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2001年第一期
作者：闻 迪
(接上期：2000年第6期)
右倾盲动路线的成胎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确实存在着能否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从1987年秋苏联的形势来看，由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偏转，苏联这艘巨大的航船是否会触礁沉没，这是身处北美的我们当时关心的一个问题。
早在1985年6月，利加乔夫这位新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在向科学院发表讲话时就说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不会走偏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或私营企业＂。
1987年3月，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宣传迎接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任务，利加乔夫在会上说，改革是创造，不是否定，不能把苏联的历史描写成充满错误。他说，十月革命的七十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时期，正是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我国才变成世界大国之一。
1989年10月，利加乔夫在接受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批驳关于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应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观点。概言之，利加乔夫主张的改革，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之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虽然说过，改革的结果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它＂。但是实际上他所主张的，是在＂新思维＂的指导下，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改革。
很多学者都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科兹教授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文章中说:＂如果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一套前后一贯的方案，而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之间犹豫不决。一个方向，是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包括企业的民主化和计划制度的民主化。另一个方向是在经济中引进更多的市场因素。＂ 他接着指出了改革方向的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最初的改革计划意在建设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计划和民主的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只起次要作用。在这个最初的计划中当然不会有鼓励私有化的内容。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写道:`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相调和是不那么容易的，随着改革的发展，改革计划中的市场化因素日渐膨胀，越来越有影响，直至主宰了改革本身，于是坚持公有制的初衷被放弃了，代之以推行`私有化’。不是改革社会主义和使之民主化，改革变成了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过程。＂
苏联演变的前车之鉴，说明改革是有风险的，如果不能正确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就会或迟或早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导。
改革的方向为什么会被扭转呢？这是和苏共推行的路线紧密相关的。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制定和推行的是一条右倾盲动的机会主义路线。它是右倾的，因为它得到世界上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它又是盲动的，因为它越是被认真实行，它也就破产得越快，就像患了癌症的病人，不知就里地拼命进补一样。
从来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西方舆论的青睐，请看下面两段记载。＂这段时间里，出国访问、会见西方国家首脑成了苏联总统的主要工作，西方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新思想、不按照自己前任的教条行事的人，他很快成了西方人崇拜的偶像。他们不断地塞给他各种名目的奖金，向他颁发金质奖章，授予他种种荣誉称号，在电视、报纸和杂志上为他作宣传，巧妙地满足着他的自尊心。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批判过去、打破现存结构要比搞建设容易得多。他们不明白苏联人民为什么对这个人持冷漠态度:他开创了一项多么好的事业，却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严厉的批评。＂(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浮沉录》第178页)
＂莫斯科的大撤退使西方感到欣慰。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与私营制的竞争也结束了。西方给戈尔巴乔夫戴上了一顶顶桂冠，称他是`’解放者沙皇’、’`政治魔术师’。
1990年元旦出版的《时代》杂志社论则称他是’`共产主义的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集三者于一身’。就连四年多来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一个’油腔滑调的`理想推销员’的布什，也开始赞扬他。＂(博尔金《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304页)
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也无法达到他公开预设的目标，这就好比一个在沙漠中追逐海市蜃楼的人，他追逐的只是幻影。
戈尔巴乔夫寄希望于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人民也的确支持过他，不过人民对他的信心很快就贬值了。
“1989年秋天，发行量极大的《论据与事实》杂志报道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10位最得人心的人物的名单，而戈尔巴乔夫竟然不在其中。
与此相反，两个月后，《时代》周刊却把他推举为本世纪后50年最杰出的封面人物(在此之前，只有丘吉尔在1949年得到过这种殊荣)。＂
＂大多数普通人民群众……只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1990年初在莫斯科曾流传这样一则笑话:`解决苏联经济危机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空想的。现实的办法是从外层空间请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空想的办法是让苏联人民自己动手解决。’＂(同上，第307页)
戈尔巴乔夫可能曾真心希望他的改革能使苏联更加强大，可是，没过多久，一位在地球外层空间遨游数月的宇航员返回地面时，已经再也找不到苏联了。
理论家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能够比较正确地预见将来。一个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准确地预见将来。可叹的是，人们往往被那些用廉价的许诺换取信任的冒牌理论家所欺骗，这或许是黑格尔要说＂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这句尖刻的话的原因之一吧。
前面提到过，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一个要点是取消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无论是左派或右派，即主张搞社会主义或主张搞资本主义因而互相对立的两派，都看到了这个特点。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它不再用无情地反对`资本主义’来定义。`阶级斗争’已经被明显地降格了。＂(TheAwakeningoftheSovietVnion，第139页)
不难预见到，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所谓＂新型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有着戈尔巴乔夫特色，又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包装的假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把它称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后来正式命名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个貌似创新的＂社会主义新概念＂，是由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正值安德烈耶娃事件之后，雅柯夫列夫顺利完成了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导演和主角都由春风得意的总书记担当。
这次会议是苏联改革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的右倾盲动路线正式粉墨登场了。多德尔和布兰森对这次会议评论道:＂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次变革的大会。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将对苏联今后的国家生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结果使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感到惴惴不安。＂
＂支持者担心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出了这么多的新思想会操之过急，结果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国内的情绪，脱离群众而自行其是。批评者则指责他野心勃勃，还认为他提出的主张和政策过于草率，有可能威胁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作家尤里·邦达列夫把戈尔巴乔夫比作办事不牢靠的飞机驾驶员，匆匆飞上了天，却事先没有弄明白该在哪里着陆。＂(《戈尔巴乔夫 —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253页)
苏共二十七大在1986年2月召开，为什么会在两年之后又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呢？按照党章规定，下一次党代会要到1991年才召开，戈尔巴乔夫要加紧推行他的路线，不愿意等这么久。
他对由二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不满意，因为其中的很多人认为他推行的一些政策是有问题的，不愿对他投信任票。在每次中央全会上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批评右翼激进的舆论工具和经济中走极端的行为，连戈尔巴乔夫也时常受到批评。
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中央委员们极为保守，没法跟他们共事＂。他所领导的实际上是个少数派政府，每走一步都不得不为使党内达成一致意见而奋斗。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奇制胜的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召开一次特别党代会来战胜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让全党来讨论并批准他的改革方案。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反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已经在党内占了上风，戈尔巴乔夫与仇视马列主义的右翼激进派雅柯夫列夫全面合作，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是苏联剧变的前夜，改革的飞轮在加速转动，理论上的突破一个连着一个，连改革本身也变成了不准批评的＂偶像＂，社会沸腾了，改革已经不可逆转，然而，飘向苏联上空的乌云一朵又一朵，国家很快就会进入危机状态，苏共的命运已经凶多吉少。
由于修正主义思潮对苏共的长期侵蚀，它的党员还不懂得毁灭苏共的力量主要是来自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的修正主义。
当时能够用马列主义正确分析苏联形势的人少之又少。利加乔夫因为首当其冲，对苏共面临的危险的认识也较早，但即使是他，也低估了危险的严重程度。
两年之后，他对问题有了更清楚的看法，认为党内必须尖锐地提出划清界限和把持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清除出党的任务。不这样做党就可能分裂。
利加乔夫当时所做的，只是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明他对局势的看法，而后者理所当然地把信束之高阁了。要求修正主义者去反对修正主义，这是不是太天真了？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发展和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苏共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从这三个题目来看，很有戈尔巴乔夫的特色，是修正主义者力图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纠正。这样的纠正虽然也有些道理，例如揭露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它的方向却是错误的。
苏共面临的问题中，不仅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的思想僵化，还有修正主义和教条修正主义这样的思想僵化。
＂自然界讨厌真空＂，解放思想并不总是能够创新，它也可能只是对另外一种思想的回归。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思想解放，不仅是向赫鲁晓夫的改革回归，它还拼凑出了一个由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合而成的大杂烩。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有两点值得在此一提。
第一，他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一个重要着眼点在于要保证＂改革不可逆转＂。这里首先涉及到对十月革命道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的估价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指导《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写作过程中，已经明确地作出了回答。他提出，文章＂要充分论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确指出苏联的基本经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正确的，然后又指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曲折，有错误。要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有错误，不接受教训，不纠正错误，不考虑历史和民族的特点而全盘照搬。也要批判修正主义只讲苏联的错误，不讲苏联的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讲它的基本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从而否定一切。＂(《忆毛主席》第26页)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根本改革＂，已经越来越接近雅柯夫列夫所希望的＂根本否定＂。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方面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民主与集权的矛盾，并且认为这两对矛盾中，前者又是最基本的。因而，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的改革，无不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者则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只讲民主与集权的矛盾，因而把改革本身偶像化，强调要使＂改革不可逆转＂。
改革决不是可以离开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种老修正主义论调的现代版。
第二，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并初步论述了它的七个基本特征:1.＂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2.＂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3.＂体现社会公正的制度＂；4.＂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5.＂真正由人民行使权力的制度＂；6.＂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7.＂渴望和平＂，渴望与各国建立＂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制度。总之，在这一制度下，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思想领域，目的都是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他还强调说:＂我们谈论作为向共产主义前进中的重要阶段的我国社会的崭新状态时，所指的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
谈了这许多美丽的、痴人说梦般的空话，人们可能会惊奇，这是从一位苏共总书记的口中讲出来的。这正是这位道貌岸然的人道主义者的特色，似乎把各种好听的话堆积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最美丽的世界，难怪布什曾经认为他是一个油腔滑调的＂理想推销员＂。
可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这位虚华不实的布道者，却有可能是最凶恶的敌人，历史正是这样展开的。
没有人否定经济问题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分歧只在于它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它是怎样产生作用的。
要知道，苏联的经济中从来不存在负增长，增长的比例几乎一直高于美国，而美国每十年必有1—2次负增长的经济衰退。
为什么人们不能允许苏联的经济也像美国一样可以有负增长，可以有经济危机呢？
显然，这也是一种盲目的思想僵化，以为新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好经济问题。
那些曾经对拉美模式或东亚模式盲目崇拜而贬损自己的模式的苏联学者是真正的思维＂色盲＂。他们对于苏联以外的世界的了解就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是非常肤浅片面的。
那么，苏联经济是怎样陷入危机的？为什么统一的国民经济体制会崩溃呢？它和戈尔巴乔夫的右倾盲动路线有什么联系呢？
在这里不可能去详细讨论这样多的问题，有一点是清楚的，把苏联经济陷入崩溃处境的原因，归结到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一类说法，是人为地臆造出来的，它的确和右倾盲动路线有密切关系。
利加乔夫认为，苏联经济陷入危机是由高层领导所犯的致命错误引起的。激进改革派以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为借口，在打破命令体制的幌子下，使计划经济和生产协作遭到破坏，把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运用计划管理经济的经验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由此导致了财政混乱、消费市场崩溃、深刻危机临头等等后果。他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致命的错误＂小节中，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1987年下半年，苏联政府根据经济改革总体构想，准备在1988年把硬性计划转变成国家订货，预定国家订货占总产量的九成左右，以便企业正式有权自己支配一部分产品。政府打算采用渐进的办法和＂大试验小错误策略＂，在取得经验后于1989年进一步减少国家订货的比重，争取把国家订货降到切实合理的程度。
政府的立场是谨慎的，由于建立合同关系是一个新鲜事物，因此，应当十分审慎地向合同关系过渡。 雷日科夫领导的政府就这样起草了1988年国家综合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考虑到这条新的经济道路是前人未曾探索过的，考虑到国家整个经济的复杂性，这个计划草案较为符合苏联的经济实际。
然而，这个草案却要由政治家来批准。戈尔巴乔夫已经改变了初衷，从立足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化转到了想尽快改变政治体制。
激进改革派把社会划分为＂改革的工程主任＂和＂改革的阻力＂，操纵了社会舆论。
当1987年底，这个计划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时，它遇到了反对。在雷日科夫做完报告后，雅柯夫列夫就开始攻击整个计划。
＂他对行政命令体制冷嘲热讽，要求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最后他说部长会议提出的草案是保守的，是停滞不前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的要求。＂
梅德韦杰夫则积极地与雅柯夫列夫一唱一和，完全脱离现实需要，要求大大减少国家订货。
戈尔巴乔夫公开地利用自己的威信对政府计划草案施加压力，他语气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指责草案保守和复旧，坚持要求立即改变经济关系。并说，这是改革的需要，否则，人民无法＂理解＂。
他和以往一样提醒说，没有时间搞试验了。戈尔巴乔夫和雅柯夫列夫互相帮腔，强调只要进行激进改革，一切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当时的许多大企业的厂长，轻率地认为，在向合同关系过渡时，垄断地位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因而也都主张尽快按合同关系生产大部分产品。
于是，政府退却了，激进的方案占了上风。许多部的国家订货一下子减少了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有的减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在没有法律和经济准备、没有建立税收体制和市场基本设施的情况下，就试图把商品市场的关系硬塞进计划体制。其结果造成小集团利益膨胀，供求平衡遭到破坏。有的部门按国家价格低价买进原料，然后将产品高价卖出，因而得到好处。有的部门正好相反，因而明显地吃了亏。
居民收入猛增，在八十年代的头7年中居民年收入增长为120—150亿卢布，而到1988年居民收入一下子增加了400亿卢布。1989年收入增长了600亿卢布，1990年增长了1000亿卢布。在三年内，居民收入增加了2000亿卢布，冲垮了消费市场。
由此看来，在右翼激进改革派的坚决要求下，经济领域里的盲动在1988年就开始了，而决定是在1987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强大压力下，苏联的＂经济在1987年底轻率地陷入了动荡时期＂。
利加乔夫认为，政策的失误是因为＂国家领导人落入了激进派构筑的陷阱＂。他这样说，是为了说明戈尔巴乔夫总是跟着雅柯夫列夫跑，二者之间有从动和主动的关系。但是，二者的合作达到的社会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了雅柯夫列夫预想的目标。
利加乔夫对此是清楚的，他说:＂商品市场关系过快地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中断了原来设想的那种经济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的狂热拥护者企图把经济而最终是人遭受的各种灾难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用`新的社会制度模式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使经济崩溃，损害社会主义的声誉，以便日后复辟资本主义。＂最后，利加乔夫终于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提出错误路线的人，能够幡然改过的，只是罕见的例外。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回头，直到把他宣誓要为之服务的党和国家败得精光。
2001年第1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