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破产？
二、关于苏联演变的几种流行解说的弱点
闻 迪
我们现在把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简称为“苏联演变”。苏联演变不应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经济制度的转轨,它包含两个互相区别又互相关联的转变。美国驻苏联大使,亲身目击了苏联演变的历史过程的马特罗克,也明确地把苏联的解体界定为“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结束苏联自身”(小杰克·马特罗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下册,第781页)。
苏联演变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引起各种流派思想家们的充分注意,而且已经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解释方案。对如此复杂,由许多方面多层次的因素所造成的现象,无论是谁,只要是匆忙作出结论,都会带有片面性,甚至在许多方面出现错误。在关于苏联演变的诸种解说中,以下三种最为流行,因而不能不对其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甚至在苏联解体的尘埃尚未落定的时候就纷纷著文,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完结”。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初发表的《大失败》一书,其副标题就是“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纽约时报》于1989年1月刊登26位记者写的三篇报导,一开头就用一句俏皮话定下调子:“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痛苦的道路。”福山在那年的夏天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长文,断言“共产主义的终结意味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化。”民主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满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解说,他们情不自禁地把苏联演变的原因归结到斯大林模式上。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A.布兹加林是这种观点的一位非常活跃的代表人物。他把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变种,是官僚主义的极权制度,甚至只不过是“国家封建主义”。这样他就重新回到孟什维克的老调,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结果,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客观条件在这些国家并不成熟”。他认定“极权官僚主义是造成当今社会主义危机的基本原因,因此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发展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他还主张“不去追究什么对理想的叛卖行为和寻找罪魁祸首”。与民主社会主义者相比较,市场社会主义者更强调苏联演变的经济原因。也许,这种观点的最合适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恰好也是在1989年初,他在自由派杂志《纽约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思》的文章,副标题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声称“自从社会主义正式产生以来,还不到七十五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己经赢了”。海尔布隆纳属于左冀自由派,对资本主义并不完全认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了与海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的结论:任何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的指导都不会有效率。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的崩溃说明目前社会主义还没有合理的经济构架”。几年以后,他在为《为什么要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作序时,对市场社会主义有某种肯定。
以上三种说法中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苏联演变是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连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罗克也不满意如下的一些泛泛的解说:“苏联制度本身有毛病,迟早是要灭亡的;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信念的控制,等等。”(同上.上册第5页)在我们看来,以上的流行解说,或者是把虚假的原因,例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当作是真实的原因;或者是把某种臆定的观念,例如“斯大林模式”,用来解释一切事变;或者是把相对平庸的原因,例如苏联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强行提高到主要原因的地位,因而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正如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那些套话大话表明,他们不过是把愿望当成了永远不变的现实而已。
况且,所有这些解说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苏联的演变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完成的,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戈尔巴乔夫其人对苏联演变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都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问题。“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学就是研究人们过去的活动。”这些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历史学常识。为什么在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市场社会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轻视了历史活动中的人的因素呢?因为他们想把某种他们不喜欢的“主义”和“制度”送上历史的祭坛,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苏联演变既有人的因素,也有非人的因素,正如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因素一样。如果只强调非人的因素,历史就将变成机械的命定的奇怪的东西。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会低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他说过:“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马克思说得好极了。只不过戈尔巴乔夫是站在苏联演变最前面的“大人物”,而要想给苏联演变以比较科学的说明,就不能不研究这位“大人物”的性格。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到达遵义,并从此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终于使红军绝处逢生,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这个事实说明: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对革命的成败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这样写道:“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毛泽东的这段话为我们认识苏联演变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政治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然而政治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开天辟地”、“继承余烈”、“亡党亡国”等各式各样的活剧来。对苏联演变作出全面的分析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苏联演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分析要从讨论有关苏联演变的几种流行解说的弱点开始。
(一) 马克思主义被“证伪”了吗?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惊慌失措
一位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执教的原匈牙利人保罗.哈兰德认为东欧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令人注目的崩溃,本应把任何对这种制度的不受欢迎不合法性的怀疑全部清除掉,本应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伪”了,本应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他懂得对美国学院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仍将我行我素,坚持他们的信仰。因此,尽管布热津斯基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不遗余力地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就在他们直接治理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并没在按照他们的愿望呈现出式微的景象,遑论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或死亡。哈兰德有感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冥顽不化,因而著文批驳揭露,文章的标题就是《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会使学院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惊慌失措》。
(PaulHollander:Communism`5CollapSWon`tFazetheMarxistsinAeademeinTheChronieleofHightEdueation,May23,1990)
哈兰德指出左派知识分子有四种战术来对付冲击。第一,东欧崩溃中的政权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贬损。第二,这些政权垮了正好把马克思主义好名声上的污点去掉了,从此这个理论就不需要再和失败的实验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丢下了包袱因而更纯洁了。第三,东欧的民众虽然抛弃了现政权,但他们可以拥抱一种左派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四,即使由于马克思主义激励而产生的制度最后出现了各种毛病,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也是百病丛生,彼此彼此吗?其实,以上四种说法还只是防御性的,相对消极的。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有远比这更清醒、更明确、更积极的认识,并以此来回击由东欧演变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例如卡尔·马札尼(CarlMarzani)把现存社会主义称为“先锋社会主义”,承认它的价值,并认为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为人类做出了贡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应该珍惜,并找到其发展进化之道。
非常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布莱恩·古瑞的文章《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共产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远见。》(BrianGuerre:CommunisminaCapitalistWorld:TheClassieMarxistTheoretiealPerspeetive,inSoeialismandDemoe-arcy,1993,PP.7一103)这篇文章批评的重点是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这些左冀人士实际上所起的作用不是支持共产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这样尖锐的自我批评是不容易见到的。古瑞说明现存社会主义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正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共政策所引起的,而许多左冀人士不愿看到这一点,竟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古瑞的以下观点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第一,事实上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这件事。恰恰相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唯一能够客观地理解和解释我们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最明晰的观点。而最根本的现实就是牢固控制着世界而又日益贪婪、富有侵略性的国际资本一直就比初生的社会主义强大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向共产主义的较高阶段发展,甚至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样的社会也只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后才有可能。
第二,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完全在内部解决,它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由于美国的繁荣建立在对世界资源的掠夺上,这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构成最严厉的限制,使得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的进一步有效发展不可能实现。我们的地球所具有的资源己经不能承受另一个美国,这就使得任何片面地在物质上赶超美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注定要失败。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必须面对更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侵蚀、瓦解。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干涉,没有美国扶持的法西斯军政府和暗杀团,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的年代就已经被共产主义淘汰掉了。正是美国领导下的反革命才把社会主义国家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了。
第四,在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激进变革的条件下,美国左冀人士不应过分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因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支持,使他们不受到美国领导下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威胁,最好的办法是在美国内部推动反对国际资本的斗争。如果错开药方,例如接受帝国主义所要求的“民主化”和“开放”等等,并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克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第五,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它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即使是它有某种极权和压制,大体上也是正当的,因为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真实的。共产党如果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将会不堪一击,因为垄断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集中了的计划和执行的实体,’高度地组织、动员和协调起来去反对工人阶级的。
总之.古瑞认为,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占有支配性优势的条件下,想靠资本主义定向的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只是幻想。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私有化”、“多元化”一类冠冕堂皇的话只能导致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这样的虚假的“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它的决不是没有效率的运作,它所显示出来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人道的一社会的一道义的优越性,这一切说明,即使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下,社会主义仍然有能力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关键在于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
当我们谈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顶住“苏,+.波”的冲击仍在继续奋斗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每月评论》的两位年过八旬的主编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麦格达夫。这个杂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也是诞生于1949年。几十年坚持不懈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已使他们名扬世界。且看他们是怎样看待“苏东波”的。在1995年10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们这样谈到关于“苏东波”的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这些变化构成人类历史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大约在1990年(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崩溃),什么样的社会将支配未来还是不确定的。自那以后已经决定了。扩张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已经压倒一切。将不会再有任何替代物。激进主义在这个术语的传统意义上已经过时。有效的反对至多能取改良的形式。
“第二种解释认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什么也没解决。在它的全球形式下,它包涉更多的人民并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历史说明过去一直有过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理性告诉我们将来也还会有的。激进主义,远不是过时了,而是比过去更相关更必须了。”
毫无疑问,他们是第二种解释的信奉者。而且他们认为目前很重要的是保持激进传统的勇气和生气,为将来的革命斗争指明方向。所以,那些认为自由主义已经高枕无忧、马克思主义已是死路一条的先生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不是一回事,这是浅显的道理。那些憎恨马克思主义的人,急于要把苏联东欧的演变同马克思主义套在一起,进而大胆地宣布马克思主义被“证伪”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排斥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且不说“证伪”的观念就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也是某种反对辩证法的思想绝对化的反映,因为“证伪”主义者一旦把他们的方法用到自己的学说时立刻窘态百出,谁要是把这一套东西搬进社会科学的领域企图将马克思主义“证伪”,那就更加不合适了。就象孙子兵法不应对那位只善于纸上谈兵的赵国年轻将军赵括的败仗负责任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应对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改革的破产负责。
布热津斯墓说:“马克思主义误解了现代经济的性质……它毕竟是诞生在十九世纪,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上。在后工业社会大量信息的条件下,它不能满足复杂结合和大量分散的需要。”布热津斯想用资本主义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陈旧了。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在美国不仅仍然有大量的工人,而且收入很低,包括中等收入阶级在内的许多人实际收入还停留在七十年代的水平,而且即使是在美国也还有至少二三千万以上很贫穷的人。他的后工业社会的福音也只是一部分人能享受到。对于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80%的人民来说后工业社会还只是海市蜃楼。且不说第三世界正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正是无产阶级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美国的实际变化也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人为地夸大了。纽约大学政治来的教授B·奥尔更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有人批评说.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资本主义有变化,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他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在加深。阶级关系的某些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并没有过时,美国的工人阶级仍然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的论述,使资产阶级的杰出学者也为之心动神移。在三十年代英国的牛津大学,教经济学的教授承认马克思将会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倘若他没有专注于经济学的话;拉宾·柯林伍德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赞扬马克思是个天才的哲学家,但不是个天才的历史学家;而哲学教授则欣赏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的辉煌见识,同时又宣布他只是个哲学的门外汉。八十年代的布热津斯基最不喜欢的显然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学说。可惜,对于这样一个完整思想体系是不能用宣布“过时”的办法来战胜的,唯一的办法是用另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来代替它。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出现了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此,与其说苏联演变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列宁选集》第4卷第46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无论是在执政或不执政的条件下,陷入危机都是不奇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因为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同上,第493页)那么,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之流,从一条右倾盲动的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同盟者,就毫无疑义地是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破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不能只看它名义上的指导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必须考察它的领导人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演变实际上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当戈尔巴乔夫和夫人的微笑外交频频得手,也就是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人敢于正视这个现实呢?
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又是在斗争中,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着。正如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所表明,任何理论,无论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是有条件、有限制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应该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但是,如果把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破产及其造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的突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则显然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巨大差别,就必然会产生“信仰危机”。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基本矛盾和发展方向。我们的时代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时代,是坚持社会主义与力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时代。自从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中国革命以后,坚持社会主义与力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二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从未停止,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相对次要的东西。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得益于美国领导下的国际合作。资本主义是一个强大的世界体系,相对于社会主义有许多积累优势,使得它们能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内防止“内清”的斗争就不会是一件小事情,它事关共产党的存亡,或迟或早会发展成为影响国家走向的决定因素。打开苏联演变这本大书,人们可以见到教条主义,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可以称为教条修正主义的东西。
戈尔巴乔夫从赫普晓夫那里承继了多少修正主义的教条?苏联演变决不是合理地、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泛滥的结果,具体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又是修正主义、教条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结果。这些是下面还要加以详细说明的。
《共产党宣言》写作和发表150周年的日子正在向我们走来,尽管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苏东演变所造成的空前低谷的局面,可是,人们不应忘记,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节节败退,几乎处于风雨飘摇,不得不退守的时代。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应对将来失去信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和毛泽东都是经历过巨大的挫折,在逆境中坚持奋斗,把革命推向前进的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经历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往往能够孕育理论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成熟程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产生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领导人。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对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它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综合。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甚至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提出新的理论预见,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如果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沉沦下去,就必须接受挑战,正视各种矛盾,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