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中学生水平的“讨伐”
——“真理标准讨论”之非理性迷失
小学生
1、 三十年大浪淘沙
三十年前，毛泽东主席逝世才仅仅两年，华国锋就把他费尽心机抢来的权力丢掉了，写下了比《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还要可笑得多的短暂春秋。
从此，中国的上空偷偷地升起了有邓小平特色的旗帜。这面旗帜虽然从不忘记用红色作为点缀，但其基本色则是由黑白灰褐揉成的旧社会酱缸的颜色。这是一面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旗帜，一面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旗帜。
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靠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在没有取得权力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衡量一个政治家，主要不是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些什么。邓小平一朝权在手他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三十年大浪淘沙，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清楚。如果说，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暗盘交易中，私底下同意美国在中美建交后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并希望将来美国售武台湾能保证是秘密成交，这还只是邓小平放弃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坚持的反对美国军售台湾的原则立场，拿中国的主权做了交易。那么，邓小平所坚持的改革开放发展资本主义的所谓大思路，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和原则，拿来做了交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虽然共产党仍然在执政，五星红旗依然在飘扬，但执政的内容和红旗的颜色已经变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重新掌握了生产资料，甚至重新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宰中国命运的可能性。邓小平在1985年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如果在他的领导下出现了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毛泽东所说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白纸黑字，对号入座，机关算尽，食言自肥，邓小平的真实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
当年誓言，要“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邓小平，也许连他自己都不一定会想到，三十年后，他会成为扼杀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革命叛徒。这一点已经逐渐形成公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似苏共二十大，胜似苏共二十大。邓小平不似赫鲁晓夫，胜似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还在形式上保留着有特权的社会主义，而邓小平的“大胆解放思想”搞出了一个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外，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中国已经从过去的社会主义，经由国家资本主义，演变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纽约市立大学的大卫.哈维(David.Harvey)教授，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特地辟出一章，讨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目睹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革命力量的迅速衰退，另一件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两件事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权威海耶克.弗里德曼和波鲁尔等人的学会在1947年就成立了，为什么要等三十年，他们的观点才能大行其道？除了凯恩斯国家干预学派的影响之外，更有社会主义节节前进的影响。如果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得以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绝不会有后来的大好时光，也许早就破产了。革命力量的衰败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特别是落到了走资派的手中。修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只有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高层领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才是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的开放是大开放，是革命的开放。邓小平的开放是小开放，其实就是接受美国的招安，甚至替美国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邓小平的改革，实质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他就真的在美军兵败越南，美国不得不放弃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处于一次战略性失败而不得不后撤的危难时刻，帮了美国的大忙。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曾把他当成上宾接待。哈维教授看出了这两件大事的关联，他探讨新自由主义一书的封面上，并列着四个关键人物的像片，从左自右依次是，里根、邓小平、皮诺切特和撒切尔夫人。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一位号称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共产党领导人，竟然与世界上最坚决的反共政客同流合污了。是光荣，还是可耻，自有历史的公断。哈维在书中写道：“我们可能绝不会确切地弄清邓小平是否是一个秘密的‘走资派’……改革发生时——很难认为改革是同时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然事件——恰好与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解决办法相重合。在中国结果是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市场经济，它日益把新自由主义的因素与独裁的中共控制交错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如象智利、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和谐共存已经明显地建立起来了。”
此外，兰斯伯格和布尔克特二位教授合著的《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一书，极其鲜明地揭露了中国市场改革的皇帝的新衣特色。他们的立场非常明晰，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没有引向社会主义的更新，而是引向了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复辟，其中包括外国的经济支配。”他们的文稿发表在《每月评论》杂志2004年七、八月合刊上，随即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麦格达夫曾是《每月评论》的共同主编，他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本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存在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他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其中的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是邓小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纽约大学政治系的乃.奥尔曼教授，对市场社会主义有非常深刻的批评。1995年，他利用到日本讲学的机会途经中国。他在中国的每一次讲演都不会忘记重复下面一段话：“市场经济是一架绞肉机，而不是开罐机。你们已经掉入了这台绞肉机之中，还假装已经掌握了这台机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坚决、最热情、最忠实的宣传家和捍卫者，是毛泽东的美国知音。有意思的是，韩丁对于邓小平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不知到知之的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他也曾怀疑过，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他很快就认清了两条路线的区别。邓小平的路线毫不动摇地“相信少数人，依靠少数人并发动少数人”。而毛泽东一直主张的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发动群众”。
韩丁在1993年为他的《深翻》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诚实地检讨了他的认识过程。他说：“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这是一套有意识地、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石。”
韩丁在序言中揭露了所谓“改革者”的罪恶意图：“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开始攻击的对象，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支持邓小平的许多人早已分裂。邓派，也就是千方百计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他们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因而能够推行一条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他们全都是犯有窃国罪的罪人。一场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改革，最终演变成有邓小平特色的资本主义，虽然可以暂时得逞，却使改革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政治骗子能够在部分时间中欺骗全部的人，也能够在全部时间在欺骗部分的人，但不能够在全部时间中欺骗全部的人。复辟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正常现象，复辟派受到历史的惩罚也屡见不鲜。在中国，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能把走资派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令人可喜的是，一批又一批的老将军、老战士、老部长，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重新回归毛派立场。毛派才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没有毛派，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同志们纷纷回归毛派，说明复辟不得人心。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章太炎先生竟敢以大总统授予的勋章作肩缀，在总统府门前痛斥袁世凯，其情可歌，其勇可敬，其理可通，其义磅礴。请看一位老战士对邓小平的评论：“从毛泽东去世后的1977年5月6日，被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同志众星捧月般地将他捧出，到他1997年2月19日去世这20年，是他彻底背叛党、背叛人民，最猖狂、最反动的一个时期。”“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要负主要责任。”这样的老战士不就是今天的章太炎吗？
当年的支持邓小平的人中还有不少人，他们至今仍在毛派和邓派之间游移不定。社会主义曾是他们的理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丑恶现实与他们的理想相冲突。他们是真心诚意的改革派。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看见过革命胜利的人，还要看到革命的失败；没有想到中国会重新走上一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宰国家命运的道路，重新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十多年前，他们已经看出，当共产党在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向右蜕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早晨彻底变质。种种原因使他们拉开了与邓派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回归毛派，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正确地评论文化大革命，依然固守《历史决议》中那些根本早已破产了的分析和结论。这样的立场，使他们不能深入地分析、揭露和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有时还会成为这条路线的尾巴，帮助走资派去哄骗天下人。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还不能说已经最后完成，中国不经历一场深刻的复辟危机，走资派不彻底改变中国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就没有最后安定下来。走资派在党内只是一小撮，如果有更多的当年的支持邓小平的人站出来和走资派作斗争，走资派的后院就会着火，人民大众会站在哪一边是不必怀疑的。直到今天，那些高叫“第三次思想解放”，“寻求破局新路”的人敢把他们的想法公开讲出来吗？他们不就是想彻底清算毛泽东，改朝换代，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埋葬掉吗？
为了认清邓小平路线的实质，有两点值得在此一提。第一、在毛泽东的路线和邓小平的路线之间，其实不存在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列宁说过：“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那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毛泽东的路线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坚决地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他所开创的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不容易，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至于“改革派”所强调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只是具体政策的制定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展无产阶级的民主、允许工人罢工、逐步让劳动者参与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如此等等，不都是改革吗？至于“开放”更是错误地提出了问题。文革十年间，中国是世界上的大赢家。原来的两元世界，变成了三元世界。美军兵败越南，不得不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出现越南战争综合症，经历了一次战略性的失败，美国才被迫向中国开放。如果没有世界大局的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邓小平的开放不知从何谈起。
2008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再思考
-
- 作者: shandong(陈.河.银.松)
-
- 10/21/201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提法，好多中国人好像没有异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实际上这个提法是非常荒谬的。
首先，需要检验的不是真理。 如果是真理， 那就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是 不需要再证明的了。 不然，就不是真理了。 难道我们前人证明过了的真理， 我们都需要从头重新证明吗？
实践要证明的是假设， 是理论，是还没有被实践证明的。 所以需要实践来证明。 实践要证明的不是真理。
其二，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 所以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 在现阶段是有阶级属性的。 所谓的实践也是有阶级性的。 工人农民的实践，跟资本家，地主的实践，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三， 所谓的真理也是有阶级性的。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就是工人农民的真理。 土改， 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 让工人农民翻身解放， 对农民和工人来说，就是好得很，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工人农民的真理。
地主资本家在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失去了土地和产业， 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工人农民下降了。 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相对的灾难，不是他们的真理。
邓小平及其追随者，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 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 这完全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在中国工人农民的眼里， 毛泽东没有错过， 从来没有错过。 包括大跃进和文革。 在地主资本家眼里， 在蒋介石反动派眼里， 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过。 在走资派眼里， 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那些说毛泽东晚年犯过错误的人， 要明白自己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说话的。 他们站到了劳动人民的敌人的立场，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的立场上。 他们是真正的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 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关。 社会主义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是要革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的命。
目前的反腐败斗争， 是文化大革命在不同形势下的继续， 还是要革共产党内走资派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