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接上期：2000年第1期)
飞来飞去落谁家
叶利钦在一本书中这样刻画了戈尔巴乔夫的复杂心态：“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有着一副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要命。”甚至在8月事件之后，他“在接受暂时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之时内心仍极端痛苦。”
叶利钦又说，“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衷，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叶利钦《总统笔记》第20页)
这样一个理论上摇摆不定，喜欢随风飘转的戈尔巴乔夫也出现在博尔金的笔下：“他有一个习惯：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08页)
苏联的改革由这样一位喜欢见机行事的人来统率，难怪一位作家把他比作是既没有飞行路线图，又不知道最终目的地的飞机驾驶员。这位蹩脚的飞行员在不知道着陆地点和着陆条件的情况下，就在空中飞来飞去，前景之危急是可想而知的。改革是极不容易的事。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演变后，竟以此为自己的无能辩解，这又显然不是一个好理由。失败了的改革家总是夸大改革的困难，却忘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们是在怎样一个艰难险峻的环境中，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已经说明，改革虽难，但由于苏共总书记大权在握，他想做的许多事都不难做到。
问题在于，一个成功的改革家绝对需要远见卓识，戈尔巴乔夫虽然大权独揽，可是非常平庸，他没有能力制定出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年轻，显然远未完善，因而各种改革从它产生开始就在进行。对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有一种思路，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计划等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由集权到民主的转化。
毛泽东主席早在1956年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二者不可偏废地结合起来，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9、10、22页)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破产，不在于他对民主的强调，而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过时的东西抛弃了。 戈尔巴乔夫在搞阴谋诡计方面颇为能干，但由于缺乏远见卓识，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这里只讨论三点。
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戈尔巴乔夫是个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合乎实际的分析。前面提到大卫·科兹教授的看法，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1975年谁要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那是颇为言之有据的。”
这个看法在当时为很多人所接受，足以说明苏联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经历了先是内战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严酷条件下，仍然取得了在整体上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成果。
苏联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只低于日本，而在七十年代则高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从七十年代后期放慢，但同样的过程并非苏联所独有。
差不多在10年前，西方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告结束，在1970年前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经常在衰退与危机间徘徊。例如，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1973—1989年间仅为2%。同时，其年均工业产值的增加率在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美国、英国和西德的相应数字为:4.9，3.3，2.6(美)；2.9，1.1，1.8(英)；5.2，2.3，1.8(德)。苏联的相应数字则不小于8，5，3。由此可见，苏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足为怪，而且有很多化解的方法。
安德罗波夫看到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停滞迹象，这是和苏共的内溃有关联的。这种停滞状态若不制止和改变，有可能使苏联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于是他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迄今垮掉的所有革命政党之所以垮掉，是因为它们过于自我陶醉，因而看不到自己力量之所在，也不敢讲出自己的弱点。”
执政的苏共中的各种腐败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如果苏共重新振奋起来，认真清除那些腐败分子，如果它能进一步认识到反对自身和平演变的重要性，认识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把党内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和搞民族分裂的人用党内民主的方法清除出去，苏共迄今不会垮是可以设想的。
自然，这一切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决不可能发生，他走着完全相反的路线。他实际上站在那些为苏联的历史抹黑，企图以欺骗的手段说服人们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改革派一边。他支持了一场鞭挞前领导人的运动，先是斯大林，接着又是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柯，都被贬得一无是处。
利加乔夫反对丑化苏联的历史，他认为重新评价历史决不应忘记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指责某些人试图把苏联的历史描绘成一部充满了连续不断的错误和失望的历史。利加乔夫对污蔑苏联的历史表现出愤怒，因为他懂得“失去对历史的怀念的人民将是奴颜婢膝的人民”。
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之间的裂痕首先出现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这不会仅是因为后者在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市的讲话中，指出了被前者所批评的停滞时期中也有成绩，这里还涉及到对苏联道路的信心问题，也就是苏联改革的方向问题。在雅柯夫列夫影响下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加速转向，准备投入西方的怀抱了。
第二，识别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有风险的，如果改革突破了社会主义的框架，不仅改革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还会招致亡党亡国的恶果。因此，弄清和准确地确定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把握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真正的政治才能。
利加乔夫从苏联改革的痛苦教训中认识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十分准确无误和有把握地确定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如果改革者没有看到主要危险，而热衷于与虚假的或次要的危险作斗争，这便会错误地估计产生困难的原因，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克服困难时犯错误。”
他认为在1988年分立主义日益增长的浪潮已成为改革的主要危险。当时，苏联的许多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也看清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已处于危险之中，因而要求苏共中央现实地估计政治形势，采取有效的措施。
利加乔夫在1990年的一封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拯救苏联这个国家。围绕着这项主要任务，苏共应该把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一切珍视我们社会主义联盟的人团结起来。”但是，利加乔夫的努力没能改变事态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把信压了起来，坚持认为威胁着改革进程正常进行的主要危险是保守主义，而不是民族分立主义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的势力。
毫无疑问，利加乔夫对民族主义危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分立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个纨绔子弟的态度。他在1987年11月还在高谈阔论苏联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声称“苏联人民中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胜利。它本身就是世界史中独特的现象，对我们来说是苏维埃国家力量和团结的基本柱石之一”。在事后来看这些说教几近于欺骗，修正主义者大都虚华不实，戴着伪作的假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搞垮社会主义，是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的。
第三，美国帮助苏联发展经济的童话。
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如意算盘，要从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中省下钱来发展经济。为此，他不得不向西方作出重大让步，以求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用马特洛克的话来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欲使改革在国内得以进展下去，他就不得不取得美国和北约的信任；只要西方认为苏联的政策及其军事力量构成了威胁，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无法推行他的改革计划。”(《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59页)
这说明一个基本态势，不相信和依靠苏联人民力量的改革家就不得不向西方低头下跪。然而，美国对苏战略的基本点是什么呢?难道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去帮助苏联发展经济，而不是摧毁最令其憎恨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戈尔巴乔夫的确曾经眼巴巴地期待着西方的援助。
在改革陷入困境，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希望能有某种奇迹出现，帮助他摆脱困境。他心目中的奇迹就是“西方会帮助我们”。他对身边的人解释说:“你们以为我到西方国家是旅游吗?那你们就错了。我是去谋求贷款和经济援助。”
博尔金写道:“戈尔巴乔夫总是这样解释他在我国经济即将崩溃的时刻到国外出访的理由。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相信这些童话，所以他每个月都许诺西方朋友会给大量援助。但是他们只是许诺，却始终不给实际援助。西方领袖们只是牵着那些渴望援助者的鼻子走，期待着这个东方大国彻底崩溃。他们既不需要伟大的苏联也不需要伟大的俄罗斯。”(《沉浮录》第291页)
“没有不付钱的正餐。”这是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绝不会真心诚意地帮助即使跪倒在它面前的俄罗斯。这个简单的道理，戈尔巴乔夫不会没有想到。他的童话般的幻想，只能用利令智昏、鬼迷心窍来解释。他为美国所做的事情之多、贡献之大，理当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世界还没有统一到如此人道的“新思维”之中，在国与国的交往上讲究的是实力，廉价的拍卖换不回预想的东西。
2000年第2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