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美术上的提高与普及工作
作者：胡一川（署名“一川”）
胡一川 1942年5月14日 延安
在美术工作上有人认为要提高就要到后方来，要普及就要到前方去。也有人说前后方的美术工作都是脱节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表面上看来，在前方做美术工作的同志，因为工作急迫的需要，都忙着制作大批的宣传画，印发到群众里面去作广泛的宣传。他们确实是在那里做普及工作。在后方做美术工作的同志，因为是在比较和平的环境里，他们可以安心的坐在画室里画石膏，画模特，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在那里做提高工作。
提高和普及工作都是重要的，没有适当的技巧，那内容就无从表现出来。有了好的技巧和表现出了充实的内容，意思就是说有了好的作品，不设法和广大的观众发生关系而把它置之高阁，那也就无法表达那作品的作用。做普及工作的同志不注意提高，就很容易变为群众的尾巴，他会不知不觉的陷到泥潭里去。做提高工作的同志不注意普及的话，也很容易脱节，因此我们不能把二种工作机械地分开，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性。
前后方的工作环境确实不一样，但我们感觉到在前方做普及工作的同志，也可以在实际的工作环境里逐渐提高技巧，他可以更加有机的把内容与形式联系起来看，他会深深的感觉到内容是重要的，□□□□□ □□□□□□□□□设法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虚心的向他们学习，他能迅速的知道他们的作品在群众中的反响，使他们更加注意作品的实效，明了自己的优缺点，更加大胆的发扬自己的长处，毫无痛恤的克服自己不好的工作作风。他有更多机会去研究敌友我的宣传品，他更可以灵活的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体验生活，收集材料和自由的去找各种各样的模特画素描，画速写。总之，他可以在斗争的工作环境里更加有机的不断提高技巧，事实也是这样，不一定非回到后方来就不能提高，但我也不反对假若在前方工作了一个时期，工作放得下能回到后方来交换一些工作经验，比较有系统的学习一下。因为在前方比较困难看到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没有比较安全一点的环境，让你比较有计划的创作。
在后方做提高工作的同志要做普及工作是否非到前方去不可呢？我的意见是可以去，应该去，但如果工作放不开，也可以不一定去，前方是与敌人搏斗最尖锐的地方，是直接和敌人展开宣传战的场所。在那里你可以闻到战争的气息，在那里有丰富的题材，它会激发你的创作冲动。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群众眼巴巴的渴望着艺术作品。我们应该鼓励大批的美术工作者上前方，但不一定都非去不可，因为要完成美术运动的任务，单靠前方是不够的，后方也有丰富的现实题材，除了延安以外，还有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艺术作品，这些工作都待我们去完成。因此我说在后方的美术工作同志也可以做普及工作，事实上也有些同志在那里做。
照上面所说的看来，是否前后方的美术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了呢？我虽然也曾到过前方，但我没有作过普遍的调查研究，因此我现在还不敢说整个前方的工作是怎样；但根据我个人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和由前方有些地区寄回来的作品看来，前方的美术工作确有它的成绩，一般的说来都能配合政治的具体任务，迅速的制作大批的宣传品印发到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去作深入普遍的宣传，但也存留着一些缺点：
1．有许多作品严格的说来，完全是标语口号的东西，是概念化、公式化的老一套，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些美术工作同志虽然生活在题材最丰富的前方，但因为缺乏艺术理论和技巧的修养，他不能很好的去认识生活，收集更加具体的现实材料，就是有了材料，也不一定能马上利用美术的特殊工具表现出来。
有些美术工作同志在理论上虽然有比较好的修养，但因为当地的负责同志对于美术工作还了解得不够，或因做美术工作的人少，而需要迫切做的工作多，这些工作是美术工作者应该做的，所以他们还老是停留在宣传室里无法出门一步。他虽然在前方，但他对于前方还是隔膜的，他对前方的知识，只是由报章杂志或听来的多。
有些美术工作同志虽然可以自由地到各个地区去收集材料，但因为他是走马看花式的去收集材料，没有作深入的去认识现实，他所了解的还是一个表面。
美术是造型的艺术。美术工作者吸收营养的唯一武器就是眼睛，现实社会里面各式各样的具体形象，不直接经过眼睛而间接地单靠报章杂志或耳朵听是不够的。艺术工作是以具体的形象表现政治的内容，而不是以政治的口号代替艺术的形象。因有以上的那些原因，所以在前方的美术工作者，主观上虽然不愿意这样做，但客观上就无形中形成了在前方的许多美术工作同志与前方的现实生活还是有些隔离，前方虽然有丰富的题材，但还没有很好的去认识，去吸收。为了工作迫切的需要，有许多作品也是凭主观幻想虚构的多，使作品停留在标语口号的圈子内，陷于概念化、公式化的老一套，和作者的体验生活，理论与技巧的修养，不能说没有关系罢！
2.因为工作迫切的需要和技巧等所限，有些作品确实呈显出有点粗制滥造的现象，为了要使作品能真正的在群众中起很大的作用，除了要有充实的内容外，还要注意到表现形式和创作过程，我们要大批的印刷作品，但我们又要尽可能的节省经济，如果是粗制滥造和群众根本不起作用的东西，而也大批的印发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不在于表面上的好看或有无，而在于实际的效用。
3．一般的说来，在前方的美术工作同志对于敌人的宣传品，还缺乏作系统的加以调查研究。敌人完全没有理由但能说得天花乱坠，利用一切方式方法进行他们的欺骗宣传。我们有了充分的理由，还不能比较机动的运用一切方式方法，更加具体和有力地把它表现出来，散发出去，和敌人展开宣传战。
4．在创作和发行工作上，也没有更加明确的注意到对象，因此有许多作品失掉了它的作用。
在前方的美术工作，有了以上的缺点，是否可以说它完全和现实脱节呢？我觉得在前方的美术工作不管怎么样，它的一切利害关系是随时随地都建立在抗日战争上的，一般说来都能站牢自己的立场。上面所说的那些缺点，也是打破过去的美术活动范围，变为大众革命武器过程中所难免的，而且这些缺点是在不断的被克服着，因此我们不能说它和现实完全脱节，而只能说在工作的某些方面还存有缺点，工作还做得不够完善。
在后方的美术工作又怎样哩！据我个人的感觉，不论在理论和技巧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粗制滥造的现象比较少，在延安开过的许多展览会，在延安的观众中确实起了相当的影响，这些都是好的，但也存了些缺点：
1.不错，在延安的美术界是相当活跃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延的美术工作同志经常有作品产生，经常可以看到展览会，但一到边区的各个角落里去一看就不同了。美术本身有许多优点，它可以更加便利的深入到群众中间去，我们为什么不设法把美术运动的活动范围扩大些哩！在后方也曾有画报之类最容易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刊物，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得更加完美些哩！
2．提高工作固然重要，我们不但不应该反对而且还要不断的提高，但我或多或少总感觉到在后方有些美术工作同志，对于提高工作过于强调了些，眼睛似乎只往上看而不往下瞧瞧，他会随时随地注意线条、色彩、构图、形式上的趣味而不大关心作品的内容，他以为普及工作就是指那些标语传单，他认为这些工作是那些技巧比较差的同志的工作，没有想到这是大家的事体。他没有了解要开展美术运动，只讲提高不讲普及是不可能的，他经常沉醉在将来伟大的作品里，而不注意目前在美术运动上的许多实际问题，他知道只看到自己的鼻尖的近视眼需要戴眼镜，没有了解只看到远处而忽视了目前的周遭的远视家，同样也是一样病态。
3．对于敌人和各个根据地印发出来的宣传品，加以系统的研究还做得不够，对于目前美术工作的主要对象和他们的接受程度，也没有很好的加以注意。
4．我认为在后方的美术工作，所以没有及时和大批印刷作品，散发到边区群众里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印刷问题，如果不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普及工作就不容易做得好，因为单靠少数的画和单在延安展览是非常不够的。
在后方的美术工作有了以上的缺点是否可以说它完全和现实脱节呢？我感觉到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后方的美术活动如展览会是直接和社会现实发生关系的。而且有些美术工作同志或多或少的在那里做普及工作，教育机关虽然不能脱离社会运动，但我们也应该区别他们的工作方式。为了更充分的表现内容，在画室里画石膏素描提高技巧也是需要的，但如果我在前面说的那些缺点是没有错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指出，在后方的美术工作，一般说来对于普及工作做得非常不够，有些同志确实存在着或多或少不好的偏向。
总之我感觉到要扩大美术运动，就要加强前后方的联系，多交换工作经验。提高与普及工作应该要有很好的配合，展开美术工作上的批评，发扬其优点，纠正其缺点，对于美术工作同志的体验生活、收集材料要多给于方便，对于敌友我的宣传品，加以系统调查研究。创作态度要严肃，不由主观愿望出发，认清工作对象，向群众学习。在创作形式上，要打破形式主义旧的一套，创作一些更加完整的新形式、新内容，为大众所欢迎的作品来。解决印刷问题，把比较完整，能在群众中起作用的作品，大批的印刷和散发到群众中去。开展美术运动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主要的是要靠美术工作同志去□的努力。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
核校说明：(一)核校的原则是忠于手稿，尊重作者的用语习惯。手稿中的笔误及错别字一并保留。(二)无法识别的字，用“□”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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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珊珊、钟佳、稂莠
审定：胡斌
文献整理：胡一川研究所
胡一川研究所发表此文献撰写的背景资料
1941年5月，胡一川在太行山接到调回延安的指示，带着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的抗战创作和宣传经验，以及专门从晋东南各地收集到的抗战木刻和年画作品回到延安汇报工作。6月12日，胡一川抵达延安后，立刻着手准备工作团作品观摩会和整理前方报告的工作。根据现存日记和文献记录，胡一川于6月23日，在延安西山文艺俱乐部布置起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敌后木刻展览”，并作《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工作报告，又分别于6月24日、7月5日在鲁艺美术系召开了两次关于“鲁艺木刻工作团敌后木刻展览”的观摩座谈会。胡一川将前方的美术创作实践及问题积极地与延安有关同志分享交流，引起延安美术工作者热烈讨论。但也遇到关于文艺创作“提高”还是“普及”的现实矛盾，让他感到敌后的“普及”工作在当时未受到延安的理解和重视。
1942年5月，胡一川受邀全程参与了持续一个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座谈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胡一川深感鼓舞。“听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后，感到非常实际，抓到了问题的要点，我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做普及宣传工作的体会写了一个发言提纲，题目叫《普及与提高》，准备在会上发言。因为要求发言的人多，实在无法插嘴，我就把这个发言稿整理了一下送给陆定一同志，希望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胡一川在后来的《革命文艺灯塔永放光芒》【1】一文中提到。
但在5月23日毛泽东做文艺座谈会结论后，胡一川深深感到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中国当代文艺的总结，是指导中国文艺走向革命道路的灯塔，是非常及时和打中要害的。既尖锐又有血有肉，有说服力，我感到很解决问题。但也暴露出自己水平低，没有从辩证关系上去解决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我虽然也知道普及和提高的重要性，但只简单认为作了一段普及工作后就应回到作普及工作，也应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觉得毛泽东同志的说法非常正确，觉得自己的发言稿中的论点不完整，我立即把送到《解放日报》的稿子撤了回来”【2】。
适逢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我们特将上述胡一川文章《谈美术上的提高与普及工作》的文物手稿按原文编辑推送。这是胡一川于1942年5月14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及整理的版本。让我们在80年后的今天回看这篇对于胡一川和鲁艺木刻工作团都非常重要且未被出版的文章，并从中体会当时胡一川肩负的重任和复杂的心情，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微妙的舆论现场。
注释：
【1】胡一川：《革命的文艺灯塔永放光芒》，1992年1月24日，原载《美术》1992年5期。【2】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