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新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呼唤中国学者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战略，尤其点出不要被西方的战略理论鸦片的侵蚀和主导，不要将“与国际接轨”泛化。
李慎明在书中以独到的战略视角对“国际社会”、“恐怖主义”、“与国际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球治理”等当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六个热词进行了剖析。
他提出，现在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本意，不过是少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的代称。因此，我们在使用“国际社会”这一称谓时，应该首先进行辨析，慎重斟酌后才能使用。
关于“与国际接轨”问题，他认为，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尤其不能把 “与国际接轨”泛化。更不能借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有关法律等，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相关法律进行“接轨”，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
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战略理论的话语权占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概念都是由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发明并广泛流传于国际社会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不情愿地接受或呼应。我国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力量尚嫌薄弱．且分散在各个系统，从事时政研究的同志主要考虑政策对策的研究，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更多的是诠释西方的流行的各种“主义”，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果不解决，说得严重一些，这就像“理论鸦片”一样，一旦它侵蚀了我们的思想，主导了我们的思维逻辑，我们的国际战略理论研究者就会成为西方的应声虫和义务宣传员。
要改变国际战略研究的现状，扭转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战略被动。需要开放式地研究，既要学习、借鉴各国的研究成果，更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库的文化优势。人们惯性思维中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国家最先提出，但李慎明先生在书中提出诸如中国文化中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历史思想遗产，都对当今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内涵有着更早的探究与阐释。
我们研究国际战略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理论支撑，为破解安全挑战与威胁、确保我国战略机遇期献计献策，而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对我们的战略与政策品头品足，这不是简单的方法论的问题，而是根本立场问题。我们正在从事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这也是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的历史责任！
摘自2011年4月27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