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2020-04-14 14:56
朱嘉明：关于此次疫情的几点看法
原创 朱嘉明 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正如在不久的过去那样，从目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动态平衡当中，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1976
4月5日上午，在段永朝的倡议下，苇草智库召开了一场如何理解当下疫情为主体的“云聚会”，会上先后有胡勇、邵青、朱嘉明、姜齐平、梁春晓与段永朝，以下为朱嘉明的发言：
1：这次疫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这次疫情无疑是人类自二战以后的一次“超级”重大历史性事件：（1）影响地域范围达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几乎覆盖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2）感染人数和家庭以百万计，且跨性别和跨代际，从儿童到老人；（3）涉及了生命、医疗、经济、政治、社会、家庭、消费、心理等领域；（4）导致的生命、社会和经济成本是前所未有的；（5）形成对经济、政治和教育制度，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长远影响；（6）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与轨迹是肯定的，将来评估的不过是怎样的程度而已。
2：如何预期此次疫情的时间长度？
关于此次疫情的时间起点，至今有争议，从科学和病毒学的角度看，可以追溯的起点时间可能更加长。现在的问题是此次疫情的持续，或者延续时间到什么时候？现在各种意见，莫衷一是：短则持续数月，最迟半年；长则一、二年。更为极端的看法是，直到针对性疫苗研制成功；甚至还有此类疫情将常态化的观点。显而易见的，判断此次疫情，至少还需要三年五载，那时随着信息的趋于完整，才能看的比较清楚。现在疫情还是现在进行时，我们都身在其中，对持续的时间和何时进入尾声，实在难以结论。无论如何，时间长度的延长，空间的持续扩展，都是此次疫情的严重挑战性所在。
3：评估此次疫情的前提是什么？
在任何历史时间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为此次疫情是典型的“复杂”事件，所以，理解、认知和评估此次疫情，绝非任何单一学科和专家所能完成的，多学科的合作是前提。现在，此次疫情触发了全球利益结构，引发了不同形态的博弈，干扰了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这样的情况会逐渐改变，最终回归科学和理性。
早在1976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在其经典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提出“现代医学并非是无往不胜”，并且进一步写道：“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而言，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他自始至终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来自四十余年前关于病毒与人类关系的理性而深刻的论断。
威廉·麦克尼尔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中信出版社
4． 此次疫情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哪些冲击？
此次疫情，一方面构成对传统经济学的全方位冲击，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学家通过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很可能推动传统经济学的改进。我在这里主要讲这样几点：
（1）生命和生死问题应该进入经济学体系。传统经济学所讨论的是基于人活着的前提下的生产与发展问题，生命和死亡在经济学中没有地位。或者说，传统经济学不需要考虑生死问题，只是在人口学中关注了所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此次疫情太有震撼性，证明了在21世纪的今天，正常人群的生死存亡对经济活动影响甚大。经济活动必须以生命为优先。
（2）不可低估非理性恐慌对经济的影响力。此次疫情证明心理的恐慌（Panic）程度已经构成生产要素。过去经济学家只讲理性人和利益，现代经济不断显现非理性的心理要素正在日益严重地影响经济活动。此次疫情将恐慌心理元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
（3）与生命攸关的，以及代表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改变的产业全面兴起。例如，口罩业和消毒业获得空前发展，钉钉远程教育，网络会议软件等等。
（4）传统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此次疫情的重要特征是重点地区几乎都是大都市，武汉、东京、伦敦、纽约。相比较农村和中小城镇，大城市、大都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更脆弱；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国家，发达国家更为脆弱。
（5）全球化模式的势必改变。现在提出因为此次疫情导致“全球化”全方位逆转，为时过早。疫情本身证明全球化是多样化，疫情的传播就是全球化的，疫情的最终解决也必然通过全球化合作。只是过去与全球化不可分割的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还有全球化下的价值链和供应链，都会改变。
（6）新形态的社会不平等。在疫情过程中，死亡群体的社会阶层分布值得注意和研究。以我在过去两个多月北京的观察，自春节到现在，有三类人坚持上班：一是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没有间断；二是保安人员坚守岗位，而且还大规模的增加了保安人员；三是快递员。
自我隔离是疫情过程中抵抗恐慌的一般方式，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主体行为。但是，环卫工人、保安人员和快递员们并没有自我隔离。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不恐慌吗？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和收入，不得不抑制内在的恐慌。这样的现象，折射出社会的一种新型的不平等。
总之，因为此次疫情，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量，最终会影响经济学本身的变量设计。
我在去年12月31日，写了一个新年寄语，以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来描述我们即将进入的2020年和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希望人们对“艰难时世”有精神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了来自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科技革命，地缘政治演变，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外星世界威胁所造成的各种灾难。但是，却没有预见到此次因为“新冠病毒”导致的灾难。
问题是，此次疫情会不会只是一次预演？是否存在更大的、更隐蔽的、甚至酝酿之中的灾难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此次疫情，也可以做出某些设想：
假设一，如果类似疫情没有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发生中断，人们将如何面对被隔离的状态？
假设二，如果公共卫生灾难、信息灾难和其他灾难（例如粮食短缺）叠加，现代社会将怎么应对运行？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在今天经济、技术和历史环境下的各种灾难的可能性，需要对灾难有基于科学和理性的想象力。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灾难和破坏是“系统性”的，挑战了人们对于灾难的“概率”思维范式，超过所谓的“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想象力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