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能成为当代最可爱的人
——纪念伟大的革命者魏巍同志
张勤德
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件都会证明，2020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今年3月6日，是令人格外崇敬的魏老诞辰100周年，8月24日，是他逝世12周年。
他在和我相处的十几年里，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教导，其中包括善意的批评。这些都使我终生受益。在当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他不愧是一个在反对“改旗易帜”火线上带头冲锋陷阵的擎旗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要像他那样学习、工作和斗争。
他不愧是一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不懂得阶级剥削和压迫，就不懂得革命。
拿电影《白毛女》来说，只有认识到地主黄世仁是剥削压迫者，是吸血鬼，是最可恨的人；认识到杨白劳和白毛女这些劳动人民是被剥削压迫者，是创造世界的劳动者，是最该救助的人；认识到像大春这样的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战士，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人，是最可爱的人，才能认清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靠谁革命。
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道理，真正弄通并作为自己的信仰始终坚持，则并不容易。
由于魏老1920年生于河南郑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在当时人吃人的旧社会里，他15岁时父亲母亲便在贫病交加中先后死去。姐姐早出晚归像鬼一样在纺织厂做工，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只挣两毛钱。
为生活所逼，魏老6岁便在车站拎着篮子卖香烟，还检过煤渣。1937年,他17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8岁加入了共产党。
经过革命大熔炉的锻炼，魏老进一步认清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认清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所以他常说，有人说资本主义好，打死我也不信。我恨死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是癌症。
魏老的特别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生都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从来没有动摇过。
正因为这样，他无限热爱人民，终生讴歌人民，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
魏老在抗大毕业后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军区政治部编辑科当干事。1939年日寇大扫荡，他到参加过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团队老一团担任教育干事。曾多次上前线参加战斗，和敌人拼杀。同时，发表了《秋季反扫荡诗章》等作品，热情歌颂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战士。
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骑兵团任政委，进军陕西、宁夏，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同时，发表的长诗《黎明风景》，获得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
1950年，他赴抗美援朝前线，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此文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后，毛主席看了立即指示：“印发全军!”这体现了人民领袖对这一作品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类典型的歌颂。”
魏老谈到，“许多同志曾经问我，《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告诉他们这是一种长期感情的积累，从内心里认为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而在朝鲜战争新的激发下，这种感情就很自然地喷发出来。我可以说，当时这个题目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心里跳出来的。”
之后，魏老所写的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全面反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火凤凰》描写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东方》则是全景式描写抗美援朝战争，这部长篇小说曾经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1965年，他到正在遭受轰炸的越南北方，坚持深入前线，历时三个月，写下了《人民战争花正红》一组报告文学，在《红旗》上发表。
后来，他到长辛店二七厂以车间支部副书记的身份深入生活，接触当代工人阶级，与同在二七厂的钱小惠共同创作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
还受邓中夏夫人夏明委托完成《邓中夏传》。
1980年，魏巍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杂志《时代的报告》，在《本刊的职责》中这样表述：“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
1988年，魏老与林默涵老等合作，创办了《中流》杂志。他在此期间写出了不少很有影响的文章。
1993年，魏老在由邵华和毛岸青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中，撰写了近11万字的《话说毛泽东》，把毛主席概括为具有大智、大勇、大功、大德的人民领袖，全面、正确、通俗和简明地刻画了毛主席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2001年，《中流》杂志因故停刊，同时被封的还有《真理的追求》。但魏老并未因此停止追求真理的脚步，依然以诗人的激情和战士的无畏不间断地书写了许多有关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杂文，在网络上发表。
2008年8月24日，魏老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8月9日已经住进医院一年多的魏老从昏迷中醒来，对守候在床边的小孙子说:“抱着我的头摇一摇”。他想让自己清醒一下。孙子抱着他的头轻轻地摇。魏老交代给孙子一句话：“我交代你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了没有?”孙子说记住了，魏老让孙子连续说了三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孙子说到第二遍时已泪流满面。
魏老就这样“小车不倒只管推”，为人民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正因为这样，他处处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成为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魏老在《中流》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在汩罗江畔》一诗中说：“我虽然不敢比你的高深，对人民我也有一颗燃烧的心。我一生追随红旗冲过烟尘，怎敢忘自己的同志自己的人民。”
他认为，人民内部是有不同阶层和阶级的，只有站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才能为人民服好务。假如在权贵精英和平民百姓之间两种思想、两种主张上搞调和折中，那就会铸成大错，祸国殃民。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造二代网友说得好，“他并不局限于只是从理论层面去批判那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并不满足于只是高举一竿毛泽东的大旗引领别人，而是永远跟底层工农血肉相连，知道人民群众所思所想需要什么，因此才能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去揭露、抨击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丑恶行为。所以，他曾为讨薪两年失手杀人的农民工王斌余奋笔疾书《也谈农民工问题》；也为受城管欺负被迫反抗的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大声疾呼《不要杀他!——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还为要卖肾供女儿上大学的贫苦劳动者恳求《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更为被黑心窑主当奴隶一般榨取血汗的残疾人写下《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
如果只是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救世主般慈悲同情；如果没有跟‘弱势群体’心心相印、感同身受的阶级感情，他不会以病老之躯如此顶风逆行。”
正因为这样，他一直牢记“两个务必”，成为始终保持人民本色的人。
魏老在《我是怎样成为这样的作家的》一文中说：“我是依靠党的培养，革命军队的培养，以及人民群众精神的滋养和吃了老百姓的小米成长起来的。当然我还要感谢那个伟大的革命的时代，使我能够得到锻炼和改造。离开这一切，我是成不了这样的一个作家的。我表达这一点，是想说明我同我们那一代作家成长的历程，也就是说我们的来历。更重要的是警告我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来历!”
他还写道：“同志呵，让我们常常劝勉：多亲近泥土，亲近风雨，让身上总带着汽油的香味，让身上总带着稻花的气息！这是我们的本色也是来历，把它象石碑一样刻在心里！人民，这就是共产党员的‘上帝’，所有的‘上帝’都比不上他那样神奇。”
魏老之子魏猛说: “我父亲有许多工人朋友。工人朋友到家里来，他每每就一些社会上的事情探问“工人们怎么看?”形势再不好，他也还是有信心，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工人阶级。
魏猛说：上世纪50年代，父亲还常去河北农村深入生活。他在冀中平原上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处跑，亲身经历了土改完成了的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他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交了很多村支书、村长朋友。在冀中平原，有一个叫许家庄村子。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多次到这个村庄，村书记张振山是个深受村民爱戴的老书记，他们成为知心朋友。1995年，老书记张振山的儿子到我家来了，告诉父亲，说老书记去世了，临终遗言，说他死后，无论如何，也要告诉你魏巍叔，他是了解我，关心我，支持我的知心同志。
魏猛说：听了这些话，父亲的眼睛湿润了,那个蒙着白毛巾穿着粗布衣黄皮寡瘦的庄稼人仿佛又站在他面前。村里要为张振山立功德碑，他为这个老书记写了碑文，《张振山功德碑记》，并用毛笔书写下来。”
魏老的女儿魏平在《品味我的父亲》一文中说：“父亲满腔热情地对待同志和年轻人。工人诗人王学忠含泪下岗，到处给人打工，或做小买卖，他以诗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一幕幕和埋藏在心底的迷茫与困惑。这些诗作寄给一些诗报诗刊，没有人愿意发表这些不合时宜的作品。绝望中，王学忠把诗作寄给了父亲，半个月后收到父亲‘洋溢着火样激情的来信’。
信中写道：‘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你好！信和诗集《挑战命运》都收到了。前一部分都已拜读。应该说，我听到了我长期想听却没有听到的声音，阶级弟兄的声音。我相信，这种声音必然会出现的，是不可能不出现的，被压迫的人们，从主人翁的地位上被一巴掌打下来的人们，是不可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现在我听到了，我高兴了，我的心得到了某种安慰，同样也有被灼伤带来的痛苦。……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我都认为，你为他们说了话，为工人阶级说了话。我应该感谢你！感谢你！’
当王学忠把信向家人和工友大声朗读时，竟禁不住嚎啕大哭。
之后，父亲和他多次书信往来，对诗稿提出具体意见，进行修改，向著名诗人介绍王学忠，邀请王学忠到北京参会。
王学忠的有些诗引起诗坛的争议，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这是工人阶级的诗人，‘国企妈妈’，没有这种经历和感情，谁能喊出这样的诗句？”
魏老虽然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军区政治部顾问，是将军级干部；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
他的外孙在《永远不说再见》一文中说：“姥爷和姥姥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深知好日子来得不容易，所以在生活上十分简朴。我当时戏言我家也有‘四旧’，姥爷的衬衫，领子磨破了换个领子接着穿，此为第一旧；姥爷的布鞋，底儿都快磨穿了还在穿，此为第二旧；姥爷的袜子，不用说，当然到处是补丁，那是第三旧；还有第四旧，是姥姥的背心，后面全是窟窿眼，洗得像豆包布一样薄。我总是劝他们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破烂处理掉，他们说‘旧衣服穿着舒服’。他们穿着朴素，家里的家具也是一样。电视柜、沙发和饭桌基本都有20多年的历史，与我的年龄相同，而衣帽钩以及几个书柜则都算得上是我的兄长或叔父辈的。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人自然清心寡欲。姥爷几乎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写作和学习。”
所以，在人们心目中，魏老自然会成为人民作家，成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成为真正“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
他不愧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
针对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魏老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决不能告别革命!必须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革命才能把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他看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强调：“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听信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
毛主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覇的方针。
魏老显然认为，我们只有把解放人民即把革命大业作为前提和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为人民谋幸福，为社会主义谋复兴。也就是说，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建党之初，我们党的入党誓词里，正如电影《古田军号》等所表现的，都有“阶级斗争，努力革命”这句话。所以他写道：“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迷津中解放出来，在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这才是中国人民之幸、之福，也才符合党心民意，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马克思有一句大家熟知的、也最经典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要知道，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是深刻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之后得出的结论。而资本家正是资本的人格化，他有自己独特的灵魂。你在他耳边喊一千遍、一万遍‘以人为本’，也不能改变他‘以利为本’——追逐最大、最高利润的本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魏老在晚年奋不顾身地坚持进行了多方面的英勇斗争。
他针对苏东剧变怒斥道，“苏联和东欧的一系列悲剧都是帝国主义导演，并且同修正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内应力量相互勾结完成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不折不扣的新法西斯主义!叛徒往往比敌人更可怕!这种人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搞垮共产党，或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至少是对资产阶级无害的俱乐部。这种人一旦爬上了共产党的高位，就会首先对准共产党开刀，最无情地打击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逮捕他们，迫害他们，审判他们，直到把整个共产党搞个稀巴烂，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个稀巴烂! 如果说，过去一个叛徒叛变，可以使一些党员遭受杀害，甚至搞垮一个组织、一个地区，而现在一个这样的叛徒占据了领导地位，就会使整个党、整个国家完蛋。过去敌人以数百万大军达不到的目的，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人们看看，这是多么危险啊！”“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是主要矛盾的问题，有同志认为当前应该主要是批帝国主义，我看国内是主要的，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是主要的。现在这两个势力结合在一起，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修就是反帝。”
魏老还深刻总结苏联解体的三点教训：“第一是欺骗性。修正主义是一个比一个‘高明’啊，他们搞欺骗，搞阴谋的手段都很‘高明’！不骗人，不搞阴谋，他们就不能生存。第二是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有个彻底不彻底的问题。我们国内，我们党内，有没有这种人呢？我看是有。第三是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不能是个人对个人，要依靠群众，依靠阶级才行。”
他坚决反对“非毛化”，是最早提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人之一。
魏老说：“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比如那个方励之吧，他在讲话中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批毛’，他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很明显，他所说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贵。因此，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态度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等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无一不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否定社会主义而达到全面崩溃的。殷鉴不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警惕。”
他强调，“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事业有长远的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举出下面三点：
第一，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这是写在宪法上的。在四项原则中，一般认为党是最重要的，但从实质上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灵魂，党就成为谁都可以利用的工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党就会变质，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变为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战斗的武器。放弃了它就等于自动解除武装，就无法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斗，最后只能是招致全面的溃败。因此，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第三，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理想，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仅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然而又是必要的过渡阶段。既然失去了社会主义，也就中断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中断了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一切探索，人类的未来必将更加渺茫。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对所谓“补课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一个时期以来，一种流行甚广的修正主义理论是‘补课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其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都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上这一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就是被人称之为‘早产论’和‘补课论’的谬论。‘补课论’在我国的广泛流传，决不是偶然的。它其实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这种‘理论’危害甚烈，流传甚广，是必须深入批判的。”
他深刻揭示出腐败现象的实质及其恶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魏老指出：“前几年，郑天翔同志写了一本《论反腐败》的著作。此文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后来又出了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很受群众欢迎。此文在论及腐败现象恶性发展的原因时说，‘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流行，是其根本原因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郑老的看法，比起其他论著来，要符合实际和接近真理。这种权钱交易，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不仅会腐蚀共产党，而且会打垮共产党，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共产党。如果讲政治，从政治上看问题，那就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斗争，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撇开这一点，只就腐败谈腐败，就法律谈法律，那就不能够深刻理解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
他对“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的谬论，给予有力的驳斥。
魏老说：“反思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人一辈子实际上都是处于不断地反思之中的。哪有一个人根本就不反思的呢?他怎么长进呢?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共产党其实也有这个传统，我们做的比曾参说的还多，比如检查自己的工作，为人民服务做得怎么样，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党的原则，是不是符合共产主义的要求，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不过过去这个词叫反省。
1942年整风我们都写反省，对照着二十二个文件一项一项写出思想反省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反思，从基层党员到最高层领导都进行反思，其结果大大推进了我党的飞跃发展，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应不应该进行一次回顾呢?是否应当进行一次反思呢?是否应该检查和总结一下得失呢?我看不但应该，而且十分必要。不反思、不讨论，也不总结，仍然按照脑子里已有的框框、既定的方针，不管别人说什么，继续干下去，正像人们说的，一条道走到黑，这样就包含着极大的盲目性，也就不免误入泥潭和陷阱。
毛主席曾经沉痛地说过，人，有时候比猪还蠢!猪一个劲儿往前拱，碰到墙角，拱不动的时候它就要拐弯了，而人却不会拐弯!”
魏老接着提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个讨论不是少数人能搞好的，而是应该动员全党来做，动员工农群众也积极参加，甚至可以宣布‘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以真正发扬民主让大家都敢于提意见。这样众志成城，必然会有好的结果。”
他曾痛斥被称为“曹破产”(即破公有制企业之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曹思源，以及另外两个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并大声疾呼：“如果失去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他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这就是“党的领导在一定时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往往长时期得不到纠正，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只能徒唤奈何。按理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国家，是由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赋予的权力，而当它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工人阶级却无力监督他们，纠正他们，撤换他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
他关于共产党阶级性、纯洁性的观点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以及共产党阶级性的基本原理，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全民党”那一套扩大影响，为了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失，也为了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决不应当让剥削工人阶级的人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因此，他按照组织原则，和一些老干部一起义无反顾地向上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不愧是一个在反对“改旗易帜”火线上带头冲锋陷阵的擎旗人
面对有人改旗易帜这一极其严重的问题，魏老2007年在《老红军说话了》一文中义正言辞地呼吁和质问：“必须解决旗帜问题：全党全国人民到底举什么旗帜？到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还管不管用、应不应当砍掉？”
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绝对不容否定。如果否定，那就势必走到否定我们党，否定马列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牺牲奋斗所获得的一切。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可能会使中国历史出现难以想象的大曲折、大倒退而后大悲剧。”
他还说过，“作为一个革命者，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我觉得至少要具有两个重要的品质。其一，是目标始终如一，有如钢铁般的坚定，不为任何强敌所屈服；其二，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般的慧眼，能够识破一切阴谋诡计，不为敌人的任何花招所欺骗。这样才能使革命的航船达到胜利的彼岸。”
《涿州报》在一篇采访记里记述了记者和魏老这样一段对话：记者：“当前意识形态里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些人说您和邓力群、贺敬之等老同志是极左路线的代表，是中国的‘左王’，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巍老回答：“不在乎！少数人站在右派的立场上，看毛泽东的理论全是‘左’的。他说我们‘左’，说明我们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说明我们‘左’对啦，我们心中觉得很舒畅！”
毛主席曾指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一些人眼里，现在还讲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基本原理，讲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人，就是“左”甚至是极左。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左派或者说“马列毛派”，而魏老就是左派或“马列毛派”具有革命领导人意志、胆略、智慧、风骨和特征的擎旗人。当然，也有人尊崇他的人格和品质。所以，他受到多方人士的高度评价。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2000年写给魏老的对联是“弘真理扬正气可敬可爱，写英雄抒壮怀誉满华夏”。
郝贵生教授认为,“魏巍同志最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的这篇名作，最主要的是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坚定地学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勇敢地站在当代中国反复辟斗争的第一线。”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指出: “魏巍同志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感人的传世之作，就是因为他始终坚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长期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在革命实践中，培养起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炽热的爱国情怀，对敌人恨、对祖国和人民爱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并且获得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立场决定感情，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感情；而感情反过来又进一步坚定立场。”
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胡可说：“魏巍晚年的文章，意义之深远，超越了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没有背叛入党的誓言，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没有背叛劳苦大众，他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魏巍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孔庆东教授写道，魏老“为什么能够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难道只是因为他三赴朝鲜?难道只是因为他亲自到过满山白雪被炸成黑雪的汉江南岸?诗人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早就融入了这首诗中的炊烟。一篇散文通讯，被《人民日报》按照社论待遇发表到头版，这在人类报刊史上，堪称奇谈。一篇散文通讯，让人民领袖读后激动得拍案，批阅了四个字：‘印发全军。’这是人类文学史上，无上光荣的桂冠!”
作家刘继明在《革命者魏巍》中讲到，“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兴衰沉浮并行不悖、高度重合，可谓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说： “魏老经历了旧社会、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他是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如一、共产主义信仰终生不变的伟大革命者。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在革命队伍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像他这样的人，在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发生变化的不在少数。有的人，进城后当了大官，就要维护大官们的利益，就不愿意继续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就日益脱离群众成为官僚主义者。毛主席发动群众批评教育他们，有的人就对毛主席和劳动人民记下了仇恨，在毛主席去世之后进行千百倍的疯狂报复。有的人受了点委屈，就公开变节了，告别革命，转向与美帝接轨了，像李慎之、李锐之流，自称‘两头真’，其实是投机革命或者是做了叛徒。然而，魏老和马宾一样，虽然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也受过冲击，但是从未改变过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从未改变过忠于劳动人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特别是对毛主席晚年领导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个里程碑的伟大事件，魏老和马宾老一样也是旗帜鲜明地给以肯定和讴歌的。宋平老也曾经说过，文革是党性的锻炼，这是很有道理的。魏老的党性得到了历史的检验，受到了人民的颂扬，他跟马宾一样，成为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叛徒们的嘴脸。”
解放军报文艺部原主任陈先义谈到，魏老“那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特别在当下理论战线混乱复杂，各种思想鱼龙混杂的状态下，魏巍同志那种保持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坚信共产主义信念，不管什么样的风浪，绝不随波逐流的革命情怀。从这种意部义上说，魏巍不仅是作家、艺术家的榜样，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榜样。”
解放知名人士范正美认为，“真正的人民作家，在于揭示世界、昭告未来，敢于先声夺人、警告世人，把亲见的未萌真实地告诉人民。我们的作家魏巍做到了，他不仅记下了自己痛彻的感悟，还以自己的献身，表示自己的坚贞。他歌颂了‘最可爱的人’，他自己也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曾任国营工厂厂长的李甲才强调：“中国在‘改开’中最早觉悟的人有多少？魏老是之一。 实现了由革命文学尖兵，向继续革命领军人物的政治转变，经历了捍卫‘毛共社’有可能被镇压的风险。他继承了革命导师的思想精神，既能从宏观上在新的形势下提出总体的革命路线、方针和策略，又能从微观上用现实的具体事例揭露复辟倒退的种种罪行、恶果。 以笔当枪上前线，阐明诸多社会丑恶、罪恶现象的本质所在，驱散迷雾，擦亮了无数革命者的迷眼。在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反复辟与复辟的矛盾与斗争中，魏巍始终站在了历史的前列，成为把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信仰忠诚坚守到人生终点的耀眼明星。转眼百年诞辰，缅怀他在‘两个巨变中’永载史册、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操、气节，油然而生无限的敬意。他晚年是继续革命的丰碑、鼓舞我们前进的带路人，不屈不挠的竭诚奋斗风格是我们的楷模，著作阐述的思想精神是稀缺的政治资源。”
解放军空军原中校飞行员郭松民在《阵亡者魏巍》一文中，记叙了这位革命者最后时刻的情景——“我走进病房的时候，魏巍老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他的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插着针头，整个身体深深地陷在病床上。老人的女儿魏平附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呼唤道：‘爸爸，您看谁来了?’老人无力地睁开眼睛，茫然地看了我一眼，又沉沉睡去。不知怎的，老人闭目躺在病床上的神态，让我想起了电影《上甘岭》中重伤阵亡的那位七连指导员，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质问撤入坑道的八连连长：‘我交给你的阵地呢?!’和七连指导员一样，魏巍也阵亡了——是的，他的确是阵亡了!不是‘溘然长逝’，更不是‘驾鹤西去’，魏老走得没有这样轻飘，这样洒脱，在人世间，他还有太多的牵挂，他为了捍卫那些他认为比自己生命还要宝贵的信仰和价值，战斗到了最后一息。在骨子里，魏老从来都是一个军人，他和那些酸腐的，浑身上下散发着狐臭的精英文人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魏老走了，但后人还要继续坚守阵地。因为魏老，以及那些无数已经牺牲的前辈和先烈们，还会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们，并时时向我们发问：‘我交给你们的阵地呢?!’”
武兵指出：“魏巍同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总是那样执著地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从不为各种假象和谎言所迷惑，不为金钱和名利地位所动摇，不为错误潮流所摇摆，不为敌人的威胁所吓倒。他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自己的理想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他对革命无限忠诚，并且始终如一。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作家和革命诗人。除此之外，我还认为，魏巍同志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一个堂堂正正、铁骨铮铮的汉子，在他身上具有鲁迅的风骨，人们称颂他是当代鲁迅，他当之无愧！”
张耀祖说：“我们看到，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甚至是革命低潮时期，魏巍始终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者。这种革命家的品质，正如列宁所说的，是那种‘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让我们牢记他那句话吧：‘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顽石写道：“恩格斯曾经评价马克思，说他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魏巍。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魏巍受到了许多的非难甚至是诽谤，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退缩过，他用纯洁和高尚的品质、坚韧和刚强的意志、淳朴和谦逊的气质、美丽和宽广的胸怀鼓舞和鞭策着他的同志、战友、学生沿着他坚守的道路勇敢坚定地走下去!”
陈洪涛认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纪念——回顾他的生平，肯定他的贡献，赞扬他在社会主义承前启后关键时刻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左派旗手的作用。包括有人说，国难当头，疫情之下，如果魏巍还活着，一定会再次谱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的，魏巍永远会讴歌时代前沿的‘领跑者’——而在资本横流之中，老百姓受苦受难之时，真正值得他讴歌的‘领跑者’，必定是像他一样敢于反潮流的‘逆行人’——所以如果魏巍还活着，我相信他首先会写出‘谁是最可恨的人’。”
《旗帜评论》评论员飞舟指出：“魏老虽然走了，但他却留下了一句令后人刻骨铭心的墓志铭：‘我交给你们的阵地呢？！’魏老走了，如同倒在血泊中的战士，把生命化作了长空彩虹。在我的心中，魏老并没有离去，他依然守望着他曾经战斗过的阵地，他的魂魄已经成为当代最为耀眼的旗帜，召唤和鼓舞着更多的人们击水中流，驱魔降妖。”
魏老的长女魏欣说：“爸爸就是这种人，他永远也不能停止斗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奋斗下去，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变换，不管自己身体、心脏多么不配合他，他还是不灰心，坚信一个人就是要奋斗，哪怕失败，哪怕自己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时刻。他显得是那么执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了，他仍然战斗着，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共产党就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坚信工农大众的觉悟迟早会到来。正如小猛子（魏猛）所说，爸爸和某些同志不一样，自己有一套理论，很难说服他，不象有的同志，一听党怎么说就听，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学东写道：“何为慧眼？慧眼就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是能穿越时空准确地预见未来。毛主席的政治慧眼就不必多说了。魏巍同志的政治慧眼，体现在他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本质。我们要学习魏巍同志的作风，像他那样善于团结人；同时又站稳立场、不迷失方向，具备应有的政治慧眼和胆略。”
由此不难看出，魏老作为马列毛派的领军人物之所以受到爱戴，是在于他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的杰出代表。马列毛派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是在于他们不仅有马列毛主义的信仰即氶认毛式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而且有共产主义品德，是当代最高尚的人；他们不仅光明正大，而且奋不顾身，是当代最纯粹的人；他们不仅埋头苦干，而且不谋私利，是当代最彻底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们不仅维护群众的具体利益，而且捍卫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当代最有益于人民的人。因此，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救难民于水火的豪杰。所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列毛主义的伟大真理，是形势的需要，斗争的需要。
魏老这位当代中国马列毛主义者的领军人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今后一二年很可能是我党我国的生死抉择期。
从2012年起，我一直说近几年最晚10年会发生大危机。现在看来，今年年底前很可能开始发生一场持续到2022年的总危机，从而带来一场大灾难。
这时候，如果我们靠毛式社会主义救中国，使大灾难坏事变好事，就会抓住百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凤凰涅盘；如果我们靠歪门邪道救中国，则会丧失百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亡党亡国。
只要我们真正践行魏老“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嘱，并时刻牢记战友的发问：“我交给你们的阵地呢?!”切实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就必定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