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下半年，红四军召开了3次党的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七大”“八大”“九大”)，开展了一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这是红军初创时期发生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它起始于“七大”前后，结束于“九大”闭幕。这场大讨论的结论，就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红四军“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长期以来，在研究红四军这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往往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倾向性，即把“七大”“八大”与“九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完全错误的，后者是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产物。
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中，简单地把朱德、陈毅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认为前者执行的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则是正确军事路线的唯一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军事学院（后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任教时，曾奉命参与关于红四军“七大”资料(兼专题及“八大”“九大”)的收集和研究工作。
时任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曾参加过红四军的这几次会议。他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专题组以有力指导，并在全校做了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
笔者有幸多次聆听了萧克将军的指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担任了专题组的执笔人，受到很多教育和启示。
“七大”主流是好的，并非一无是处
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在如何建军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且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的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的党和部队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中央“二月来信”的消极影响，于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红四军党内，甚至前委成员、朱德和毛泽东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红四军“七大”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党代表，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会前，毛泽东曾向前委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会议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并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七大”决议)。
萧克认为，这个决议很重要，是我们研究“七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一些当时的来往书信资料，对决议的正确面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七大“决议”存在的缺点是“非主流”的东西。他指示专题组，研究“七大”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根据萧克的指示，专题组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收集了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多次开会对“七大”决议进行了反复研讨，最后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认为“七大”决议不仅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对许多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一看就给人以深刻印象。
这些结论性的分析，尽管不会完全正确，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为后来中央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则是有据可查的。
“七大”决议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列有7个小标题：1.过去工作的检阅。2.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3.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4.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5.对朱毛同志的意见。6.总批评。7.提出下列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这是《决议》的基本部分。
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只写了“由新前委讨论”一句话，没有具体内容。对“七大”决议第一部分“党内争论问题”，专题组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在“过去工作的检阅”标题下，把这方面的争论，归纳为12个问题，并作了明确回答。主要是：
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七大”决议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自湘南红军退到边界来，需要一个时期的割据，以整理红军，保持红军武装，发展边界党及群众的组织，扩大地方赤卫队，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但是，“八月失败”以后的边界割据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关于红四军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和行动方针问题。“七大”决议指出：1928年5月送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是对的，但军委对湘南敌情估计不足，太无准备计划，是不对的；同年7月，二十八、二十九团回湘南则是顺从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1929年1月，红四军为了应付两省敌人“会剿”，出兵赣南游击，是对的；同年5月，红四军前委对主观情形未曾有很好的估量，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是不对的。
关于边界建设问题。“七大”决议指出：在政权形式上，井冈山时期，有一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下山以后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对的；在经济政策上边界有个时期采取极端没收，含有军事共产的意味，实出于不得已，以后逐渐改正，是对的；在地方武装建设上，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
关于若干制度问题。对于红四军建设中的军需制度、边界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七大”决议作了具体分析。如指出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认为宣传兵是“吃闲饭(吃冤枉)的闲杂人”的偏见，非常不对。又如，指出红军成立士委会，使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实行士兵政治教育，这个制度是绝对正确的。
(二)对前委之下设不设军委和由此涉及的若干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一方面认为把要求成立军委看成是“分权式”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前委之下又设一个军委实系重叠机关”。
围绕军委问题而涉及到的若干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以及对过去红四军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如何估价，“七大”决议也提出了结论性看法。
关于“党管一切”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口号，在红四军党内极为深入，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冲突，所以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文字太简单，易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今后不要再引用。
关于红四军党内有无“家长制”和“书记专政”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但指出，“提出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因为毛同志以书记兼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难免有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的现象，这是组织上人才上分配不好，不是书记专政”。
关于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七大”决议认为“过去四军党没有犯这个错误，只是执行工作技术上常有缺点”。关于上级党有没有代替支部工作的问题。“七大”决议认为“过去四军党能领导红军艰苦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说上级党包办支部工作完全不是事实”。
(三)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批评和意见
“七大”决议对毛泽东、朱德以及林彪、刘安恭等人的某些言行，基于当时的认识，从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出发，提出了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和意见。
1、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表现，“七大”决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原则三条以其均合于中央的指示是很对的，在毛同志感觉这三个原则动摇，而提出来要求解决这个态度也是对的，毛同志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施以消极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关于毛泽东答林彪的复信，“七大”决议指出：“毛同志这封信里的判断一部(分)是合于事实，一部(分)断定是不合于事实，因为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斗争的结果。毛同志认为这次争论有历史意义，不是偶然的爆发，这是对的。
“七大”决议指出了7点关于毛泽东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其中有英雄思想、过分自信等。
2、对朱德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朱德答林彪信，“七大”决议指出：朱德提出的“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至于“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朱同志以一切工作归支部来证明前委包办下级的工作，失去（之）武断不合事实”。
“七大”决议也指出了7点关于朱德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工作不科学、不注意军事训练等。
3、对朱毛的处罚“七大”决议
在“总批评”的标题下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为此，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书面警告的处罚。“七大”决议还指出：朱毛两同志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
总的看来，“七大”决议是对红四军两年来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缺点；对毛泽东、朱德两同志既有批评，也有肯定；对有些争论的重大问题，得出了是或非的结论，从而有助于后来进一步开展研究，以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增强内部团结，保证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胜利。
同时，“七大”决议也为后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翔实材料和重要依据，保证中央的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建立在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成为红军初创时期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
“七大”改选了前委，决定“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朱毛不更动”，另由大会选出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以及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士兵同志，合计13人组成前委，以陈毅为书记。“七大”决议指出：“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不容置疑，“七大”也有缺失之处。“七大”决议虽然对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结论，批判了一些错误思想，但对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缺乏深刻的分析和明确的纠正措施。对毛泽东、朱德的批评上纲过高，有失公允，而且组织处理不当。后来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对于“七大”决议，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说：“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七大”争论的性质是领导方法之争，并非路线斗争
关于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看法一直是有分歧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后也是有变化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认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原文如此，“穴”疑为“果”字)，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而“七大”决议则认为是：“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的结果。”
延安整风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对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又多次表示不是路线斗争。1944年毛泽东电告华中局时指出，红四军“七大”的问题，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
到了“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更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诬蔑红四军“七大”，指责朱德、陈毅等人，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理论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没有人再坚持“七大”争论是“路线斗争”的看法了。但对待“七大”争论的性质，仍然有带原则性的争论还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的不同看法。
萧克告诉我们，罗荣桓也说过，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如有的感到党管得太宽了，党管一切，党管理一切，党指导一切，这几个提法就讨论了一天。萧克说，当时“党是最高领导”大家在观念上是明确的，但“党什么都管不行”。“一切”讲得太死了。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党管一切”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他说过党什么都应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慎重起见，萧克还找谭震林等老同志交谈。他们共同的看法是：红四军“七大”不是路线斗争，“七大”的争论和古田会议决议提到的红四军存在的8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然而萧克并不要求专题组统一于他的观点。他表示：一些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强加于人，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不要受我的看法的影响。我是当事人，上送报告也不要由我来签署。后来在上送报告中，对“七大”争论性质的看法，写的仍然是专题组的意见，签署人是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李曼村。萧克表现出的这种高风亮节，使我们深受感动。
现在看来，萧克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讲的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而不是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本质地说，大家都是要革命的，但如何组织领导革命则有不同看法和做法，这是应当允许的。在萧克看来，即使涉及若干组织原则的争论，也是属于领导方式方法范畴之内的问题。事实上，中央在“九月来信”中，谈到“朱毛之争”时，也是将其定性为“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朱德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从朱德整个讲话的内容看，他讲的“新办法”，主要指的是建军和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
陈毅是“有功之臣”，并非“夺权之士”
历史已经表明，从红四军“七大”决议到古田会议决议的诞生，在这场总结红军初创时期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陈毅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勇敢地挑起主持召开“七大”的重担。
在红四军“七大”前后“朱毛”发生分歧、党内出现争论的情况下，作为红四军“三把手”、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其处境也是较为为难的。他忧心忡忡，担心红四军分裂。他在“七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朱毛就像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两大之间为小，我是进退两难啊。我跟你们哪个走？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其实你们也是怕红军分裂的，不对吗？希望你们两方面要团结起来才好。但是在困难面前，陈毅没有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持召开了“七大”，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决议。陈毅对毛泽东、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进行了批评，连对毛泽东、朱德在思想作风方面的“毛病”，也是对等地各列了7条，可见其用心良苦。陈毅此种做法，正是为了达到消除朱、毛之间的“怀疑”和“猜忌”，增强红四军团结的目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至于这次选举前委书记，为什么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而陈毅却当选了呢？萧克将军说过，当时红四军最有威信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毛、朱两人争论不休，又受了处分，与会代表很自然地就把票投给了陈毅。萧克说，从陈毅自身的条件来讲，给人们印象深的有3点：一是有文化修养，又留过洋；二是能联系群众，敢说敢干；三是革命坚定，打仗勇敢。因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连朱德、萧克也都投了他一票，根本不存在什么“夺权”的问题。
(二)赴上海向中央全面如实汇报。
“七大”结束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委决定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及朱毛之争的详细汇报。出席会议晚年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从8月底起，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住所，进行长时间的交谈，着重讨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讨论红四军的领导人选时，陈毅表示自己当不了前委书记，希望中央派人去。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当李立三提出仍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陈毅担心不少人会有意见。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经过汇报和讨论，陈毅也了解到全党的一些情况，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不少新东西。他深深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是坚定正确的，于是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仍然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按照中央的要求，陈毅还用两天的时间于9月1日写完了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陈毅用15000字的长篇幅详细地叙述了红四军的历史和近况，客观地分析了它的优点和缺点，把一个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鲜活的红四军群体展现了出来，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委创办的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全文刊登了这个报告。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笔者见到的档案原件，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过。这表明这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作为红四军代表的陈毅之间，对红四军今后的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对维护毛泽东、朱德在红四军领导地位的认识，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陈毅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对红四军“七大”前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并对红四军今后的工作任务作了详尽的指示。
中央“九月来信”在收入1980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时，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未将第八个问题“朱毛问题”刊出，但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基本作了披露。阅读“九月来信”，我们可以明确地体察到，中央不仅对红四军“七大”和朱德、毛泽东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更重要的是指明了解决办法和努力方向，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要求朱德、毛泽东“诚恳接受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规定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历史充分证明，在红四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主要领导同志，都为革命战争和红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毛泽东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原则问题把握更好一些，战略指导上“高人一筹”，非其他领导人可比。“九月来信”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红四军的建设，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三)胸怀坦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10月22日，陈毅携带“九月来信”，由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原的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接着，陈毅派专人把“九月来信”送给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11月中旬以后，前委又两次催促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接他。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问题都解决了，我都承认错误，希望你回来。11月26日，毛泽东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在会面中，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都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尽管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也检讨了自己的不当之处，特别是有时态度不好，发脾气，教训人。从此大家尽释前嫌，握手言好。正如后来陈毅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从此“大家团结一致，雄赳赳气昂昂走上战场，以后就立即开展了苏区的大局面”。
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谢汉秋和东江特委代表也先后到会。会议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同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汇报称：“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四)积极协助毛泽东开好古田会议。
12月3日，红四军主力避敌锋芒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后，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12月中旬，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
在古田，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为“九大”的召开作准备。在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上，毛泽东列举大量调查研究的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倾向，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10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办法，写出各个提案草案。同时，在陈毅协助下，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8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场上悬挂的4条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由此即可看出会议研究和批判的重点。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我们红四军在今天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是为着克服目前本军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再者希求各位代表应积极地来发扬我们党内的民主精神，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检讨本军党内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
在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这次著名的会议，由于条件成熟，准备充分，只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
古田会议召开后，前委立即将决议印发部队，组织学习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萧克说，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红四军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取得的胜利也更大了。
不难看出，陈毅在红四军总结建军经验的这场大讨论中，是有功之臣，贡献是突出的。1954年4月2日，谭震林评价陈毅一生中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红四军“七大”到“九大”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陈毅尽管犯有错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谈到这段历史时也说：“这一点我是有贡献的。”
附录资料：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简称“红四军八大”，1929年9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召开。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该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陈毅赴中央开会尚未归来，朱德主持召开。许多代表对军事指挥的失误公开表示不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四军。张恨秋在会上发言，他以在苏区几个月的体验，说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性，指出了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这段时间，指战员的思想混乱和军事决策的失当，使红四军面临着危机，解决红四军的领导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了。他还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大会上宣读，恳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领导岗位。罗荣桓、张恨秋说服了大多数与会人员，前委也接受了多数人的意见，致信毛泽东，请他回到红四军。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会议期间，朱德联合其他代表（郭化若和彭枯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开会，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到会场，会议已经结束，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召开背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不断发展壮大，部队及党内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泛滥。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在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建军原则的争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红四军领导人都有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5月底，红四军在永定县湖雷镇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镇（上杭县），接着召开扩大会议。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1929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在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陈毅被选为书记。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均与争论应负有责任，“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委员。7月8日，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8月间，陈毅代表红四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中央的态度陈毅到上海后，先是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五篇书面材料，8月29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1929年10月22日在前敌委员会上作了传达，会后，立即派人携带中央“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镇（上杭县）的毛泽东，并附亲笔信，促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敌委员委工作。11月18日，陈毅和朱德率部到达上杭县，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早日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信里面写道：“从中央回来，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的希冀。”闽西期间，毛泽东患了疟疾，身体非常的虚弱。后续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在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从蛟洋镇返回。毛泽东、朱德、陈毅随即开展调查研究。12月初，红四军主力部队开进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调查研究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深入驻地农村听取农民群众的反映。12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10多天的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制度和方法，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建党建军经验的总结，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