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2000年第6期
作者：闻 迪
(接上期：2001年第2期)
＂迫害异端＂趁机夺权
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转变人们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
雅柯夫列夫早就梦想改变苏联的制度，深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
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升任政治局委员，具备了夺取苏共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条件。
戈尔巴乔夫是个长袖善舞的官僚政客，虽然竭力追赶＂世界新潮＂，但缺少系统的理论修养，不足以凭自己的能力提出一套理论。他和雅柯夫列夫之间的结合，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前者需要后者的思想，后者仰仗前者的权力，就像狼和狈之间的互补一样。
利加乔夫说：＂实际上总书记关于国际问题(顺便提一下，还不仅仅是国际问题!)的所有讲话都是由雅柯夫列夫起草的。总的说来，戈尔巴乔夫属于亲自精心准备自己讲话的那种政治家。可他总是要拉上雅柯夫列夫，这当然使雅柯夫列夫有可能对他施加影响。＂(《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20页)
这话说得很有分寸，既说明二者同气相求，又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微妙差别。
雅柯夫列夫早就打定主意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戈尔巴乔夫仍在憧憬他的＂新社会主义＂，或者说，他仍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摇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谋略要点在于以政治光谱中的中心自居，成为一个既不左又不右的温和派人物以便左右逢源。
这位政治投机家的内心世界很难准确把握，但人们可以从他的结盟对象的政治立场来分析他的变化。
到了1987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已经打定主意联右反左，即联合＂激进改革派＂雅柯夫列夫之流，削弱党内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稳健改革派＂，以便用他的＂新思维＂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必须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更新社会主义概念;＂要校正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党人视为准则的我们实际行动的主航道。＂
如果说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新概念＂模糊不清的话，这种＂新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异却是确定无疑的。
此外，也不宜把这种＂新社会主义＂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
他后来一再辩解，＂改革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新，而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是消除社会主义的扭曲现象，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
那么，怎样理解这种现象?
一种可能性自然是存心欺骗;另一种可能性更符合修正主义者的特点，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之外，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而当代修正主义者宣扬的＂第三条道路＂的空想，却是要把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从而使世界上的资产阶级笑开颜。
虽然他们的主张也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但历史已经表明，他们的改革主张，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最终结果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修桥铺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又是比雅柯夫列夫更＂高级＂的政治骗子，难怪西方一反常态，像宠爱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一样宠着他。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争鸣》栏目下发表了一封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信。作者尼娜·安德烈耶娃是列宁格勒一所大学的女教师。
事后戈尔巴乔夫派所做的调查说明，这只是一封读者致编者的信，它的写作和发表都与利加乔夫没有关系。但是，阴险狡诈的雅柯夫列夫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把它渲染为＂利加乔夫利用新闻界搞阴谋活动＂，甚至认为是保守派发动的＂流产的政变＂。这封信被说成是＂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人民的公开和秘密的敌人抬起了头，壮着胆子竭力散布动摇不定的情绪＂。这位女教师也就被雅柯夫列夫及其支持者打成＂改革的敌人＂而受到迫害。
一封普通的信竟然引起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反应，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主张＂公开性＂的人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要意见多元化，要进行辩论吗?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安德烈耶娃的信触及了右翼激进改革派不想争论的问题。例如，信中问道，如果让那些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主张搞＂自由理性社会主义＂的人领导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哪个阶级或社会阶层在领导和推动改革呢?＂她理直气壮地指出：＂正是那些鼓吹`右翼自由社会主义’的勇士们造成了目前这种歪曲社会主义历史的倾向。他们企图使我们相信，我国的历史不过是一部错误和罪行的历史，面对我们过去和现在取得的伟大成就则一字不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雅柯夫列夫想利用此事做文章，以便趁机篡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终于如愿以偿。
从1988年4月5日起，雅柯夫列夫插手的《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刊登反击安德烈耶娃的文章，他自己却躲在匿名的编辑部文章后面。非常令人可笑的是，雅柯夫列夫愤怒抨击安德烈耶娃的正是他自己过去所维护的思想。当年他写道：＂资产阶级思想尽管有着迷人的外表，但与它作斗争绝不能妥协，绝不能让步。＂又说：＂现在时常可以看到修正主义分子一个劲地想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的观点说成是片面的，试图用抽象的`全人类’的观点来`补充’和修改它。对社会主义、民主化、人道主义、自由等问题的无阶级性的抽象提法，实质上是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正是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有着进步的内涵，充满着建设性的意义。＂(《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54页)
曾几何时，一切都来了个大翻个儿，雅柯夫列夫成了崇尚＂全人类价值＂的思想家，对安德烈耶娃大打出手。这样的民主派绝无诚信可言，他们是虚华不实不择手段的假民主派。正如利加乔夫所说：＂安德烈耶娃的信的全部经过令人信服地证明，这场运动的策划者在必要的时候准备采取镇压手段。＂
安德烈耶娃的信在苏共政治局讨论了两天，而东欧易帜，即＂一个曾经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存的，十分强大而又十分牢固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倾刻之间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垮掉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竟然从未在政治局认真讨论过，两相对比，戈尔巴乔夫的真实面目也就清楚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待安德烈耶娃的信的态度，博尔金的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戈尔巴乔夫在读了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后，对此没有表示特别的异议，他的家人大概还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因为他们有对报刊上的文章作倾向性分析的习惯。有一天晚上，他在翻阅文件时随意地对博尔金说：＂那上面说的好像都很对，只不过要引起一场很大的争论。＂＂过了两天，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来了个急转弯，他这时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攻击改革。＂
于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之下，对此作专题讨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是没注意到这篇文章，就是没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一些人甚至赞同文章中的观点，他们就这样表态。＂会议快结束时，已经晚上8点钟了，＂戈尔巴乔夫突然大发雷霆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应该对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作出评价。＂＂明天继续讨论＂，他决定说。就这样，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继续召开，戈尔巴乔夫情绪激动，还是他先谈自己对文章的评价，然后让其他人发言。＂会上，＂戈尔巴乔夫开始急躁起来，态度越来越粗鲁，有时对政治局委员很不礼貌。＂＂会议持续一整天，政治局委员们在解释和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人们几乎是在宣誓效忠总书记，以至于忘记了开会的目的是讨论这篇文章。＂这最后一句话，博尔金可说错了，这个会的发动者是雅柯夫列夫，开会的目的就是打击孤立利加乔夫，他干得很成功。＂实际的结果是，削弱利加乔夫的影响的意图给整个苏共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一位中央委员说得对，党好像被吓呆了。＂这是利加乔夫事后的看法，当时，他并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雅柯夫列夫赢了这场夺权斗争的重要性，可以从西方两个大报驻莫斯科的两位首席记者多德尔和布兰森合写的书中看出，在他们的眼中：＂雅柯夫列夫的文章发表后，公众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知识界兴高采烈。戈尔巴乔夫的伟大胜利带来了一个`莫斯科之春’，苏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气氛。＂(《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242页)＂
1988年的`莫斯科之春’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它表明公众开始恢复对政治的兴趣，并预示人们对国家的作用和宗旨的观念也可能随之而改变。……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年轻一代动员起来了，而这批人是最不受旧思想的束缚的。公开性所带来的福音和希望焕发了他们最美好的天性。总之，1988年春夏的俄国已不是头一年的俄国。这个国家苏醒了，它在探索新的前途。＂(同上书第248页)
原载当代思潮2000年第6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