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90年2月17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本报一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连载了闻迪同志的长篇文章《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后，在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读者纷纷给本报来信，畅谈读了这篇文章后的感想。这里选登六封来信。

第6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评报

　　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列举的事实、阐述的观点，令人信服。闻迪同志没有用假大空的套话，也没有用以势压人的口号，而是有理有据地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必将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下去采访，与被采访者闲谈中，闻迪一文成了话题，大家都觉得这是篇好文章。目前，我市已有１８个单位正在认真组织学习。　　　　　
　　　河南许昌人民广播电台　梁国安

　　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说出我的心里话。这篇文章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有理有力，有根有据，读后感到内心充实多了。感谢你报刊登了这样的好文章。
　　　　　　　　　　　　　　　　　　　北京驻军　李建路

　增添了信念
反复细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可以使人增添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中国的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不管今后世界上发生什么风波，都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认为，中国绝不能实行资本主义，否则将会使人民再度遭殃。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我清楚地看到我国４０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中国共产党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只要能总结经验教训，就会取得胜利。
现在，一些人企图否定中国４０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北京清河长城高级润滑油公司　油品应用研究所　邓彬

　　一篇好教材
闻迪同志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有力地指出了当前中国应走的道路，可称是一篇很好的政治教材。
近年来，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权、民主”的招牌，愚弄了不少群众。目前，大张旗鼓地宣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要的。
经过去年春夏之交那场动乱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坚强、更加完善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有利于加强了我国与友好国家的联系。
我建议将“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说法改为“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８１岁老人　汤象龙

　　用事实说话　让人信服
我是一名年过半百的普通工人，有很多道理讲不出来，但读了你报刊登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文章后，不但觉得气顺，而且觉得解渴。闻迪同志的文章用事实说话，让人信服。
我们应该做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做坚定不移的改革者，做艰苦奋斗的创业者，做现代文明的追求者，脚踏实地工作。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希望！
　　　　　　　　　　　　　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　李和斌

　　两点建议
我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急切地读完你们推荐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内心连连叫好。感谢闻迪同志写出如此令人信服的好文章，使我耳目为之一新。文章足以振奋我伟大民族的自尊性，有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有助于增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我建议：
你报可发表一些有关评论这篇文章的来信、来稿，让国内外读者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学者们多写一些批驳所谓“精英们”的种种谬论的文章，发扬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正气，帮助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认识真理。
　　　　　　　　　　　　　　　　能源部离休干部　季诚龙

人民日报1990年1月x日第1版(要闻)
专栏：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书即将出版
人民日报报讯 本报编辑部１月１５日向读者推荐的好文章《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作者是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闻迪）和好报道《希望，就在这代青年人身上》（作者为北京日报记者纪涛、通讯员鞠红）在本报刊出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应读者要求，人民日报出版社已将这篇文章和报道，连同另外两篇本报发表过的文章，即《怎样看待中国的“穷”》（作者高狄）和《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者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汇集成册，书名为《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将于２月初出版。

人民日报1990年1月x日第3版(综合)
专栏：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书提前于春节前出版
人民日报报讯 由《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希望，就在这代青年人身上》、《怎样看待中国的“穷”》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４篇文章、报道汇集成册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原定于２月份出版，为便于群众学习，现提前于春节前出版，并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人民日报1990年1月15日第1版(要闻)
专栏：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闻迪
内容提要
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了吗？
三、只有中共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过程
结语

１９８９年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２００年前发生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５０年前爆发了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之火，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才超越了它的局限性，提出了更高的社会变革的蓝图。为什么在世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星球上，在相距不过２０来年的时间里竟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无疑是值得一切善良的人民反复深思的问题。世界虽然正朝着缓和而不是冷战的方向发展，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不能忘记从两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去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训来。

不久以前，中国的一些自称受到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精神启迪的政治“精英”们，发动了一场旨在结束中国的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的运动。一时间，一些青年学生与社会人士纷纷走上街头，骚乱不仅产生而且从北京向全国蔓延。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已经出现，而且似乎有人正在为建立新政府奔走安排。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吗？一场大动乱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人们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忧虑的时候，中国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这场骚乱。世界上没有万全之策，中国政府为了国家的稳定，采取了其他政府面临同样局面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事情的结局并没有按照那些政治“精英”们的预想发展，这就留给每一个不愿看到中国再次陷入动乱的人们一个深思的机会。

中国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了吗？
中国需要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到了必须被推翻的地步了吗？
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仍处在社会变动时期的中国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它们就像幽灵一样萦绕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

２３年前，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错误的领导和坏人的利用下，有过一场非常左倾的骚动；而近年来，不少大学生在政治“精英”们的带领下，又有一场非常右倾的骚动。这两种骚动或者说走极端，虽然都反映了青年人充满民族忧虑的呐喊，但却都不是他们已经相当成熟的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最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而他们的弱点则往往是缺乏严谨的科学的精神以及实现理想所必须的正确方法。

从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起，自由就被认为是对规律的服从。而认识规律，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各种不同的评说。法国大革命已经两百年了，人们至今没能找到统一的评价。不久前出现的这场风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国民党方面给这场动乱以极高的赞美，认为是谱写了“自由民主的新篇章”，大概是从中看见了“光复大陆”的希望。历史的确往往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曲折、更复杂、更捉弄人。历史又是开放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有时要许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如果那些政治“精英”们推翻共产党、重建资本主义的美梦得以实现，那么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就该推倒重写了。

让我们转过来讨论前面的那些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而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解决这些分歧，动乱就有可能再发生。

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政治“精英”们对形势的估计是自相矛盾的。当他们以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自居时，他们便大叫要保卫十年改革的成果，要防止有人把十年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好像十年中取得的进步都是属于他们似的。而一旦他们需要大学生的支持时，他们便描绘出一幅耸人听闻的画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独裁专制，官倒横行；仁人志士飘流海外，忠臣良士尽陷冤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那样，又有什么改革的成果可言？挟危言以欺人，似乎不听他们的话，中华民族便会落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实不足为训。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早在１９７１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在堪萨斯城有一个著名的讲话。他指出现在的世界存在着五个强大的世界经济实体，那就是西欧、日本、中国，当然还有苏联和美国。“正是这五强将要决定经济的前景，并且将以各种方式在本世纪的后３０年中影响世界的未来，因为正是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尼克松大概是第一位认识到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美国总统。其实，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即使是在那基础上又已经翻了两番的今天，我们仍然不算太强。我们的强大在于这些年中一直保持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因而有希望赶上和超过之。尼克松先生当时无疑已经看出了这个趋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一直保持着。

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走上街头的爱国学生几乎没有不希望国家迅速发展的，政府与参加学潮的大多数人之间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事情发展到那样难以收拾的地步，值得人们深思。我们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经历的动乱之多，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自从清王朝被推翻以来，动乱或者战争连绵不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才大致安定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４０年中，没有战乱，在人口倍增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至少有了温饱的生活，国力增强之快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人”这个称号在共和国成立以前是没有什么荣光的。老罗斯福总统就爱用“中国人”来指斥那些愚蠢、低能的人员。“中国人”这个称号渐渐的有了点尊严，那是发生在朝鲜战争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之后。美国人不能被低能儿所打败，低能儿也不应该握有原子弹，这对那些主张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不言而喻的。倘若历史能倒转，让那些学潮的领导者有机会接受老罗斯福的一次“赏赐”，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在南京街头目睹两个日本军官各自一口气杀掉１００多中国老百姓的“比赛”，他们或许能够明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诞生的那个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价值，而不至于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用台湾式的或美国式的共和国来取而代之。不论中国政府在它领导的４０年中犯有多少错误，但这４０年是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４０年，是中国人逐步为自己赢得尊严的４０年，也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４０年。要推翻这样一个政府是需要进行论证的，靠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言，最终不能成大事。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在工业革命前，中国与它们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极小。在１７５０到１９５０这两百年间，人均国民经济总值的差距几乎扩大到近１００倍。比如说，我国在１９５２年人均占有钢铁仅２．５公斤，到现在才刚刚超过５４公斤，而美国在１９２０年人均占有钢铁就达到３５０公斤。这种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差距，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从经济水平来讲，我们只能称为二等国家，或者说一个区域性大国。从生活来讲，我们仍然属于低收入国家。毛泽东主席早就提出要争取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看来这个愿望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国家多么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只有一个长时期稳定而又快速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有可能使我们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建立起一个把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囊括其中的中国新文化圈，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几十年前发出的赶上西方人的宏愿。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心无芥蒂地为作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可是，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环境呢？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历史的机会不常有，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抓住它、珍惜它，机会也就一去难回了。

无论中国现在还多么穷，如果与４０年前相比，中国人民正处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一个大发展的前夜。我们现在已经能年产１０亿吨煤、６０００万吨钢铁，那就是说现在一年的工业产值比５０年代１０年还多。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中国政府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形势扭曲为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那是很难服人的。中国今天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中国人民完全有希望在９０年代干得比过去更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的４０年中摔了很多跟头。如果我们能正确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它就会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古老，但是对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却没有经验，不但人民没有经验，国家领导人也缺乏经验。改革是“踩着石头过河”，弄不好就会出乱子。这次动乱给国家以及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当然它更不会给那些政治“精英”们带来他们期待中的任何好处。

今后的三四十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中国亟需迅速强大起来，才能从容面对各种无法完全预测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迅速得到提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保持政治上的基本稳定。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有必要在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来进行。如果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这样一个政治共识上——竭尽全力去改善而不是去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一场代价巨大的动乱发生，那么，中国将来的发展无疑是大有希望的。

与此相反，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转而接受推翻现政权、重建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设计，那么中国的将来就有可能为一些或大或小的动乱所困扰，而无法把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甚而重新出现上半个世纪那种战乱频仍的不幸局面。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现时这一批以“民主斗士”自誉的政治“精英”们在一场大动乱后有机会上台组织政府，推行他们那一套恢复私有制的“救国方案”，他们也必然会被种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问题所困扰，而无力追回一场可能包括内战在内的大动乱所造成的损失。现时的政治“精英”们大多是一些自以为西化了的文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缺乏实际的社会生活的知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惜进行政治冒险，把学潮引到与国家机器正面冲突的死胡同。

对那些认为不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就没有前途的政治“精英”来说，打倒中国共产党和推翻中国政府就成为实行任何政治变革的前提条件。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推翻现存的国家机器，或者用学生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学生只不过是实现他们政治目标的物质力量。他们与现政权之间的冲突自然无法调和。学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推翻共产党、重建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又无力挣脱政治“精英”们的控制，从而造成了有违初衷的后果。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来实现。中国需要建设性的、理性的、沉稳现实的、精明全面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亟需减少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的、轻率片面的臆断和盲动。中国经历的大动乱已经太多，中国不需要一场新的大动乱。这应当是每一个爱国者从当前的反思中所达到一个最重要的共识。　　　　　　　　　　　　　
（未完。明日本报三版续登。）

人民日报1990年1月16日第3版(综合)
专栏：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一）
闻迪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了吗？

主张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人早就提出过一个论点：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他们有时为中国的前途焦虑不安，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武断的基础上。如果说这个论点是一个大胆的假设，那么小心求证的文章却几乎没有见到。开放使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看到东西方之间的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差距，但在惊讶、羞愧之余，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差距的由来。在这种非历史的情绪支配之下，社会主义制度便成了替罪羔羊，似乎一旦资本主义重新确立，问题便马上可以得到解决。的确，如果社会主义已经、或者说从来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它的存在价值早就丢光了。好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分别有了几十年的实践，这个问题已经可以用实际数字来回答，而不致陷入争而不决的理论漩涡之中。

我们先来看看苏联的情况。为了不使结论跟着感觉走，有必要横看、竖看历史。一旦明白社会主义首先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或者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建立起来，这个问题本没有争论的必要。苏联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国力仍然与美国有相当的差距。据台湾当局公布的数字，１９８５年美苏两国的人均总值分别为１４０９０和６３５０美元，苏联只及美国的１／２。可是，如果考虑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１９１４年，俄国与美国相应数字的比值大约是１／８，我们就不能在整体上说社会主义使苏联的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十月革命前，俄国一直是欧洲列强中生产力最落后的。它在１９１０年生产３００万吨生铁和２５００万吨煤，大大低于英国的１０００万吨和２．７亿吨，德国的１５００万吨和１．５亿吨，更不必提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革命后的内战严重损伤了苏俄的经济，使它在１９２８年才恢复到１９１３年的水平。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８年的１０年中，苏联进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苏联与美国的人均工业水平迅速地从１∶８缩小为１∶４。苏联在１９２６至１９３８的１２年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７倍半以上，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惊的。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却处于“大萧条”时期，它用了整整１０年的时间才返回到１９２９年的水平，其部分原因还得益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苏联人在当时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史中的一个奇迹。一位西方学者最近对此评论说：当时苏联“制造业产量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之快——即使人们采用更为小心的估计——在工业化的历史中的确是没有先例的。”不论斯大林在那时干了多少错误的事，苏联在３０年代的大发展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没有这个大发展，很难想象苏军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决定性胜利。到了１９５０年，苏联的经济实力已达到英、法两国的总和而接近美国的１／３。两个超级大国的局面遂告出现。苏联的经济发展迟缓发生于７０年代即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后期。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它的农业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它的困难部分来源于多年庞大的军费开支。现在，苏联人民正在进行改革，他们究竟能不能摆脱眼前的困难，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但是社会主义使苏联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步入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显然是无需争辩的事实。美国的经济也不是没有问题，别的都不说，请看一看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１９８５年美国政府的赤字达到２０２８亿美元，目前的国债已近３万亿美元。如果这个趋势不扭转，到了２０００年美国国债有可能高达１３万亿美元，一年要偿还的利息将为１５０００亿美元。美国的贫富差别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是最大的。美国社会中最贫穷的１／３甚至没有多大兴趣行使他们的投票权。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至少有３００余年了，它至今仍在克服它的危机与困难中向前发展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阶级结构的某些变化以及人民生活平均水平的提高，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社会主义来到世间才几十年，它带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理想与敌视它的资本主义斗争着、发展着。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呢？
我们再来讨论中国的情况，看看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救中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１９５２年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英国的１８６０年，德国的１８９０年，接近俄国的１９１０年。我国在１９５２年仅能生产钢１３５万吨，而日本在１９３８年已达到７００万吨。弄清楚我们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把英国工人当时悲惨的生活如实地反映出来。如果按人口平均，我国在１９５２年的工业水平顶多只及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即１８世纪的后期。这是令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无地自容的难堪局面，然而它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样的一个水平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如果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必然重现恩格斯所描述过的那种悲惨景象。

在那些从来没有忍饥挨饿的青年学生，以及那些也许并没有恶意却在竭力否定我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青年们的导师中，恐怕没有几个清楚地认识到新中国的出发点在哪里，有的人甚至忘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的人非常羡慕西欧、北欧、北美已经高度发展了的物质文明，而往往不懂得人家是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其中包括血腥的殖民掠夺和非正义的战争。所以，如果要想对中国４０年经济发展的成果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有必要知道共和国的出发点在哪里。共和国的出发点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要算差的，比如说印度在１９１４年已经有铁路５万多公里，而我国在１９４９年仅有２．２万公里。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表明，中国的发展速度不仅高于我们的邻国印度，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在１９６３—１９８４年间发展速度一般要比印度高２到３个百分点。而印度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太差，它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间比台湾与日本的发展速度还稍快。让我们再来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工业发展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说明，中国的工业生产在１９６５—１９８４年的２０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印度８个百分点，即使是在“文革”发生的１０年困难局面下，它的增长率也是接近１０％而大大高于印度的不足４％。因此，只要我们稍有耐心研究一下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的估计，我们都没有理由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由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还表明，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间，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总值一般增加了５倍，而中国则为１５倍以上。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现在的人均总值水平大约达到了英、美１９００年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人在过去的４０年中走完了英国人花了１００年稍多的时间走过的路。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人口上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４０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一些重大政治与经济问题时有过严重失误，如果没有这些失误，中国的发展还会快一些。可是，要想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出差错，那又是多么苛刻的要求。我们不妨举目看看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有时候，比如说墨西哥，国家弄到了破产的地步。有的国家借的外债变成了沉重负担，比如说巴西就举债约１０００亿美元。这些国家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以遵循，还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尚且有出问题的时候，更何况我们是在一个封建积习深厚，且又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被封锁、被孤立甚至被敌视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

能不能用台湾的经济发展来说明大陆的社会主义搞糟了呢？我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确比台湾要差一大截。台湾公布的１９８５年两地人均总值分别为２９０与３１４２美元，就是说大陆仅及台湾３０年代的水平。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有着许多有利条件，比如说：１、日本人占领台湾达５０年之久，在此期间已经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修铁路、建海港、办学校等等，连日本人留下的地质图现在都仍然能用。２、美国人提供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３、国民党逃台时带去的大量资金。４、国民党统治中国２０余年中积累的经验，以及统治失败后所必须吸取的教训，例如台湾的土改。５、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以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出口导向的经济。６、参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获得的种种优势。７、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８、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当然还有其他的有利因素。在以上的一些条件中，不是中国大陆那样广大的地方可以获得的。由于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条件有许多不同，不可用台湾的发展来否定大陆的社会主义。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国民党没有被推翻，大陆继续搞资本主义，大陆的发展水平也比不上台湾。国民党统治大陆２２年没有什么作为就是证明。

日本占领台湾５０年，这对台湾今天的发展影响甚大。因为台湾被日本霸占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日本国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优于大陆的省份，比如说台湾在１９５２年的农业人口仅占人口的５２％，这个数字反映台湾当时的工业化远比大陆的省份为好。如果拿台湾与日本的水平相比，其间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台湾经济发展的有些重要指标不见得比大陆更好，电力就是一例。电力恐怕是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了，台湾电力发展很快也是人所共知的，光核电厂就建了好几座。台湾在１９５２年共发电１４．２亿千瓦小时，与大陆的７３亿千瓦小时相比约占１／５。这说明台湾与大陆的工业发展水平当时已经有巨大差距。１９８５年台湾发电５２６亿千瓦小时，与大陆相比，比重下降为１／８。水泥产量则从相应时期的１／６下降为１／１１。日本在３０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西欧诸强的水平，当时属于日本的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虽逊于日本本土，却远高于中国大陆。如果再把香港放进这个序列里，我们看到日本优于香港，香港优于台湾，台湾优于大陆，这样的形势至少在３０年代就已经形成而且至今仍然保持着。正如不能要求台湾的经济超过日本一样，人们不应要求中国大陆的经济超过台湾。如果说台湾的经济水平在５０年代就已领先大陆大约３０来年，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大陆与台湾之间有这样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

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的人，不但应该看到台湾的经济成果，而且也不可否定祖国大陆４０年之重大进步。非常令人奇怪的是，有的政治“精英”几乎根本不愿意正视这个巨大变化。

有的人显然忘记了这４０年中有多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辛勤地劳动。在他们眼中似乎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好逸恶劳，无所事事，从而造成了今天这种落后的局面。真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与之相比，不少西方学者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要客观得多，这些人大多为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让我们透过一位专门研究世界列强力量盛衰的学者的眼光来考察这个问题。他说：在１９５３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仅占２．３％，它的整个工业潜力仅占英国１９００年水平的７０％。军阀混战、日本人的侵略以及其后的内战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这个国家的繁荣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１９５７年，这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尽管“大跃进”与“文化革命”明显地减缓了经济的发展，到了１９８０年，它的钢产量达３７００万吨，已经远远超过英国或法国的产量。同年，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比重已由１９７３年的３．９％增加到５．０％，接近西德的水平。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亚洲巨人正在朝着一个真正强国的方向运动，而且有建立这个地位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８０年，这位学者看到了中国的什么？看到了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过去的２００余年中，中国的国力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如果说在１７５０年时，中国还可以说是一个强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弱国，几番被人割地赔款，无异于被砍手断足。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竟然沦落到受人宰割的地步，何也？就是因为国力衰退。而这种衰退局面的根本扭转，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发生的。

人们没有忘记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情景。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穷兵黩武吗？当然不是。中国人民吃帝国主义的亏太多了，深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和自由。中华民族为什么讨厌洋奴、买办、汉奸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向外国人摇尾乞怜的人？这并不是落后意识或排外心理。这个民族有它值得骄傲的过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自尊与自信。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也有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坚信这个民族有它光辉灿烂的未来。让我们来看看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何估计。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中国与印度在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间分别按８％与７％的年增长率往前发展，而欧洲四大经济国则保持它们１９７０—１９８２年的平均速度，那么，如果现在中国和印度与欧洲四强相比其国民经济总值还有较大差距的话，到了２０００年，中国就会远远超过意大利和英国，其总值比法国只低３０％。如果这个假设得以维持，中国的总值在２００３年就会超过西德。到了２０２０年，中国的总值就比西德与法国加在一起还多。文章的作者还认为，中国比印度更有可能实现这个远景计划。现在，经过调整，中国的年增长率将为６％左右，即使按此速度发展，到２１世纪初期也可以赶上意大利和英国。

有的人看见了社会主义的种种弱点，心里总在虚构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会有多少好处，人们当然可以去想他自己之所想。但我们已经看见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不比印度的资本主义差，也不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差，这至少在西方许多政治家或学者的眼光中是这样。笔者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说是很成功，因为中国人还没能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奇迹。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大体成功的，因为它至少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它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探索，犯了不少错误，也因而多了许多经验教训。中国的经济非常有可能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且非常有可能在２１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经济奇迹。

中国的事情要靠身在大陆的中国人来办，中国的困难也要依靠他们才能克服。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们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果说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对他们独立以后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话，我们中国人更有理由为自己４０年来的各种进步感到自豪。

一些政治“精英”们对中国目前形势的分析是冲动的，片面的，脱离实际的。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现实中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贡献，那将是国家、民族之幸事，因为他们大多富有才华和知识，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但是共和国自有它的功臣和真正的精英，那就是在４０年中埋头苦干、不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人。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不可能从一个远远低于英、法、德的经济水平的起点，一跃而有希望赶上和超过之；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那样快地造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与洲际导弹，并由此彻底改变了惧怕帝国主义列强的心态。与此相较，那些正在为重建私有制而奔走呼号而又可以托庇世界资本主义的保护与金钱支持的人，在今后对中国的贡献将会是什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决定了其行动纲领，那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稳定，制造动乱，以便乱中夺权。这种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祖国经济稳定而又迅速的发展。人们不会忘记“文化革命”中有人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来反对工人们的正常生产活动。而今天的“爱资病”患者已经比那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正在煽动人们起来破坏生产。有的人甚至一再进言，恳求外国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如果说他们原来还打着爱国的旗号，现在是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为了自己一时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祖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炎黄子孙？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基本事实。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又遥遥领先。按美国公布的数字，１９５０—１９８６年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值年增长率为７％，大大超过美国的３．２％与英国的２．４％。在１９５２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稍大于英国的１／３。但是到了７０年代，其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或超过美国的一半。似乎在一代人手中，日本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从大约３％增加到１０％，并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这样的经济奇迹只有苏联在１９２８年后的那些年间才可与之媲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是由一系列有利条件促成的，比如说几乎没有军费开支。一旦这些条件部分地开始消失，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的平均水平靠拢。从７０年代后期起，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低于中国，但仍然领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经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有一点值得在这里一提，日本并没有照搬美国的经验，它发展经济的有些方法是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有的人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日本与中国在５０年代的起点差不多，而今天日本与中国的差距这样大，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西方的学者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种论证方式，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不上日本，这样的比较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发展经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要知识，二要资金。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就已经具备了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有创造才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１９３２年，日本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为３．５％，１９３８年增至３．８％。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二次大战前就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而且在主要工业指标上超过了法国。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就有可能在４０年代后期或５０年代初期超过英国而不至于推迟到６０年代。在３０年代后期，日本人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级别的战舰，而且拥有３０００架为海军服务的战斗机。如果没有这样的实力，它就不会在进攻中国以及几乎整个东南亚之余还有力量来向美国挑战。日本的工业化在二次大战以前就已经实现了，而当时的国民党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生产能力？在一个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多次侵略、半壁河山沦于敌手的国家中，它的某些知识分子竟然以为日本的经济是战后才发展起来的，岂非咄咄怪事？　　　（未完待续）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二）

人民日报1889年1月18日第3版(综合)
专栏：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二）
闻迪

三、只有中共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我们看见有两种改革，一种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是借“改革”之名企图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后者则是政治“精英”们的迫切愿望。如果政治“精英”们现在要来假借改革的大旗，他们迟早会把资本主义的旗号打出来的，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的第一步便是把水搅浑，否定４０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果，第二步便要来清算共产党。因为只有彻底改变或打倒中国共产党，他们才能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至于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应该是北欧式的、台湾省式的、或美国式的，他们现时还不可能有统一的意见。

这样就给人们提出一个究竟怎样估价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当北京的学潮和动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的时候，最为困惑不解的恐怕要算美国人了。为什么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顷刻之间，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街头？为什么学潮膨胀得那样快，而动乱之平息又那样快？记者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看法，但都不能说服人。倒是布什总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最了解中国，那就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学潮的爆发，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中共存在的问题。共产党的威望在一些人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近年来不断下跌。在留学人员中，“共产党已经死亡”的说法渐渐流行。如果说美国人不大清楚中国的形势，那么，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有两种腔调，一种是用于政治宣传，一种用来制定政策。为了宣传，他们预言“北平戒严敲响中共第一声丧钟，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契机”，公开号召大陆人民起来与“中共暴政”作斗争，打倒共产党，至少逼使中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宣传归宣传，国民党领导层还不至于蠢笨到相信自己的宣传的程度。他们有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深知打倒中共不是不可想，实在不可为。因此，他们能够看到“北平虽然暗潮汹涌，有一触即发的爆炸性场面，但基本上来看，一切仍在中共的控制之中”。相形之下，政治“精英”们对局势的估计要轻率多了，有的人已经预言，１０小时到３天，“改革派”将获得决定性胜利。他们之所以这样自信，一是夸大了共产党面临的困难，二是把宝押在赵紫阳身上。那时间，所谓“改革派”是颇有几分杀机的，暗示赵紫阳应该来一个政变或类似的东西，把邓小平、李鹏赶下台。也许这样一种幼稚轻率的政治估计，正是北京动乱５０多天不能止息的基本原因。似乎共产党的车子已经陷进沟里去了，再加把劲就可以推翻它。不幸，那样多的年轻人真的相信了这样的预言。

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事业，成果固然巨大，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说贫富差别扩大，腐败现象，物价飞涨，还有理论盲目、思想混乱、信仰危机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的确构成对中共的严重挑战，中共如果不认真地、及时地研究和尽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就没有资格担负领导中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相当长的历史与光荣传统的党，如果说万里长征时面临的险阻它都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的困难它都克服了，１０年动乱的严重错误它都纠正了，它为什么一定要被淹死在改革、开放的漩涡里？退一步讲，如果让共产党靠边站，又有谁能够填补这个政治大黑洞？靠那些现在仍在传播“血洗天安门广场”一类谣言的可怜虫吗？人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那些放了一把火就跑到海外敌对势力那里去领奖的英雄们呀？

政治“精英”们的队伍中有一股非理性的、准法西斯的力量。他们现在还没有上台，便已在北京的骚乱中显露其政客伎俩和残忍手段。其行为非常类似于当年希特勒党徒攻击德国共产党人时所采取的做法。不管怎样，政治“精英”们现时要打倒共产党的企图还只是一个白日梦。他们继续坚持这个纲领，那自然就会与海外敌对势力拉起手来。但国民党高喊反攻大陆４０多年，结果又是怎样呢？

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近代中国人有两个美丽的梦，一个是梦想祖国之独立富强，一个是梦想社会之自由解放。“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他们一个拯救中国的新蓝图。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集这两个梦于一身，中国人民大众正是在共产党的身上寄托了祖国的将来。但是，人们过多的期望带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也容易产生对共产党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两者不同的地方，前者是从多数人的利益考虑起，后者则是从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出发。如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只是提供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则只能依靠艰难困苦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建立在当时中国人民的土壤之上，它的主要力量，一头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另一头则是渴望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的广大贫苦人民。中共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它的事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奇迹，而且决定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和困难性。今天，共产党的困难不仅在于要战胜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种种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而且还必须不断清除那些党内的蜕化变质的蛀虫。官吏的腐化堕落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应不应该让这种现象合法化。毛泽东主席当年对这种危险有着最清醒的认识，明确地提出共产党内部有出现特权阶层的危险。那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并非没有可能出现既握有权力又占有资产的人。真正的政治特权一定会通过经济特权表现出来，而且一旦这种转化合法化，一个官僚垄断集团就会迅速地产生出来。我们已经见过，国民党统治大陆的２０余年中，是怎样贪婪地利用政治权力来扩大自己资产的。国民党跑到台湾，这种贪心收敛了不少。可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出，国民党的专权政治，通过对大企业的操纵，与工商阶层密切结合，独占与支配了社会及经济资源，使得社会到处泛滥着特权与腐化。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内的腐化问题只是局部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廉洁奉公的典范。中共和人民政府从来都是坚决同自己内部的腐化现象作斗争的，而“精英”们的反腐败只是为了煽动群众。很多事例说明，选择私有制并不能使腐败问题得到解决，实行私有制的国家，腐败更为严重。但是不论怎样，腐败现象已经成为群众最痛恨的一个社会毛病。尽管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已经把克服腐败现象提到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动乱平息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把反腐败提到议事日程上是完全必要的。

也许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曾经低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只是在经历了几番错误与挫折之后，事情才开始办得好一些。如果说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在法国大革命后１００年才能重新确立起来，而大革命的领导人如罗伯斯庇尔等辈也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站在历史变革的最前沿，尝试着为历史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们是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才。他们不被政治“精英”们所宽容，主要是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只是因为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转瞬之间他就被政治“精英”们逐出“改革”的营垒，被他们攻击为“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连邓小平这样的对中国人民事业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他们都不能容，政治“精英”们除了自己的一小撮同党之外还能容得下谁？

社会主义是一种与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私有制根本不同的制度。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它所代表的崇高的理想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在实践中必然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抵抗。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求全责备的人，大概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至少花费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才变得比较成熟起来。实际上，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时期，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仍然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正因为世界社会主义都还很年轻，而它又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它就不能不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其他形式的进攻，例如给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反对力量提供物质的与政治上的支持，就像他们现在提供给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的支持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难想象，资本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复辟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当初波旁王朝在法国革命后的复辟那样。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已经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曾经产生了列宁和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的国家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要在这样的国家中来重温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恐怕不是件称心如意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很可能再次行动起来，把倒转了的历史车轮重新扭转过来。那就是说，即使“精英”们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们即便乞怜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必然是短命的。这就决定了政治“精英”们对世界资本的依附性。这看起来有点可笑，那些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人，一个个却情不自禁地干着“五·四”时期那些卖国贼所干的事——即挟洋人以自重；而邓小平和真正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倒是连一丝一毫的奴颜媚骨都没有！历史在和政治“精英”们开玩笑，他们非常“爱国”，却偏偏走进卖国的房间里去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曾几何时，中国人民的政府已经不再听从任何外国人的摆布了，中国人虽穷但志不短，这样的民族精神、民族正气才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必将崛起于世界的征兆。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不是轻而易举就会被推翻的。它的强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所代表的崇高的社会理想，也不仅在于某些人讨厌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力量在于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即公有制。这种制度虽然仍然不很成熟，仍然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改善之中，可是谁要想把它所代表的如此巨大的一笔社会财富重新转移到新资产者手中，却显然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如果共产党还没有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必然成为这种蜕变——也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障碍。问题出在党内。如果从共产党内发展出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那人民共和国就名存实亡了。我们的确应该感谢那些真心诚意反对腐败的青年学生，他们的活动非常有价值，而且与党、政府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切反对腐败的力量本可以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以法制为手段，坚决开展斗争。这就有必要建立一套法律制度，例如定期清查国家领导人的财产，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专门委员会来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党内要发展民主制，把党的领导置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下。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理论结束了真理，他们所希望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近年来，诸神嚣嚣，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与谩骂渐成时髦，马克思主义有无继续存在的价值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诸神归位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听任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诸神把马克思主义踏倒，那就无异于砍倒大树，繁荣蔓草。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他在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方面都提供了新东西。英国哲学家罗素称他为“最后一位建构大体系的人”。马克思总是为他的学说寻找尽可能多的科学证据，从不依赖于超科学的直觉。他对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无疑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的历史哲学，被认为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因而对研究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本身具有彻底的批判性。马克思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与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提出了疑义，他引导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憎恨各式各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对资本主义的缺点和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寻求人类的理想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至少论证清楚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列宁和毛泽东都不是死守马克思的现成结论的人物，只有学究气十足的人才去拘泥个别结论而忘却整个理论体系。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与他们的努力有关，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而且逐渐地发展壮大。这种新制度显然还不完善，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也许正因为有了它，这小小地球上才能谈得上“多元”二字。不然的话，天下一统到资本主义的模式里去，难道那些天天不忘“多元化”的先生们不感到有些遗憾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建立等等起着定向的作用。没有它，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借鉴了社会主义许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有的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１９世纪，便武断地论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的可悲之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所遵循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正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所超越的、落后于历史发展的意识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主张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实际上依然追随着为资本主义奠基的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在根本上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的新见解。第二，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二者对财产权的不同看法。一种认为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认为私有财产权就像神权、皇权、贵族权一样不是永恒的。明白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容易说清楚，在什么意义上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新的社会变革的理想，那就是不仅应该否定神权、皇权、贵族权，而且应该否定资产阶级的财产占有权。当然这种对资产阶级财产占有权的否定决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人类社会之所以终究要消灭私有制，不是出于人的善良的愿望，而是依据辩证唯物的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现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即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方针，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会逐渐完善起来。一个较为美好的新中国有待于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
　　　　　　　　　　　　　（未完待续）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完）

人民日报1990年1月19日第3版(综合)
专栏：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续完）
闻迪

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过程

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性，“五·四”时期的先贤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可是，民主政治好似一幢华丽的宫殿，科学精神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山，二者的建设都不能不经历一个困难而漫长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朝一夕建设起来的。在政治“精英”们领导的这次政治骚动中，民主仿佛成了他们的专利。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成了反民主，就是独裁。如果民主只有一种形式，他们或许是对的。可惜，事情不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所能概括。真正的分歧不在于“要民主”还是“要独裁”，分歧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和怎样去建设民主。

什么是民主？一般认为民主不是靠神权、王权或其他种种特权来获得统治的权力。民主不仅是管理国家的形式，它同时也反映国家的实质。民主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产生得很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奴隶主的或自由民的民主制已经发展起来。所以，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不可只见民主的形式，而忘记了一定的民主制所代表的国家实质。西方现代的各种代议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总统制或内阁制，其责任在于维护宪法，而宪法的核心首先在于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然后才是它所许诺的各种自由。这次政治骚动被西方称为“亲民主”的运动，那意思同时也是亲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中国现时的政治制度及其宪法所要维护的核心，乃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虽然这种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包括租赁制、股份制等等）仍然处在各种试验之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不允许生产资料重新合法地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马克思说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理论——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它朝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不把现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政治等当成衡量有无民主的唯一标准，而把有无一个剥削阶级的存在，有没有极少数人利用其财富所赋予的特权进而控制政治权力等等也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完全有权说：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人民已经有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毫不奇怪，人们会对它们的实际作用提出各种批评，因为那里面的争论之声还不大，经常出现一边倒等等。可是，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就在这次动乱之中有人要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否定已经实施的戒严令。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是不容小视的最高权力机关。

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就在２０年前，美国的黑人还必须为他们的公民权利进行斗争。二次大战前，美国甚至还没有废除对黑人的私刑。美国妇女取得选举权是第一次大战发生后的事。而许多欧美国家的工人取得选举权不过一百来年左右。由此上溯到三百余年前的英国内战时期，克伦威尔为什么要残酷镇压平均派的官兵，就是因为他们要求废除只有拥有两英镑财产的人才能获得选举权这条规定。由此我们不难看清，早期的资本主义民主十分明显地是资产者的民主，只是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才变得隐蔽起来，也就具有了更大的虚伪性、欺骗性。

资本主义的民主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发展，自有其种种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可是，没有时间来作转圜的后起国家，就不免受到各种超前的冲击。现在有一批留过洋的学人非常急切地要把美国８０年代的一套民主制度照搬到中国去，无论他们报国之心多么可敬，却显然忘记了民主的发展必然受到经济与文化条件的制约，即民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以美国８０年代的民主制度为依据来批判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民主制度，这样刺激出来的民主意识必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人们容易理解经济的发展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人们却容易忘却民主的大厦也只能一层一层地修建。政治“精英”们关于推进民主的一些要求，例如完全取消“政治犯”，允许建立反对党，取消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等等，实质上就是要把当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强加到中国的政治现实之上。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不能完全取消西方所说的那种“政治犯”？西方一些人要求中国取消“政治犯”，是要人民共和国给予自己政治上的敌人以完全的自由。如果国际国内的环境允许这样做，这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实的国际国内氛围离做到这一点相去太远。不仅中国现时不能做到，美国也同样做不到。比如说，即使在美国的民主政治有了许多改进的情况下，仍然连一个烧毁美国国旗的青年都要被判罪，更何况从事一些有威胁的颠覆政府的活动。如果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只想占领白宫前的草坪两天，以便在那里竖立起一座马克思像来，可以想见他们会遇到什么麻烦。人们还不应该忘记，仅仅几十年前，美国工人当个工会会员都是件危险的事，更不用说谈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台湾当局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现在仍然不允许共产党员去访问，更何况让共产党在那里合法活动。所以，现在就要求中国完全取消“政治犯”不过是欺人之谈。

但是，现在中国可以做到的是，只要公民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没有违犯法律，他们的安全就有充分的保障。至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只要不违反宪法和宪法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各式各样的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和争论。在学术和思想范围内很有必要发展出一种宽容精神，要提倡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的那种气度：“我虽然讨厌你的观点，但却愿意用我的生命捍卫你发表的权利。”而且要特别注意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这也就是说，要坚持实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这种方针和精神，才有可能出现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

中国的最大政治问题是要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强使改革的车轮加快，都可能成为动乱的因素。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困难性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应稳妥可靠地进行，搞不好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力争建立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共识之上，宁肯慢些，但要好些。也许只有这样，政治改革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真实的好处，而不至被一些阴谋家所利用。目前最有可能做到的是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增强它的代表性，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建立一套正常的工作程序，使它有可能积极地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不至于变成人们所讨厌的“橡皮图章”。

结语

中国人民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政治“精英”们却妄想改变这一历史潮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他们的政治纲领会把中国导入大动乱。这样一场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大动乱，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独立、统一、稳定和初步繁荣。它完全有可能使中国在今后的三四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之一。实现这一点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得住的。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有必要提倡改革的、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并重的政治渐进主义，反对偏执的、热狂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积极稳妥地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使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极大地发挥出人民的创造力，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这些都是造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全力去改善而不是去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中国的前途无疑是大有希望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