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在南斯拉夫内中央计划经济被当成教条斯大林主义。在经历了苏东演变之后，人们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正如日本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伊藤诚所说∶”至少在中期，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的模式不能仅仅是全面的计划经济，还可以有将市场经济的各种形态在各种形式下加以运用的多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伊藤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
另一方面，“无论是市场社会主义论也好，还是过去正统派的社会主义论也好，认为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一条通向它的道路的想法，在理论上并没有充分根据，也是不恰当的。”（同上，第 212 页）
作为一个生活在全面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伊藤教授没有忽略市场社会主义可能面临的困难，他写道∶“推行市场经济化的经济变革以及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中国都存在一种腐蚀共产党政府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危险，比如中国国有企业占工业总生产的比率从1978年的75%下降到1993年的55%，并且多数国有大企业连续出现赤字。各项经济差距的增长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相抵触，容易助长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随着市场经济的比例及其影响的增长，经济增长容易陷入不稳定化、反复过热和加速通货膨胀的局面。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展，来自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秩序的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性的政治、文化压力也将增大。”
他认为，“围绕上述问题，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如何把握首尾一致保持平衡的问题，恐怕不能简单轻而易举地获得解决。”（同上，第 195 页）
经济问题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
市场社会主义者忽视了政治因素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他们的视野停留在经济问题上，似乎苏联演变只是因为少生产了几吨钢、食物和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等 。
为什么经济问题不是苏联演变的主要因素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经济问题的实例。
美国内战以后，工业化迅速发展，尽管经济危机接连发生。一战后的黄金岁月被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所代替，从1929 年到1939年，经济增长几乎等于零。失业人数最高时达到25%，在下降到15%以后，很快又回升到1938年的19%。
当时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束手无策，罗斯福的新政实际根本就无法引导美国走出危机。要不是发生了二次大战，还不知道这个在美国历史上称为“大恐慌” 的时代要延续多久。
但是为什么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并没有使美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在资产阶级手中，而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让出他们的特权。
资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站在它的国家机器旁边，而且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这个国家机器。很难想象一个美国总统会被“和平演变”为一个共产党员。
苏联的情况则大不一样，站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一边的工人阶级还远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由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资产阶级，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有效地监督它的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就有从社会的“公仆”向社会的“主人”转化的危险。无论经济搞得好不好，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渐资产阶级化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除非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到成为“自为”的阶级。
其次，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把全世界的国家拿来与苏联比较，决不能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它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麻烦和问题是次要的一面。
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的经济没有出现负增长。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工人的工资也逐年有所增长，工作有保障，物价平稳，社会安定。 与美国相比，社会问题根本不算严重。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用经济问题来做文章。而且，也并不是找不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利加乔夫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说∶“1986 —1988年国民总产值，工业生产的年增长速度大大超过1981—1985年的指标。比如说，在农业方面从1% 增长到3%，在消费品方面 从3.7%增长到5%。 … … 国家迅速改变了发展进程，摆脱了经济滑坡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了。”（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1992 年，第 317 页）可见，说什么苏联经济已经到了油干灯尽，实在搞不下去了等等，完全不是事实。
此外，即使苏联经济真的出现严重问题。结果可能如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卡勒基所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比市场经济对危机的反应更灵活更有效 （同上，MichaelKaleki，第30 页）。
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东德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实况就不难看出来。在1989年初，《纽约时报》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经济衰退之中有一个经济繁荣的岛屿，这就是与之适成鲜明对比的成功的东德中央计划经济。在东欧，东德的生活水平是最高的——差不多比苏联高30%，比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高50%，东德的经济没有失业，生产力平为西德的80%，而且它还有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使得每一个人至少有基本的生活保证。”
再来对照最先把市场开放给西方资本的南斯拉夫，当时已经欠外债200亿美元，16%的失业率，200%的通货膨胀，还有内部的各种纷争，实际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既然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比苏联高很多，在同一经济模式下有什么理由说苏联人就不能达到东德的水平，换句话说，即使苏联存在经济危机，有什么理由说它不能够克服这个危机呢?
最后，绝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来谈经济问题。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既然把苏联的制度称为集权社会主义，不言而喻，权力是高度集中的，那就应该研究这些手握大权的领导人的状况，执政的共产党的状况，推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民群众是否拥护，西方对苏联的各种影响等等。
不妨试举一例，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1982年的6月7日，在梵蒂冈的禅房深处 — — 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有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正在幽会，一位是主人教皇约翰 ·保罗，另一位是客人美国总统罗纳德 ·里根。他们在谈些什么? 他们在谈 “ 让世界充满爱”，办法就是发动一个结束共产主义的行动。梵蒂冈能在这个反共活动中作出什么贡献呢?当然不是钱财方面的，那是里根的事，但是它却能提供意识形态和后勤以及组织方面的优势∶通过一张无孔不入的传教士的网，他们可以把各种秘密材料送到波兰去，以便在社会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一环打开一个缺口。
于是乎奇迹出现了，团结工会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在 1985年，波兰有 400 种地下反共刊物，有的发行超过了3万份。成吨的传真机、电话机、计算机、录音机和收音机被运送给团结工会。美国驻华沙的大使馆成了中央情报局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主要和最有效率的中心。
多么不幸的故事，当共产主义世界在大谈资本主义的恶魔已经变成天使的时候，“天使”真的出现了，老态龙钟的罗纳德 ·里根一挥拳，那个在半个多世纪里令美国历届总统坐卧不安身心交瘁的俄国熊竟像一个泥足巨人一样倒下去了。
这难道是经济没有搞好的结果吗?难道被资本主义的政治蒙汗药所放倒，然后又被人以经济的缘由牵着鼻子走，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杰作吗?
不!我们要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一样说∶不!
于是，我们必须自己去翻开苏联演变的大书，去寻找历史的真实，去发现戈尔巴乔夫之流那些信誓旦旦、委婉动听的话语之后的浅薄、虚假、无耻和背叛。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