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李青宜著 重庆出版社
第八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战略
第三节 列菲弗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论
列菲弗尔根据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普遍性的分析，提出了应该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和手段。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有不少人在考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途径时，都很重视日常生活的批判，列菲弗尔是其中最著名者。另外，其他一些人也提出了种种范畴、概念，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致力于日常生活批判，如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论述，赖希对“家庭”、“青春期”的性的分析以及对“婚姻制度”和“性格结构”形成的研究，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的概念，萨特关于“社会集团”的形成和分解的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等。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应当像恩格斯和苏联革命模式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涉及自然和历史的包罗万象的必然规律的观点体系，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放在微观社会体系、日常生活的社会范型上去，日常生活批判应当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因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实现，也才能把人从异化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应该是社会变革的中心”这一观点也是与苏联革命模式针锋相对的。他们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变革是宏观体系，革命只限于宏观的方面，如所有制、国家政权。其结果是所有制、政权变了，人的日常生活却变化不大，资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没有肃清。他们提出微观问题，认为革命不能限于宏观领域，而应包括微观领域（日常生活）即包括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家庭教育等这些鼻子尖底下的问题。因此，社会变革的中心就应放在日常生活、放在批判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苏联革命模式的缺陷，主张把社会变革深入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然后再由微观上升到宏观。
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就是通过创造一种关于日常生活中异化形式的现象学，通过对这些异化形式——如家庭、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活动、口头的和其他的交往形式、社会的相互作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的异化形式——作精巧、丰富的描述来进行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可以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经济意识以及他对社会和历史生活的动力的宏观理解同对日常生活表层下面的、制约着个性心灵发展的力量的动力的理解融合起来，从而把具体个人的问题恢复到与集体性问题并列的应有地位，重建社会主义同个人自由的同一性。据此，他们把心理学、教育学的范畴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合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批评苏联革命模式因忽略日常生活批判而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妇女、青年、学生、少数民族等等在心理学、性和美学等方面所遭受的压迫，不能正确理解由此而起的反权威的学生运动、少数民族的造反，妇女和性解放运动等的意义。
例如，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青春期造反”的理论问题，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男孩16岁、女孩14岁便进入青春期。每个人到这个年龄都有一种本能的造反冲动、即盲目地带有非理性地反抗。某些国家的家庭结构专门镇压青春期造反，学校也是这样。孩子从小在家受压抑，学校、家庭循循善诱，让克服非理性造反，把孩子塑造得习惯于服从，这与他们后来造反造不起来有关。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日常生活批判应搞这些东西，正确引导青春期造反冲动，不能用父权制把造反冲动压下去，压抑孩子没好处，走到社会，该造反就造不起来。
那么，列菲弗尔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和手段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在列菲弗尔看来，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经济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候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在那个时候，社会实践中、自发意识中、群众生活和阶级生活中的一切因素都凝结而集中在政治生活上。除了这一时刻外，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互相分离着，甚至分道扬镳，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此。他说：
“这时候，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便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一方面包罗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它们掩盖和隐蔽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上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象作为日常生活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涵义而把日常生活隐蔽起来①。” ①列非弗尔：《日常生活批判》，1958年巴黎版第66～67页。
列菲弗尔还从反面来展开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性的论述：
“我们来问问自己，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要改变什么？我们依然不清楚。要消灭资产阶级和阶级对抗吗？要消灭所有制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吗？这些都是消极的定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一书中，列菲弗尔还反复申明，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政权，“就事实而论，并不牵涉具体生活中的改革①。” ①列菲弗尔：《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1958年巴黎版第58页．
由此可见，在列菲弗尔看来，凡涉及到“改革”、“涉及到“具体生活”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就应当把日常生活批判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这些，就是列菲弗尔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的根据。
为什么要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和方法？列菲弗尔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1．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往往被日常生活所掩盖，这种日常生活表现为两个特点：通过现代化的宣传媒介和文化教育机构（教会、学校、各种文化设施）对工人阶级及整个市民社会进行潜移默化，迫使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异化”。通过一种“现代性”、即宣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各种福利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窒息人们的创造性与革命性，掩盖剥削阶级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的强制性，使这种剥削和压迫披上一层理性的外衣。
因此，列菲弗尔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宏观革命应该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革命、即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制度大量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劳动、娱乐、家庭、邻里关系、两性关系。在这些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思想异化和对人的异化，都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性。所以，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通过微观革命，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日常生活压抑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他们能够起来在这个领域为自己的主观利益而斗争，为经济与政治革命作准备。
2．苏联革命模式只重视宏观世界的革命、即只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放，忽视了微观世界的革命、即忽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个人的解放。这种革命模式有弊病，不能唤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加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与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情况很不相同。因此，苏联革命模式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
列菲弗尔及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成为总体性革命、真正的革命。要这样做，就应该克服忽视微观世界的革命、即忽视日常生活批判和个人的解放这样一些偏向，把微观世界的革命、日常生活的批判放到应有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
列菲弗尔认为，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在革命前为宏观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作准备；在革命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状况，达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的统一。
那么，列菲弗尔在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手段时所反复使用的日常生活、日常、日常性又有什么具体含义呢？
他首先从哲学意义上来阐述他所说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每个人的事。”
“哲学家们总是把日常生活拒之于门外：始终认为生活是非哲学的、平庸的、没有意义的，只有摆脱掉生活，才能更好地进行思考。我则与此相反，努力把日常生活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使它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
“这种改造哲学、扩大哲学研究领域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从哲学角度对日常生活的看法：用一种非平庸的看法来看平庸。我这种尝试的最初目的是希望从普通的、一般的事物中会突然出现特殊的、非同一般的事物，把哲学运用到实践、人体、游戏、赌博和人类其它活动方面，从而改变陈旧过时的哲学研究方法。”
在谈到日常生活、日常、日常性的含义时，他说：
“日常生活恒常存在并充满价值、礼仪习俗和传说。‘日常’一词指的是日常生活开始具有现代特色：‘日常’作为计划的对象，它的进程受市场、等价制、销售学和广告的控制。至于‘日常性’的概念，则强调日常生活的协调、重复和琐碎：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进程。……”
“还可以补充一点，从我研究这个题目时起，我就发现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促使我对建筑学、居住条件、街道、旅程、旅费、空间和社会年代、技术和工艺学、信息学等也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列菲弗尔正是根据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现实以及这些异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提出以日常生活批判为中心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途径和战略的。他认为要把这个社会中的广大群众从日常生活的异化中唤醒，使他们认识自己被异化的现实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从而重新具有革命性，就必须从日常生活批判入手。
在列菲弗尔看来，马克思制定了诸如“社会阶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企图确定这些概念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应加上新的包含日常生活内容的范畴：消费、旅游、广告、城市社会等，这样就可能制定出由这些范畴所产生的、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新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列菲弗尔认为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日常性”和“现代性”。
他认为，作为“消费支配的官僚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无产阶级仍然像 19世纪一样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但统治的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过去采取纯粹的暴力，而现所在采取的是一种称之为“现代性”的带有弥漫性的可怕手段——他们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物质利益的“趋同化”来极力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企图将无产阶级异化到能相信自己已不再被异化的程度。
这种“现代性”还表现在由统治阶级所控制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他们使用结构主义、控制论、技术性、科学性等各种具有“现代性”的形式主义，给这种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由消费支配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提供了理性的外表。
在列菲弗尔看来，这种“现代性”掩盖着强加在被剥削者身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存在的，“现代性”并不贯穿于整个“日常性”，“日常性”是由对“所有的范围、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方面实行的压力与压制所形成的。”这种“日常性”是通过广告和计划人为地规定着，它分散了人的创造力，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方式、汽车、旅游、必要的又受领导阶级支配的文化的消费与享用上。列菲弗尔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逐步向无产阶级提供的一种诱人的福利，这种福利逐步使无产阶级被征服。
但是，在列菲弗尔看来，这样一种征服从本质上来看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这是因为当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社会中又增加了新的矛盾。尽管资产阶级把日常生活变成了异化的首要的方面，但资本主义还是不能达到征服所有的人，物质的饱和只能促使人产生其他的向往；同时，由于疲于同化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不再有可能同化青年、外籍劳工、妇女和知识分子。没有被同化的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发动一场“持续的文化革命”，以便向产生异化的土壤——日常生活发起批判。这些在地方上制造分裂的少数派能够引起整个革命的爆发，实际上，他们掌握着能够导致那些在“文化革命”的影响下揭露他们日常生活的矛盾和“不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的人们的反抗。
列菲弗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革命实践的中心。
在他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地认识他本身的处境，所以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才能恢复一种能摆脱无形压抑和得以自我表现的能力，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的行动才能够动摇整个社会，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从本质上看能同时触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列菲弗尔企图把日常生活孤立地看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让步的“环节”之一。
列菲弗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问题的理论观点，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了非镇压性和日常性的战略；提醒人们革命不仅需要重视宏观革命、即经济与政治革命问题，而且也要重视微观革命、即重视日常生活问题、重视个人的解放、重视意识革命；提醒人们要克服革命的片面性，把革命变成为总体性的革命。他的这些论述尽管能给人以启迪作用，但由于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主导作用，否定了无产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与主力军作用，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文化革命”上，寄托在工人阶级之外的青年学生、外籍劳动、妇女和一些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上，这也就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法国1968年的“五月运动”的失败，也证明了列菲弗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的论述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