第7台后来专门就芝加哥唐人街社区问题举办了一个访谈节目，邀请了“新青年中心”和中华会馆的代表出席讨论。“新青年中心”的代表是招树声，中华会馆的代表是冯主席，不过他不以中华会馆的身份出席而是以“中华协进会”主席的身份出席。
在访谈中，主持人问冯主席中华会馆为侨胞做了什么服务。冯说，他们每年给老人发送“红包”。招树声批评中华会馆号称代表全侨却不为侨胞干实事，不愿意办托儿所。他说，芝加哥唐人街的社会服务问题不是靠发“红包”能够解决的，接着招树声列举了“新青年中心”那几年所从事的一系列社区服务，包括帮助侨胞入籍、学英文等。电视节目播出后对芝加哥唐人街的影响非常大，“新青年中心”的影响也扩大了。但是，托儿所的事宜一直都没能解决。
当时在从事社会服务的人士中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策略去解决华裔社区社会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认识，“新青年中心”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分歧。一种是激进派，他们认为应该结合社会改造采取社会运动的手段，如示威、罢工等斗争方式迅速达到目的；另一种是自由派，自由派认为应该依循法定途径，在社会层面里建立机制去争取应有的利益，后者受到了政府和传统社团更多的支持。
197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罗女士，经过在芝加哥南边黑人社区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几位来自香港的社区人士组建起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处”。这个社区服务机构承担起“新青年中心”那些年来所从事的各种事宜，而且在政治上采取中立立场，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争端，这是与“新青年中心”的明显区别，在移民法律咨询和与政府沟通方面能力明显比“新青年中心”强。
社区托儿需求确实是实际问题，中华会馆自己又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单独办理类似事宜，又担心“左仔”对中华会馆“渗透”。当时中华会馆薛姓董事私下为“华人咨询服务处”开出证明信，让他们在政府部门获得开办托儿所的许可证，致使争吵了5年之久的芝加哥唐人街托儿所问题得以解决。尽管“新青年中心”自己没有能够在唐人街将托儿所办起来，但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这项重要的社会服务项目的实现，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分歧确实对侨胞利益造成损害。
“新青年中心”在“华咨处”成立后曾召开过讨论未来方向的会议，会议认为办英文班等社会服务工作已由“华咨处”所代替，因此确定“新青年中心”后来的工作主要以民权运动为主。
七、“左仔”怎么成了“过街老鼠”？
“新青年中心”初建时期并未受到当地传统社团组织明显的抵制排斥，中华会馆还为其提供场地。“新青年中心”富有活力的、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作风，为芝加哥唐人街社区的政治局面带来了新的面貌。一批华裔老侨积极热情地给予“新青年中心”支持帮助，“华埠餐馆”陈荣老板不但在每期《华埠快讯》上登广告，还出钱为“新青年中心”购买乒乓球桌。随着“新青年中心”的发展开始引起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特别是台湾势力的刻意介入，一股抵制“赤化唐人街”的风浪在芝加哥唐人街越刮越高。
“新青年中心”在芝加哥唐人街成立后，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中国会出经费，1972年在芝加哥唐人街23街西237号办起了一个“留学生中心”，国民党的“留学生党部”也设在那里，一个专门出售台湾书籍的书店也同时开张。他们借用中华会馆名义放映台湾电影，出版类似《华埠快讯》的中文小报《大汉风》，也举办英文补习班为华裔学生补习英文。“留学生中心”由于缺乏懂广东话的教员，影响力远不如“新青年中心”。
卡特总统上台后在中美邦交关系上倾向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开始了在美国的华裔社区采取各种政治动作，意图阻止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台湾某报纸在美国各大唐人街开始发行，一篇一篇防止“赤化唐人街”的社论，什么“左仔”“毛虫*”“亲共分子”“同路人”“第五纵队”“统战小卒”“附共”“直接接受共党指挥”，一顶一顶红色大帽子满天飞，闹得唐人街的政治局面激烈动荡。
芝加哥华裔社区防止“赤化唐人街”的矛头明显地直接指向了“新青年中心”，对“新青年中心”不利的传言越来越多，恶意中伤说这些“左仔”经常在唐人街街头拍侨胞的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交给“中共”拿到大陆去迫害侨胞在那边的亲人。有侨胞回忆，1979年有人跑到“新青年中心”的会址前朝天放了十多枪，有人跑进“新青年中心”的会址将办公用品砸个稀烂。
到了70年代后期，被社区称为“左仔”的“新青年中心”成员自己也知道，部分侨胞对待他们所采取的是鄙视态度，知道自己在当时的唐人街是被视为“过街老鼠”。
八、“新青年中心”走入历史
失去办托儿所进一步服务社区的机会，“新青年中心”仅仅从事民权运动已很难展开活动，收入减少费用增加经费上难于维持组织生存，加上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压力和安全的顾虑，1979年“新青年中心”核心领导人纷纷移往纽约，留下来的成员已无力再支撑起这面大旗。
并非“新青年中心”真的就无法在芝加哥维持下去，反观“华人咨询服务处”在芝加哥唐人街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所承担的社会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每年向社会募捐巨额赞助，工作人员超过百人。中华会馆也不断地提升其承担社会服务的功能，开设了受到侨胞欢迎的老人午餐和医生义诊。国民党美中支部办起了“国父纪念馆”，一批热心人士办起了“美洲华人博物馆”。芝加哥市政府对唐人街做出了一系列市政建设，扩建了图书馆，大量购入中文书籍，设立了邮局和公园。华文媒体一个接一个出现。传统社团组织的会务也逐渐完善起来，他们纷纷将公所的房屋收入转为发放给会员就学子女的奖学金和“敬老金”，每年举办大型春宴让乡亲们能有机会欢聚一堂。中国大陆移民成立的新社团组织也开始学习民主管理会务，尝试提升社会服务的功能，办起了一所又一所中文学校，组织起一个又一个艺术团体，在传承中华文化，活跃丰富侨胞们在海外的生活方面不断努力奉献。
1979年“新青年中心”结束了自己整整十年在芝加哥的奋斗历程，一切都成为了历史后，芝加哥就再没有出现过一个与之相类似的华裔左翼民权社团组织。芝加哥主流民权运动中已很少见到华裔的身影。尽管这些年来，芝加哥华裔社区的政治局面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团组织越来越多。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期间，芝加哥南唐人街头遍挂五星红旗，但是中华会馆在其会所和“天下为公”牌楼上至今还高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足以清楚地说明芝加哥华裔社区政治局面的复杂性。
我曾经询问“新青年中心”的成员，当年他们意图改造芝加哥唐人街的理念是否太超前？是否在行动策略上犯有急躁激进错误？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至今执着地认为他们当年的追求是正确的，从整个美国民权运动来看，他们的行为是非常的温和，温和得不能够再温和了，只不过当时的唐人街太保守，右翼势力太强大，侨胞群众的觉悟不高，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建交，芝加哥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开展斗争的困难程度当然比现今大多了。回忆往事，他们为自己能为芝加哥华裔侨胞做过一段有意义的服务而倍感自豪。
结束语
从这些史实来看，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芝加哥曾经有过一个为华裔侨胞谋福利的“新青年中心”，不应该忘记有过一批“热血青年”曾为华裔侨胞无私地奉献，不应该忘记芝加哥华裔社区曾有过进步的左翼运动，他们并非洪水猛兽，他们为受压迫的同胞伸张正义，向社会不平等开战，展现出高贵的道德品质。
我们在历史进程的考察中询问：沉没多时有意义的价值理念是否会重新浮到社会表层？美国华裔左翼运动是否还会回潮？在可能出现的更为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定能获得新的解答。
后记
我们能够获得“新青年中心”成员的许多名单，其中的原因是成员之一Frank 伍是位美术爱好者。1978年在“新青年中心”为朱庆龙赴纽约的欢送会上，Frank 伍送给朱庆龙一幅他创作的木刻作品，与会的“新青年中心”成员都在这幅画上签了名。
林崧目前所领导的纽约“华人职工会”多年来一直坚持为华人劳工谋利益争权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招树声离开“新青年中心”后参加了“全美华人协会”，积极投身促进中美建交，并热情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人员在芝加哥设立总领馆，现为“美洲华人博物馆”理事。林惠祥现任芝加哥林西河堂公所主席。顾怀敏担任纽约“亚洲人平等会”领导人多年，目前是“新奥尔良受灾房屋重建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全美国的慈善组织，为在飓风灾难中失去家园的穷人重建受灾房屋、为他们提供贷款，组织义工为他们修房子。陈婉莹1976年前后曾担任过《华埠快讯》的主编，现为香港新闻传媒学院著名教授。李政生长期担任“新青年中心”英文教员，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到了加拿大莎斯卡车湾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至今30年，出版了10多本有关移民、民族关系问题专著和60多篇论文，曾到中国等地讲学，并在加拿大多个政府机构任职。朱庆龙现为芝加哥西郊“龙苑”餐馆东主，芝加哥香港华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侨联海外顾问。
在本文撰写期间，居住在芝加哥的7位原“新青年中心”成员举行了一次重逢聚会。参加聚会的有：招树声夫妇、林惠祥、阮洁云夫妇和Gwen梅与她的男朋友。聚会中，他们特别提到本作者这些天来撰写此文所做的努力，还为作者提供了许多宝贵信息资料。
2008、4、7于芝加哥
注：“毛虫”一词是台湾保钓右翼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最先使用来讥讽那批开始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左倾台湾留学生的。
“Chinks”一词来自清朝外交官员赴美时出于礼貌谦让所使用的“请”字的语音，曾在美国被作为地名使用，是西方人讥讽中国人的用词之一。
“Asian/Pacific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A History of APALA and Its Founders” Library Trends, Summer, 2000 by Kenneth A. Yamashita
附图：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 … ewyouthcenterpic001[1].jpg
在Frank伍送给朱庆龙的一幅他自己创作的木刻作品上“新青年中心”成员在画上签名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envolip[1].jpg
林惠祥先生保留的信封上清楚地写有“新青年中心”地址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P1130803[1].jpg
原“新青年中心”在芝加哥唐人街主要会址——舍麦路西239号
http://chicagoguangzhou.com/hudajiang/artical/history/P1130770[1].jpg
原“奇奇茶餐厅”所在地
原载《世界华人周刊》第18、19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