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王三纲
–家父百年祭
作者：古远
家父王三纲1922年出生在浙江分水县（今杭州桐庐）。此前一年，距分水三百里远的嘉兴南湖，在一条普通游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由向往、走进到驱离，再重回“母亲”怀抱，父亲一生与中共结缘，恩怨情仇，不离不弃，不改初心。
父亲1922年初冬出生于浙西乡间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因祖父早年病故，祖母与四个年幼孩子相依为命，靠十几亩薄地收租过日子，常常青黄不接吃不饱饭。后来在家族堂伯的资助下，父亲断断续续完成了高小学业。
当时抗日烽烟四起，为躲避日寇扫荡，全家老少还曾逃难深山老林。动荡不安的童年和艰辛的求学经历，塑造了父亲吃苦耐劳的坚韧意志，并逐步竖立起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人生目标。1948年初，25岁的父亲考入上海工商专科学校，并在那里接触了中共地下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就读的“中华工商”是由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创办，聘请马寅初、叶圣陶等名家贤达在校任教。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联总部设在该校，并印发地下进步报纸《学生报》，学校师生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被誉为上海学运的一座“民主堡垒”。
父亲在中共党员同学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他在同学间传阅进步书报，秘密收听延安新华广播，并将有关新闻摘抄张贴；他还与交大等高校学生串联，组织发动群众参与反饥饿游行，并且巧妙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搜铺。
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时，父亲和进步同学在上海地下党的统一指挥下，组织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他们秘密调查敌伪住址、绘制街图，连同地下工作等有资料送达三野前指，在夜以继日的艰苦斗争中迎来上海解放的第一缕曙光。1949年2月，在上海解放前三个月父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同年7月，父亲由党组织安排接管旧政府机构，进入市直接税务局工作。不久，他还奉调到上海市“民主评议会”，“财产重估委”和等机构工作，先后担任过人事室课长、稽查科长和副处长等职。他参与了上海市“五反”工作，曾出任方毅副市长的“五反”联络员，及稽查第五大队队长等，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不法资本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斗争。当年由陈毅市长署名签发给父亲的“任命状”至今还珍藏在家。
1954年一场反“高饶集团”的疾风暴雨波及上海，党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党审干运动。部分基层党组织受左倾思潮影响，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对党员一般问题宁左勿右，无限上纲。由于父亲在49年入党时，未将家庭地主成分和自己一般性质的政历问题，及时向组织讲清楚，而被定性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遭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行政降两级过严处分。
离开了党组织，父亲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以此吸取教训。以后二三十年的岁月里他严格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努力工作，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念和追求。他定期参加学习报告会，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
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把四个子女送到新疆、吉林、安徽及云南的边疆农村。在家人子女遭受自然灾害，家庭经济陷入极度困境的时候，父亲从未向组织伸手要求补助，而是自己节衣缩食，咬咬牙，扛过来。
父亲对子女严格要求，身教言传，给我们树立了“公私分明，不占小便宜”的好样本。他常说，公家的一张纸也不要拿了私用。在下乡的日子里，总是会收到父亲充满深情来信鼓励我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同时不忘读书学习；只要掌握了真本事，将来总会有用武之地。他还要求我们积极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入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令父亲“枯木逢春”，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期盼。结束长达二十多年学校、工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父亲幸得落实干部政策，“归队”回到市财政局。在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方针鼓舞下，他为自己党籍遗留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提出申诉。
经过党组织认真复查，认定当年处分父亲的“事实依据不足，定性有误”，并结合他在地下斗争和近三十年来的一贯表现，予以撤销原有处分，恢复党籍。
记得1983年的一个夏夜，父亲很晚才回家。原来那天是他恢复党籍后首次过组织生活，党员同事热情洋溢欢迎他“回家”，令他感慨万千。那晚，父亲溢于言表的神情，难得一见，我至今记忆犹新。
但世事难料，正当父亲重获“政治生命”，整装出发时，癌症病魔逆袭而至。由于父亲长期在基层辛苦劳作，加之精神压力过大，当医院确诊病情已是胃癌晚期。他在迎来1985年第一天的当晚不幸离世，匆匆走完了他63载的坎坷历程。坐落于苏州河畔，为父亲弥留抢救的市第一人民医院，这座上海解放的历史建筑，似乎见证了这位老地下党员当年曾做过的贡献。
在单位发布的父亲去世讣告上，我们兄弟姐几个执意要求写上：“中国共产党党员王三纲……”,以此告慰孜孜追求一生的父亲。
（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