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2001年第4期
作者：闻 迪
(接上期：2001年第3期)
追求真理需要克服偏见
追求真理需要冲破各种偏见的束缚。无知、盲从和偏见使得许多并非认真探讨过的观点得以流行。
爱因斯坦在1938年写给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正如在马赫时代曾经非常有害地为一种教条唯物主义的观点所统治一样，在我们的时代则是一种言过其实的实证论主观主义的统治。把自然界看成是客观实在的主张，被认为是陈腐的偏见，而认为量子理论家们的观点是天经地义。人比马更容易受暗示的影响，每个时代都有时髦的东西统治着，大多数人无力看出统治他们的暴君。＂
如果说，人们对于自然现象都会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解说会产生出那样多的争论。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有说服力的回答，社会主义运动就一定没有前途。我们在这里来讨论几个曾经困惑着一些苏联人的问题。
＂为什么苏联人要比美国人穷?＂这本来是个事实，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变成了一个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走红的年代，它就成了苏联人共同的问题。
那个时候，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经常能看到说着生硬的俄式英语的苏联社会名流，如像诗人叶夫图申柯一类。他们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我们可怜的国家，我们贫穷的人民＂。他们如数家珍式地把苏联的家丑一个个揭露出来。他们想要说明的一个主题是，苏联人比美国人贫穷，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和他们的领导人一样，进入了一个思想上的误区，把苏联的成就看得太轻，问题看得太重。
这样的自我贬损，只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苏联和中国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被当作发展的榜样。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比苏联更好，因为更便于发展中国家学习。
对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来说，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不会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更不会让他们过上美国知识分子那样水平的生活。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苏联的成就，这里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物理学家K·索恩教授在一本新书中谈到天体物理学家的队伍时说，苏联的天体物理学家，在世界上是超一流的，苏联垮了以后，俄国的天体物理学家仍然是第一流的。所以，武断地把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没有美国人好与社会主义制度联在一起，这是苏联知识分子主流在八十年代的一个偏见。
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比苏联人好，自有其原因。在十九世纪初，那时美国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美国人的生活就已经比西欧人要好很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领了南美洲。其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北美洲。美国虽然才立国200余年，但它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分支。
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还只有三千多万人，却拥有那样大一块肥沃的土地。当时，美国的工业还比不上西欧，还要凭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的工业。科学更谈不上发达，懂数学的人才极少，几乎没有科学家。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美国在世纪之交，即已拥有30万公里以上的铁路，国民生产总值跃升世界第一。
在二十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它已占尽了好处，大发战争财。
在三十年代还得到希特勒的一笔厚礼 —包括＂物理学的教皇＂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犹太科学家。
从此，科学的中心才从欧洲移到北美洲。
那时，美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大多数人宁愿＂光荣孤立＂，不愿介入世界事务。
美国是在二战以后，才登上世界霸主的地位。
这样，它就不仅拥有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优势，而且拥有掠夺天下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
如果要拿苏联来和美国相比，请问苏联有什么优势可言?
沙皇俄国在欧洲的形象是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反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以此为理由，支持了政府的战争主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后的内战，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它们对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抵制，使得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困难重重。
社会主义制度也像一个人一样，只有先生存下来，然后方能谈论发展。
那时的苏联所面临的是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斯大林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现实。
当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还没有与苏联建交。那时的欧美政治家中有看好苏联前途的人么?
然而，苏联人凭着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优势，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为反击任何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入侵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不妨反思一下，如果苏联生产坦克、飞机、大炮的能力达不到当时的水平，德国法西斯在席卷欧洲之后，又横扫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全球危机的景况下，苏联的成就对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如果没有来自下面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事业也是不可能的。
苏联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热情甚至感染了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他们在三十年代移居苏联，有的人在苏联解体以后，才返回北美度晚年。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汉斯·霍尔茨教授在《社会主义的垮台及其将来》一书中，对苏联当时的情况有一段合情合理的分析。他说，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农业集体化，庞大的新工业建设，广泛普及的教育系统的扩大，都迅速得以完成。这些步骤需要巨大的牺牲。无情镇压任何反抗成为成功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它们又的确为人民大众带来了生活标准和物质条件的明显改善。苏联人民对纳粹宣传的抵制(即使在被占领的领土内)和他们甘愿保卫祖国及其社会主义制度，表明大多数人民把亲身经历的苏维埃制度看作历史的前进。
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战争彻底地毁坏了人口最集中和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仍然证明了这种热情和这种对政治制度的热情认同。即使是对党组织所实施的恐怖权力的私下畏惧，也没有改变这一点。＂(HansHolz：TheDownfallandFu-tureofSocialism，NST，Vol.5，No.3，July1992，MEPPublications，P104—105)。
他接下去说：＂我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亲身印象是准备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还活着，但是对于消费品的期望，这当然事先就存在，已经被冒险性的承诺和虚幻的目标所激起，诸如此类的理由，自从1956年二十大以来已经成为党的事业的特色。以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赶上＂西方这样的口号所包含的浅薄和缺乏现实性就已经够有害的了。然而，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刺激起来的以西方的消费方式导向的需要和渴望，尽管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在运作产生一个新的需要系统，对有意义的生活的新的期望，简言之，一种新的世界观。＂(同上，第105—106页)。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那种把苏联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失落感，以及苏联的解体，都一概归结到斯大林模式上的种种说法，至少是片面的、歪曲历史的。
希特勒当年挥师入侵苏联，心中期望的正是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憎恨。幸而，他的美梦并未成真。
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冲杀出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的创立走出了相当有价值的第一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斯大林一生所作的错事，是另一个历史事实。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胡搅在一起。
那么，究竟怎样去解析苏联知识分子的失落心态呢?可以粗略地说，这是一种消费社会主义综合症。这种病只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而且也只在消费社会主义成为主流的时期才会出现。关于消费社会主义后面还会提到，我们先转过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苏联＂改革已别无他途＂，或是改革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戈尔巴乔夫用权力和盲从制造出一个不容争辩的＂改革＂偶像。这是一个历史的大笑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改革＂，＂我们别无他途＂，＂改革已别无他途＂，这些魔术般的话语都是他骗人的符咒。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改革，本来可能有三种形式，即在原有的经济模式中作调整，在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作选择，或者偷偷摸摸地复辟资本主义。
改革绝不神秘，无论怎样改革，其结果也是有利有弊，可圈可点。＂改革已别无他途＂，反映的是苏联共产党的盲从和理论上的退化。＂改革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反映的是一种分析的、批评的、创新的科学精神。
列宁和斯大林是苏联开天辟地的一代。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则是守成的一代。他们并不愿意改变苏联的制度，在名义上还举着马列主义的旗帜。然而，在他们手里，马列主义变成了一种没有生命力不能正确分析苏联社会矛盾的官方教条，以致只能产生＂新思维＂一类理论泡沫。
霍尔茨教授对苏联共产党理论上的贫困和我们有同感，他说：＂辩证理论的贫困有着直接的实践结果：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被尾随事实的政治实用主义所代替。党的发展正确政策的政治能力下降到这样低的水平，在戈尔巴乔夫实用主义的《改革》一书的浅薄妄想中显现出来，那本书的目的本是要宣布共产主义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上，第112页)
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的时候，本来可以有各种选择。但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奇迹都不会出现，改革泡沫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首先，如果选择资本主义道路。
早在194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会长哈罗德·莫尔顿，就已经把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类型分为四类。
它们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企业＂，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一种混合型经济。其中只有苏联的模式是公有制为主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
莫尔顿先生当时就知道，苏联的农民拥有小块自留地，其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如果苏联恢复私有制，它不大可能走美国的路，却比较有可能选择当时英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即主要工业由政府所有和运作，其余的是私有企业。倘若如此，莫尔顿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既不具有内含在共产主义中的中央控制生产的好处，又不具有价值和利润机制自我调节的特征＂。(HaroldMoulton：Control-lingFactorsinEconomicDevelopmentG·BantaPublishing，1949，P166—167)
除此之外，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是高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的。因此，即使苏联用最平稳的方式转变成资本主义，也难以使它更强大，更不会给大多数人民带来福音。这一点，已经是可以用事实来说话了。
其次，如果选择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在南斯拉夫之上，对南斯拉夫的模式，戈尔巴乔夫不会看得上眼。南斯拉夫从五十年代初起，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它的发展趋势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例如，切瑞欧·佩耶尔在他的《债务陷阱》一书中写道：＂在西方开始援助南斯拉夫二十多年后，这个国家更加依赖外部的资金。＂(CherylPayer：TheDebtTrap，MonthlyReviewPress，NewYork，1974，P137)
那时南斯拉夫人均欠外债还只有一百美元，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近一千美元。他认为，＂通过采用`市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逐渐重新产生了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他们得到的发展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发展。＂(同上，第141页)
他还提到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给民族分裂主义准备了条件，以及新资产阶级在南斯拉夫的产生等等。从实践上来看，这并不是一条光明之路，而是一条越走越艰难的路。从理论上来看，＂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包含内在矛盾，是随意拼凑出来的，至今没有见到严格的理论说明。
再次，如果选择在原有的经济模式中作调整。
在1985年中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讨论科技和生产问题的会议，其目标在于为科技进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并选定重点发展民用机械制造业作为科技进步的加速器。利加乔夫认为这是一项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的战略。
他事后叹惜道：＂要是真的走了这条路该多好啊!＂雷日科夫也认为这个决定是对的。他想把苏联军工综合体的成功经验，转移到各民用领域机械制造业部门，从而将它们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果这样，苏联经济完全有可能从勃烈日涅夫晚年的发展缓慢中走出来。
苏式计划经济的潜力很大，远没有走到尽头，远不是已经无法改善。苏联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东德的经济发展领先它将近十年。
东德的计划经济比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要成功得多。如果东德能够做到，苏联就更容易做到，因为东德的发展有许多不利条件。最后，寻找苏联改革的方向，还有一个端正苏共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如果苏共能克服修正主义倾向，恢复列宁主义传统，把假共产党从党内清除出去，苏共和苏联的前途无疑是非常光明的。
2001年第4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