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中国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然成为了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在重庆倡导的“红色文化”政策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关注的热点。薄熙来领 导的红色重庆是否真的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美国《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近日特刊文对此进行分析。
文章称，随着2012年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的临近，政治家和学术人士都在竞相寻找一个能够定义中国未来8年发展方向的主题。未来可能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的想法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其近期对重庆的访问暗示，他对于薄熙来提出的“红色文化”政策有着特别的兴趣。
在过去的几年中，薄熙来通过引人注目的举措，如“红歌”竞赛以及重庆电视台的广告限制等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重庆前行的方向要远远超越这些表面现象。薄熙来试图通过打击经济不平等，扩大重庆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来重新书写重庆的社会契约。
人们常说，在中国经济发展领先的情况下，政治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一党制统治的平静表面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隐藏着对于中国未来的激烈辩 论。在各个地方政府中的政策试验，或许将为决定中国下届政府甚至更远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提供养料。2012年权力移交的接近，更加刺激如薄熙来这样的政治 新星通过发布惊人的新政策，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注。
文章表示，这种讨论并不是仅仅存在与文化方向，中国的“新左派”利用薄熙来的想法，呼吁改变改革开放时期以市场为主导的中国政策，称重庆就能够证明，中国能够在一种看起来更为统筹历史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新左派们声称，重庆的经验开启了中国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改革的途径。他们希望将重庆塑造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中心，主要关注消除贫困和振兴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技术。通过这样做，他们认为将会为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描绘一张崭新的蓝图。
薄熙来在2009年的一次重庆市委会议上表示，有人称“红色文化”活动是一种倾左的运动，事实上，这一活动仅仅是为了服务人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原因。尽管薄熙来非常谨慎的将自己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新左派的领导人物则已经开始将目光超越了这一在过去30年中定义中国政策的主 题。
出生于中国大陆的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中，将中国这一新时期定位为“社会主义3.0”（Socialism 3.0）时期，称这一时期将成为毛泽东时期的“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的继承者。
不过，尽管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已然成为了新左派心目中的首都，但是它却不是唯一吸引中国高层领导人关注的地方模式。自由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也同样从广东这样的地方政府感受到了灵感。
经历了西方式政治改革的广东深圳正是中国总理温家宝2010年8月发表充满争议的政改言论的地方。
而与薄熙来竞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席位的广东省省长汪洋则提出一个“快乐广东”的主题，呼吁用“幸福指数”衡量社会的发展。
文章称，在过去的一些年中，随着重庆变成了一些从相对较为发达的海滨省份搬迁出来的工厂的流行目的地，重庆的GDP就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这一数据要远远快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这为那些左派的学者提供了证据，称重庆变为了中国增长的模式。
许多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家质疑，重庆的政府投资挤压了私有企业。但是在2010年花费了大量时间对重庆进行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否认了这种说法，称重庆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同时都在发展。
薄熙来试图将自己在重庆开展的项目作为超越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定义中国政策的GDP观点的第一步。他在2009年曾表示，目前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是否快乐。分析人士支持，这一言论似乎也是广东“幸福指数”的一种回应。
文章称，尽管西方国家倾向于关注温家宝总理在追求政治改革上同其同僚间的挑战，但是重庆模式的支持者相信，他们拥有着民主模式的答案。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创造的财富令领导干部与人民失去联系，而薄熙来推行的政策则令共产党精英们重拾毛泽东时期的“群众路线”。因此，薄熙来经常要求地方官员与各自辖区中的居民进行接触，关注人民的“精神健康”等。
非常明显，现在还无从得知中国高层领导人如何看待薄熙来的红色重庆，但是后确实引起了这些领导人的关注，习近平在2010年12月对重庆进行访问时，赞扬薄熙来的工作是实施一种“良性政策”，称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已经深入到人民心中。
文章最后称，薄熙来成功的点燃了一场对于中国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激情辩论。至于其是否能够在中央政治局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尚需等到2012年的10月方可得知。
(何可丰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