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2001年第六期
作者：闻 迪
(接上期：2001年第5期)
追求真理需要不畏权势(下)
美国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美国人自称二十世纪为美国世纪。美国要想按它的利益来改造世界。二十世纪发生的每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重要密谋和行动，都有美国的参与，它还会继续像一个世界警察那样监视世界。所有这些反映的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本性。
资本主义制度在北美找到了最合适的肥沃土壤。正是在这里，自由竞争的原则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美国经济学家把这种制度称为＂自由企业＂，或者＂私有企业制度＂。历史上是相对于重商主义制度而言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国民财富和力量增加的最好方式，是利用政府为商业和工业制定出的规则。＂自由企业＂制度反对政府对个人的过分限制。亚当·斯密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的学说发表时，美国正在立国过程之中。他的学说后来成为＂私有企业制度＂最雄辩的说明，声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和幸福，同时就会促进他人的福利。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这样几条规则：1．生产手段(资本)的私人所有。2．经济活动的动力来自谋取利润。3．经济活动是由市场构架来调节的。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如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后期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罗斯福新政之后，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正常现象，由以上三条规则为主构成的框架没有改变。可以把这三条规则称为三项基本原则，即私有原则，利润原则和市场原则。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是具体的，它包括四个部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市场之中，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每个人都企图从交换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即卖出最好的价，或买到最值钱的货。不同阶级的人参与市场活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工人(包括白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买家当然是资本家。大体上，只有资本家才出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在美国，股民的数量的确增加了，但是一半以上的股票掌握在不到1%的富翁手中是确定无疑的。虽然每个人都会到商品市场上买东西，但是只有穷人才去跳蚤市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纽约五大道上高档商店里的东西。
这样的市场是有颜色的，它就好像一个大酱缸一样，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把颜色涂抹到每一个人身上。正是在这样的市场之中，美国富翁的财富从一百年前的万、十万、百万、千万，演变成为今天的亿、十亿、百亿、千亿。市场之于资本家犹如非洲雨水充足的丛林和原野之于动物世界中的象狮虎豹，它是资本家自由驰骋的竞技场。世界上除掉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人，不过像其中的小鱼小虾而已。而且，就像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布伦在《有闲阶级的理论》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工人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比起老板来是不太体面的，因而心中之所想，只是竭力仿效他们。换句话说，＂小鱼小虾＂也想下海当赢家，变成＂狼犬猫鼠＂。
在这样的市场氛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难道历史不是已经反复地把＂自由＂竞争的结果展示出来了吗?请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前是怎样说的：＂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
有人会问，马克思的这一套分析不是早就过时了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干部在美国住了几个月，在他的笔下，美国变成了人间天堂，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看法。在他们眼中，美国虽然有丰富的物质文明，不少工人能够拥有汽车和房子，但的确是一个充满剥削和异化的病态社会。且不说吸毒、性变态、偷盗、凶杀，以及各式各样的道德沦丧，美国仍然有不容忽视的饥饿儿童、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有名望的社会主义者哈里·麦格达夫在分析为什么发达的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说：＂一个建立在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支配权上不平等的系统，它运作起来大体上不仅会重新产生这种不平等本身，而且会增大这种内在的不平等的范围。这个过程的机制可因社区而变化，但它可由局部伸展到全国以致全球。＂他认为，如果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根本就应该立即减少汽车生产，限制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等等。哈里说得对，只有到那时，美国这个心术不正的武林高手的形象才会改变。
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机制建立在＂人的自私天性＂之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被合理化为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贡献不同。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仿佛带上了一种有色眼镜，把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法则看作是人类发展的正常现象。＂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非常动听的话，永远被束缚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繁荣之内。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对封建等级制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封建的等级是不好的，需要改变的，而各种级别的富翁这样的等级是合理的、不需要改变的，那就退化到连主张博爱的宗教宣传家的理想都不如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并主张富人应该把赚到的钱分一半给穷人。所以，人们不必惊讶，当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说，马克思主义＂包含真理成分＂。他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还说：＂放荡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在任何情况下对共产主义时代所做的善行，如与失业作斗争、关心穷人都置若罔闻。＂＂当资本主义基本上都在推行个人主义的时候，共产主义已关心起社会问题了。＂(《大动荡的十年》第198页)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歧在于应不应该质疑资本主义这个新的等级制度。可以形象地说，自由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大同世界来拥抱，而社会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人类摆脱不文明的掠夺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梯。恩格斯说得多么好：＂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社会主义者决不会不要＂自由、平等、博爱＂，只是已经不再是局限在资本允许的框架里了。自由被理解为消除阶级剥削和压迫;平等意味着扫除亿万富翁;博爱不再是上流社会豪华的欢宴，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说奴隶社会可以比作初级的动物世界，封建社会是中级的动物世界，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就是高级的动物世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看待资本主义的，他引用经济学家凡布伦的话，认为人类社会仍然处在＂掠夺阶段＂。
当我们回首二十世纪的时候，不必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纪末的巨大挫折而灰心丧气。二十世纪必将以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而载入史册。胜利才是正题，它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说明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家的宏伟设想，它也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只不过是一个反题，它展现出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可是，失败乃成功之母，只有经历了失败，只有把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试验过了，社会主义者才能从中总结出新的经验教训。而且，也只有到修正主义的政权垮台之后，右翼共产党人路线的不合理性才会充分暴露出来。令人欣慰的是，二十世纪发生过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三大革命的旗手都是社会主义者。爱因斯坦这个像牛顿一样伟大的物理学家，被美国的《时代》周刊评选为代表二十世纪的人，也是心向社会主义的。他在1949年为保罗·斯威齐的《每月评论》写了一篇文章，登在5月的创刊号上，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在他次年出版的《晚年集》中也收入了这篇文章。值得人们注意的是，1950年2月9日，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他著名的反共演讲，由此揭开了所谓的麦卡锡时期。麦卡锡把爱因斯坦也看成是美国的一个敌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档案长达1200页。(参见JamieSayen：EinsteininAmericaCrownPublishers，NewYork，1985，Chapter16)
如果没有罕见的道义上的勇气，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是连躲避都惟恐来不及，那里还敢授人以柄。在文章中，爱因斯坦在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接着写道：＂我确信，要消除这些严重的弊病，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个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里，生产资料由社会本身所有，而且以计划的方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应该自觉地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调节生产，这样就有可能使人人都有工作做，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得到保障。对于教育，他认为除了发扬个人的天赋才能之外，更应注意培养他对他人的责任感，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颂扬。
难能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停步在对计划经济的认同上，他似乎也懂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者不能不把他们的眼光投射在经济问题之外。他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结论，他说：＂然而，必须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要求解决这样一些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由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广泛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机构不致变得专横和傲慢呢?怎样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以及怎样才能使对行政权力的民主制衡得以确保呢?＂(以上引文见Einstein：OutofMyLaterYears，PhilosophicalLibrary，1950，P130—131)
可以说，爱因斯坦实际上提出了，怎样实现由＂集权＂的社会主义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转化问题。社会主义者绝不可以不讲民主，不要民主。恰恰相反，对民主问题的重视与否正是社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不同点之一。社会主义者认为，权力的合法性在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由于私有观念的长期存在，执政的共产党中，就会不断发生以权谋私，甚至发展到倒转社会主义的方向。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民主的充分发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爱因斯坦已经看出只有经济基础方面的变革还不就是社会主义，它天然地要求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配套变革。
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不仅在于几百年来的积累优势，而且在于几千年来的私有观念的根深蒂固。私有观念是不可能被钉进棺材埋入坟墓之中的，只要它存在，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道理戏剧家萧伯纳早就讲过了，他说：＂直到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信条：废除私有制和收入平等，已经被人们当作宗教教条来对待时，即任何不同的作法都被认为是不明智的，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可能的。＂(GeorgeBernardShawonSocialism，inTheTreasuryoftheEncyclopaediaBritannica，Viking，1992，P620)
当执政的共产党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坐享太平的时候，私有观念就有可能重新征服大大小小的当权者。因此，当铁托在指明南斯拉夫社会面临的三种敌人的时刻，他忘记了加上更为重要的一种—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和演变，已经把这个特点揭示出来。抓住了这个特点，苏联这个空前强大国家的突然崩溃，就不难理解了。
2001年第6期 (全文发表了”暂时到此）
（责任编辑：林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