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戈尔巴乔夫其人的特色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演变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学者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改革引起了苏联的崩溃,另一种观点争论说,政治改革本身不足以引起苏联的崩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外交政策教授曼德尔保认为,戈尔巴乔夫采用的三项政策—公开性、民主化和改革,导致了苏联的崩溃。(M.Mandelbaum“CoupdeGrace:TheEndoftheSovietUnion”,inForeignAffairs,Autumn/Winter.1991/1992)
在他看来,“公开性”取消了各种对信息流的限制,放松了迫使公民安分守己的管制。“民主化”使得苏联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不敬和不满。而“改革”则使政府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却增大了开支,从而加剧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最终,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竭力想革新的制度。兰德公司的顾问,因《历史的终结》一文而声名鹊起的福山,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他争论说,苏联的崩溃绝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结果。依福山之见,苏联的机构早已出现地方分权的趋势,共产主义在民众的心中早在苏联崩溃之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信誉。因而,这个国家的分崩离析是它向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演化的正常结果。(F.Fukuyama:“TheMod-ernizingImperative:TheUSSRasanOrdinaryCountry,”TheNationalInterest,Spring1993)
为什么一个就在不久以前看起来仍然相当稳定的强大帝国,会在1991年达到崩溃的边缘呢?谁以及什么应该对此负责呢?曼德尔保认为,苏联崩溃的主要设计师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是戈尔巴乔夫在短短的几年之中为苏联的垮台创造了条件。他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无意之中创造了这些条件。他的目的一直是增强他所承继下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去除其中的斯大林主义成分,使苏联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国家。与此相反,他致命地削弱了它。他本来想改革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却毁灭了它。”
福山对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看不上眼,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忽视了苏联社会基础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苏联崩溃的重要因素,也是这些学者对此茫然无知的原因。他强调政治因素并没有把整个故事说完,某些在下面发生的事情,使得苏联的演变成为可能。实际上,福山想说明的,是一种他称之为“初始的市民社会”的作用。这种“初始的市民社会”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苏联的机构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这些机构的作用从苏联制度的保护人演变成为非苏维埃的市民社会的新基地。
其二是意识方面的变化,就是精英和民众反思他们自己的制度及其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变化相应地影响了他们对从上面发动的革命变化的反应。”
对于第一方面的变化,福山指出,“苏联科学院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和政治的研究所,尽管许多被设计为宣传工具,却迅速地变成了知识分子反对旧的国家机器的场所。”他还举例说明了地方分权的现实。他认为苏联的非计划或计划外的私人经济当时已经占到苏联国民经济总体的25%。正是这样的一些变化,使得改革者在没有成立独立政党的情况下,却可以劫持苏联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和政府组织,并运用它们去达到改革派的目的。
对于第二个方面的变化,福山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强迫苏联的知识分子投入改革的事业,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科学院研究所早已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他们早就熟悉`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且准备去实行它。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知识界已经可以接触几乎所有当代西方的各种资料,而不论其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党内,党的假定可以使极权的机器得以维持的机制已经失灵,主要因为这个机构内的有批评思想的人很快就认识到老的制度是不合法的。如此,戈尔巴乔夫不仅可以提升雅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到高层职务,而且使得党、军队和警察中的旧制度的维护人无力在八十年代后期去做他们在1964年撤换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福山也不会忘记,在1990年春,莫斯科选区使民主俄国运动派赢得了绝对多数票。在1991年的6月俄国人投票选举叶利钦而不是雷日科夫这样的人当总统。此外,还有因取消控制而出现的信仰危机,等等。
除此之外,福山还列举了某些长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对那些非共产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应付从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政治效应。在这方面,苏维埃社会同其他的非共产主义社会是一样的,即都要面对无法超越的政治发展进程。他的基本论点是:“由工业的成熟而来的内在要求最终逼使某种政治制度的倒塌,因为真实的现代技术社会只有在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氛围下才有可能繁荣。”
福山认为,这个道理在经济领域内表现得最明显。他说:“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曾经是工业化的某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完美适当的发动机,这个阶段可由四十年代的欧洲和美国来代表,其特色在于如像钢、化工、汽车一类重工业,它使得美国中西部的荒凉地带能够繁荣起来。但是,在其后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现代经济变得极其复杂、信息和通讯密集、服务业导向、依赖即时的技术发明、以及越来越要求高素质的劳动力。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决策只能排除集中以求得效率。”
在经济之外,工业的成熟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技术复杂性只会使管理阶层增强而使意识形态专门家的作用减小。福山写道:“复杂的现代都市的人口,日渐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倾向世界主义,开始要求比安身立命更多的东西。尤其是,他们开始要求承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通过要求个人权利和政治参予所表达出来的。农业社会中的不识字农民会顺从诸如地主、军阀、或人民委员这样的权威,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经理、科学家或记者,就不大可能这样做。在这方面,苏联与西班牙、葡萄牙、南朝鲜或者任何国家都没有不一样,只要它在过去的几代人中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
一言以蔽之,后工业化社会和技术官僚必然埋葬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福山的结论。虽然如此,福山没有忘记给他的论点加上一个限制性的说明,他决不否定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但那只是苏联崩溃的必要条件。他承认苏联的改革决不是来自下面的革命,因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甚而至于是主要的。
福山论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后工业化时期必然崩溃,从而结束有关政治的和经济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这毫无疑问是对社会主义者的强有力挑战,值得一切关心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人们的关注。不过,我们在这里介绍以上两种观点,却是为了从中引出一些结论来。
第一,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曾经帮助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实际上,这是连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接受了的事实。例如,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在七十年代中期承认社会主义有很强的生命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他说,“我希望二十一世纪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而在精神方面是自由主义的全球人类社会。”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执教的大卫·科兹教授在苏联解体后写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消极因素,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形成以后至七十年代中期,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一代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口,工人享受高度的社会保障。有必要指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仍然能够进一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差距,苏联及其盟国已无可争辩地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包括科学技术和体育在内的许多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成就。在1975年谁要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那是颇为言之有据的。”(《当代思潮》,1994年第2期)
福山承认苏联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曾经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完美适当的发动机”,就是对这个基本事实的认定。这就在无意之中暴露出国内正盛行的一种观点的浅薄轻率,这种观点断言“只有经济市场化才能实现工业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工业化。福山把苏联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当作事实接受下来,不直接进攻既成事实,是他比许多西化的中国学者高明的地方。毕竟,站在美国看世界,如果硬说斯大林没有把苏联经济搞上去,那就无异于把斯大林的败军之将—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以及希特勒的败军之将—英法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全都说成是笨蛋白痴哩。所以,有历史感的政治家,像丘吉尔,绝不否定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
第二,虽然,如利加乔夫所说,“在苏联首次实行的大规模计划经济已成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成就”,但这样的经济模式不仅是有待于完善的,而且是有可能在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苏联是第一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在基本上消除了雇工剥削、赌博色情、失业流民、两极分化和较少贪污腐化的情况下做到了其他工业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做过的事,苏联道路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必然超出经济之外。对于工农大众和被压迫剥削的民族来说,这条道路象征着通向自由、平等、均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和全人类解放的光明之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条道路意味着资产权利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其他特权被剥夺,从而是一条通往黑暗之路。然而,怎样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已经说明,对于工农大众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从中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要多。那么,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苏联改革的必然结果呢?显然不是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因而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平演变,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作为改革的前提,才能达到改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与此相反,如果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不珍惜社会主义的历史机会,盲目地学习资本主义,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前者是一条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路线,后者是一条脱离人民群众,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路线,这是不能不分辨清楚的。
第三,苏联的崩溃是因为制度上的毛病,还是领导人的错误?不少人在思索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制度与人是紧密相关的,这样的提问方式,急于分清制度因素与人的因素的轻重,反而不容易澄清问题。况且,在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重要因素,例如旧制度、旧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敌视苏联势力的影响等等,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一种新制度被旧制度暂时战胜,并不能说明新制度不好,而只是历史长河中正常的曲折反复而已,主要不在于新制度的毛病,而在于旧制度及其势力的顽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如威尼斯、尼德兰,甚至包括后来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权,无不经历过复辟的曲折。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两点值得在此一提。其一,如果苏共不犯大错,如果不是修正主义路线在苏共内占了上风,苏联无疑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安德罗波夫就把苏联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问题看成是“运作危机,而非制度危机。”(M.Malia:TheSovietTragedy:AHistoryofSo-cialisminRussia,1917-1991,TheFreePress,1994,P.408)
但也正是他,把戈尔巴乔夫选作了自己的接班人,由此种下祸根。福山是怎样看待这个观点的呢?他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承认:“如果尤里·安德罗波夫或者康士坦丁·契尔年柯年轻一些甚或是一个健康的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很可能不会发生。如果维克托·格里申在其后的权力斗争中成了赢家,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性格有所不同,如果他在政治权谋中不那么老练或者叶戈尔·利加乔夫更老练一些,那么导致苏联崩溃的整个一系列事件就可能出轨甚至决不会发生。”由此可见,历史发展中的人的因素是绝不能低估的。
其二,是否如福山所说,工业化实现以后,中央计划经济就应该被淘汰呢?福山提出的两个论据都是无足轻重的。首先,他暗示在美国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计划经济的确运转良好。但究竟在什么水平之上,计划经济就运转不灵了呢?说得具体一点,如果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计划经济就没有效率了,那不过是某些西方学者编造出来的神话。在1970—1977年间,西方给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加率百分比依次为:东德4.9、苏联4.4、日本3.6、法国3.1、西德2.2、意大利2.0、美国2.0、英国1.6。东德这个面积只有浙江省那样大,人口还不及其一半的小国却是欧洲的第五大工业国,在八十年代后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美元。如果它不是被戈尔巴乔夫之流带头搞垮了,可以预期其人均GNP早已突破1万美元而接近美国在1985年的水平。一位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国历史学家承认,“东德即使在西方也被认为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经济成功国家”。(同上,第456页)
因此各式各样宣布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说法至少都是片面的。福山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计划经济无法处理迅速增多的信息。这是又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神话。以美国为例,人均GNP增加到2.5倍起码要50年,而在这50年中,由于计算机的出现,人类的计算能力的增加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由此为各种大规模的计划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条件。如果过去能够作出合理的计划,现在和将来就更可以作出合理的计划,这是不言自明的。
第四,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的内溃。
领路人变成了迷路人,接班人变成了掘墓人,布尔什维克变成了孟什维克,这是解开苏联演变之谜的主要线索。
毁灭苏联的力量首先来自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来自苏联共产党中央的修正主义者。
苏共领导人变质了,苏共的指导思想变质了,苏共变质了。苏共的蜕化变质,经历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苏联共产党的形式容不下其中的修正主义内容时,苏共垮台的日子就到来了。戈尔巴乔夫想把苏共和平地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由此必然加剧党内的矛盾,导致苏共的分裂。他丢掉列宁主义这面胜利的旗帜,用他那浅薄可笑的“新思维”来改造苏共,也就必然使得苏共与它的阶级基础相脱离,与它的党内群众基础相脱离,与它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相脱离,最终得到亡党亡国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演变负重责,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只不过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是一个犹大,一个不知羞耻的小丑。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他是一个英雄,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对这位导致苏联解体的大人物,我们有必要做更多的了解,不然,就无法理解苏联演变过程中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 (未完,待续)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毛泽东（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