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接上期）
（三）斯大林模式究竟是什么呢？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杂乱的思想流派，民主社会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同，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民主，认为一党制造成对权力的垄断，必然形成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他们把斯大林模式等同于官僚集权制，作为批判的对象。
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流派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逐渐兴起于西方，然后又反馈回苏联。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者对实存社会主义的批判多于肯定，他们往往起着配合资产阶级进攻的作用。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危机与他们也有关系。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也没能团结好西方左派因而腹背受敌。
在我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弱点当然不在于他们对民主的强调，而在于他们不重视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之间的差别，把想象强加于现实。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还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产生，因为实存社会主义必然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重重包围之中。
它在政治方面的任务集中表现在正确处理这样两对矛盾：
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还是促使复辟资本主义；
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还是加强官僚政治。
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民主与集权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中，前者又是最基本的。
既然资产阶级的政权都不是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就没有理由一棍子打死无产阶级的政权。
无产阶级政权的产生是合理的，也只有产生才可能演化。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实践，都是有价值的。
开天辟地第一回
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但又是一个在特殊环境下匆忙形成的，有严重缺陷的模式。衡量一个社会的性质，首先不在于管理国家的方式，而在于社会的经济制度。
什么是斯大林主张的经济制度呢？他是这样说的：
“苏维埃经济制度就是：
（一）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
（二） 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
（三） 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
（四） 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
（五） 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既然是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源泉，因而也就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
（六）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做工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0、281页）
我们不加删节地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所建立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显然，斯大林模式的内核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它的外层是具体的操作运行手段。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社会制度在迅速变化，他自己的思想也在不断探索变化之中，正在成型中的模式是相对它的过去来说的。因此，斯大林模式是新生事物。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优越，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还指岀这种经济模式存在着诸如比例失调、资源配置不当、信息失灵、动力不足等问题。
鉴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空前低谷的形势，又因为斯大林是个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比较容易看见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而把它从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具体条件下孤立出来加以批判。这样一来斯大林模式就变成为一种很难理解、凝固不变、对所有的错误和失败都要负责任的东西。
不少著文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人甚至没有认真读过斯大林的著作，这显然不是严肃的科学的态度。由于不可能在这里对斯大林模式作更多的讨论，我们只能满足于提出以下两点补充意见。
第一，衡量斯大林模式的标准是具体实践。
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存在着两条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如斯大林所说，“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国还应该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业品而输入设备。”
另一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
（《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246-247页）
当时的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将非常缓慢，他说：“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
如果按照布哈林的观点，苏联就不可能迅速工业化，一旦德国人打进来，恐怕希特勒就赢定了。
而斯大林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实现了这个目标。因此，尽管斯大林模式是带病运行的，但毕竟是人类社会开天辟地第一个行得通的社会主义模式，它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考验，从而也是比当时的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模式。
第二，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并没有一个不可改革的斯大林模式。
社会主义还是非常年轻的、极不完善的制度，不仅它的运行机制可以不断改革，它的基本制度也应在改革之中不断地巩固、完善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毛泽东对怎样认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
南斯拉夫的铁托甚至一下子就把中央计划经济抛弃，另寻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不妨设想，苏联在1925年就按照布哈林让农民“发财致富吧”的主张去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新老富农和新老资本家自由发展，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后来的南斯拉夫正是走的那样一条道路， 南斯拉夫还是最早实行“开放”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
事实表明，南斯拉夫的铁托模式并不比计划经济模式更优越。
由此看来，怎样在一个国家寻找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难题。
无产阶级的拿破仑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关于斯大林的评价。
苏联演变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激进改革派重新把斯大林打翻在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否定了斯大林也就否定了他的两大功绩：一是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国。二是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有一个令西方政治家头痛的特点，他既不会受骗上当，更不会听命于人。西方资产阶级对他的咒骂并不等于是斯大林的耻辱。
许多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容不下斯大林。相比之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美国女记者的心胸却是另外一重天地。
斯特朗自1921年后，长期在苏联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她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出境。在她1956年撰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写道：“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 “斯大林时代不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足以制止希特勒的力量，它还建设了今天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基地；创造了富余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有自由在公开市场上选择发展道路。这一时代发生的一些坏事有许多原因——由于俄国过去的习惯，由于敌人包围的压力，由于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以及部分地由于那个领导人的性格。”
对年轻一代来说，斯特朗提到的“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历史学家在提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案时，不对希特勒的情报部门的活动作任何交待。三十年代复杂的历史背景如果被抽去了，就会使年轻一代无法对斯大林作出恰当的评价。
衡量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局限于他犯有什么样的错误，最重要的是看他提供了什么前人没能提供的东西。
资产阶级对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拿破仑是很宽厚的。拿破仑并不搞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他是一位资产阶级的皇帝。表面看起来，在他称帝以后，他像其他皇帝一样大权在握，一切地方官、法官、部长都由他委派；他又恢复了世袭的家天下，分封了新的贵族，任命显赫的朝臣，围绕着他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切都好像复旧了。
实际上，他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因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新富和新贵，即政治家、商人、银行家、各式各样的投机家、暴发户和富裕农民等。
这是一个阶级基础非常狭窄的集团，在他们的右面有活动猖獗的保皇党，在他们的左面又有雅各宾派和其他更激进的人民运动。这样一群资产阶级的新富和新贵们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政权来稳定他们的统治。正是他们把拿破仑作为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支宝剑，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
如果资产阶级没对拿破仑求全责备，无产阶级也没有必要对斯大林求全责备。资产阶级曾经需要拿破仑这样的皇帝，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拿破仑。而且，斯大林的功绩其实在拿破仑之上，说斯大林是俄国 无产阶级的拿破仑都是贬低了斯大林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这样一种比喻决不是要人们忘记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是要说明斯大林时代“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这样的见解，远比那些把斯大林时代看成是“一连串的错误”的见解要高明得多。
崽卖爷田崽负责
毫无疑问，苏联演变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又与改革领导人的决策有关。进一步的分析正是要指明这些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在苏联存在着两种看法，激进改革派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没有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虽然存在着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改革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特别是迎合反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直接把苏联引向了深渊。
莫斯科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倾向于把苏联演变的原因归结到斯大林模式上。
我们曾经在纽约见到过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并当面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放过戈尔巴乔夫的荒唐行径而痛打“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只是一种偏见。
下面就是我们对这些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反驳。
第一，人们需要把开国皇帝与末代皇帝区别开来。
俄国在彼得大帝的时代，东征西讨，开疆拓土，效法西方，锐不可挡。但是到了尼古拉二世时，竟在日俄战争中败在日本人手下。在一战中更不是德国人的对手，徒被西欧诸强耻笑。
难道俄国人会把这一切算到彼得大帝的帐上而丢下尼古拉二世这位末代皇帝不论吗？
在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许多次王朝的更替，每一个朝代有其开国之君主，也有其亡国之子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些不呆不傻，敢作敢为，有所建树的风流人物。而他们的末代子孙则是一些大不相同的人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贪图享乐，是非不明，大多是一些昏庸腐败之徒。
第二，人们也需要把“斯大林模式”和它的“变种”区别开来。
再看苏联，列宁、斯大林是开天辟地的一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仰承余烈的一代，到了戈尔巴乔夫就出现了败家亡国的一代。
戈尔巴乔夫其人，忽视前辈创业之艰辛，在苏联国力最强盛的时候（里根惊呼：俄国人在军事上已经占了优势），竟然随着敌视苏联势力的指挥棒起舞，把几辈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戈尔巴乔夫让苏联得到了什么？ 一纸空文的民主。
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失去了什么？超级强国的地位。
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仍然弱肉强食的世界上，那就可能意味着苏联人丢失了一个要有几百年才可能有一次的机会。
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少人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竟以“民主”为理由，弃戈尔巴乔夫这位败家子于不顾，穷追猛打令西方群雄胆寒的斯大林，贪虚名而得实祸，只能贻笑大方了。
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是真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顶多可以算是社会主义的“变种”。我们且让民主社会主义者把他们认可的模式珍藏心中，而不要求他们兑现，但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到“斯大林模式”也有“变种”呢？
赫鲁晓夫被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歌颂，但他搞的不正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吗？
检验一个社会模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一个社会模式也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它和制定与操作这些制度的人密切相关。举例来说，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共产党变成了 “全民党”，这个共产党就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全民党”的政权也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了。
“斯大林模式”与赫鲁晓夫式的“变种”之间的区别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又如“斯大林模式”能够唤起工农群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培养出成千上万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如斯大林所说：“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9页）
他认为，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这样的思想为千百万劳动群众所接受才使他们表现岀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才使斯大林时代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反过来说，如果“斯大林模式”也像晚期勃列日涅夫式的“变种”那样到处充斥着官僚主义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假、大、 空”，何以能够创造出三十年代工业化的奇迹，何以能够抗击希特勒的进攻？！
第三，崽卖爷田崽负责，“好汉做事好汉当”。
民主社会主义者因为偏爱戈尔巴乔夫，进而偏袒戈尔巴乔夫，从而使他们关于苏联演变的解说缺乏说服力。 西方政治家们一致给予戈尔巴乔夫极高的评价，正是来自他在苏联演变中立下的 “大功劳”。显然，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演变的直接当事人这个事实，要求仔细解剖戈尔巴乔夫，揭开“戈尔巴乔夫之谜”，并进而触及苏联的制度、文化和传统中那些与苏联演变有关的因素。如果不讲戈尔巴乔夫应负的责任，苏联演变就不可能说清楚。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国家是个令西方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而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他的国家正深陷危机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可是罗斯福的新政给了美国人以希望，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把苏联导入亡国的深渊。仅此一点，历史就足以把戈尔巴乔夫钉到耻辱柱上。
所以，与其把苏联演变的原因归结到“斯大林模式”上，不如归结到“斯大林模式”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变种”上；与其归结到这些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上，不如归结到戈尔巴乔夫和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线路上。虽然所有这些因素是互相关联着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