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为革命之母。”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年前这样写道。
百年辛亥,苍茫中华。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命运,四万万中华儿女谱写了一曲英雄史诗的传奇。其中,数百万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不仅没有缺席,更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侨联主办的“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侨史专家和侨务工作者参加了研讨。回顾历史,一个个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的身影重现在人们眼前,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感人肺腑、荡气回肠。
以笔为犁 播撒火种
1905年11月26日,大型华文报纸《民报》于东京创刊,一位刚刚结束欧美环球之旅抵达横滨的青年华侨撰写了发刊词。
热血和激情从他的笔端汩汩流出,“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坠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
他,正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民报》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创办的100多份刊物中的一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任贵祥 曾在相关研究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6年“讨袁”胜利这段时间内,海外华侨共创办进步刊物100多种,遍及全球,广布在美 国、日本、檀香山(今夏威夷首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西部)、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古巴、秘鲁以及巴 拿马等地。
这股席卷全球华侨办报热潮的掀起,并非无风起浪。办报热潮紧密配合着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的民主革命活动,充当起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积极宣传 者。在革命党人活动频繁的地方,侨报无不欣欣向荣,而这些报刊发起者、主笔、编撰者及发行者也多为革命派华侨。陈楚楠、陈嘉庚、宋嘉澍、冯镜如、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冯自由……他们以笔为犁,向海内外华人世界传播革命的火种。
是改良,还是革命,什么方式才能拯救饱受欺凌、积贫积弱的祖国?思想在争辩中激荡,“救国必须革命”渐渐形成共识。1904年1月的檀香山,战 斗的第一声号角划破了天际。《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如同出征檄文般横空出世,孙中山在文章中力陈“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驳斥了当 时舆论普遍流行的保皇言论,保皇派撰文回击。此后革命派华侨转战美洲、南洋,论战深入街头巷尾,妇孺皆知。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 之思想已开”的局面形成,“救国必须革命”的思想日益被民众所接受。
毁家纾难 献身革命
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3年后在越南发行了军需银券。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至今收藏着一件捐赠凭券复制品,券面载明:“收到林志君捐助中华革命军军需银二十大圆。大功告成之日由军政府照约偿还并酬以特别权利……”
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黄继凯和王晓靖介绍,捐款人林志16岁赴夏威夷,在英国法官家做过仆人,后来在檀香山中国城开商店。1900年一场大火烧 掉了他苦心经营的商店,他转到希炉埠开小杂货店度日。1903年希炉埠成立中华革命军,林志参与其中,又加入了同盟会。在此期间,他多次捐款,购买军需债 券,那张凭券就是林志为镇南关起义的捐款。
自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其间除了宣传革命和建立组织,还组织发动了十次起义。第三次至第十次起义的经费均以华侨资助为 主,约占80%,尤其第十次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其经费全部为华侨资助。无怪乎孙中山由衷感叹,“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 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
其实,华侨毁家纾难以济革命的壮举又何止“合力筹款”,投身革命纵马疆场的华侨也大有人在。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的日本华侨冯镜如,早在 1895年兴中会成立日本横滨支部时就与孙中山有着密切往来,后来举家投身革命运动,弟弟冯紫珊、儿子冯懋龙都在其影响下加入兴中会。那时冯懋龙年仅14 岁,是横滨支部最小的会员。
而在1911年广东起义中杀身成仁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中29人是华侨:罗仲霍、周华、李雁南、陈文褒等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李炳辉、郭继枚、余东雄等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徐培添、徐廉辉、徐松根、徐绍良、徐礼明5人来自越南……“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虽然起 义最后失败,但是却给了晚清王朝沉重的打击,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
在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殷强教授展示了首次发现的孙中山题写的“华侨为革命之母”毛笔笔迹影像。殷强介绍,“孙中山亲笔题写‘华侨为革命之母’,是对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支持辛亥革命的努力与积极贡献最高程度的肯定。”这样一群身在海外、心忧国内的游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践行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诗篇。
故土难忘 家国情深
为什么这批已在他国他乡生活乃至生根的华侨华人,会成为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李国梁认为,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的国势日衰,华侨在国外的处境如江河日下,苦不堪言。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
李国梁介绍,著名的同盟会员黄乃裳曾说:“回想自37岁至47岁十余年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效力于国家”。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谈到自己投身革命的原因时也心有戚戚:“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恶外人之所以欺 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
浙江省侨联主席郁美兰认为,在传承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成分的中国文化基本内核基础上,华侨吸收了以理性 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域外文化合理成分,形成了以“民族性、多元性和时代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社会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系统。其中又尤以爱国爱乡的“民族性” 最为显著,这也是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
不管是基于何种内外因,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华侨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审张秀明说,“辛亥革命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他们打破地域和帮群的樊篱,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
一直如蒲公英种子般撒落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辛亥革命时期凝结成一股有理想、有目标的向上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洪门致公堂。美洲华侨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其会员的洪门致公堂,早期是一个以团结共济为目标的古老堂会。福建省社科院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英湖 介绍,1904年1月,孙中山加入后,着手对它进行组织和思想改造,使致公堂转型为一个革命团体,为祖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致公堂改堂为 党,组建中国致公党。
辛亥革命后,抗日战争成为海外侨胞力量集结的第二次高潮。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倾其积蓄、回国参战,将一腔热血洒在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驱逐机(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3/4。而在1938年归国的青年华侨更是不计其数,南 洋华侨陈少墨、林文法、蔡云飞、李延平、彭乃成等人参加黄埔军校,毕业后转战粤北、桂西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
或许是漂泊在外,更能深刻理解民族团结的真谛;或许是异乡游子,更能深刻体会祖国富强的可贵。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曾言:“救国之目的,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这应该就是百年前支撑海外仁人志士献出鲜血和 生命的力量所在。(孙立极 阮晓)
链接
1894.11.24 孙中山和进步华侨在檀香山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1905.8.20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任总理。
1905.11.26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撰写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11.4.27同盟会第十次起义——广州起义爆发,是役72人罹难,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10.10 武昌起义爆发。
1912.1.1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2011年05月06日 09:03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