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国的改良与革命
茨坪（胡大江）
历史上，贵族造反是脱离群众的革命运动，十九世纪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就是典型的没有群众基础的贵族革命范例。
反沙皇革命运动前的俄国局势
法国大革命震动了全欧洲，威胁着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因此欧洲各国不断组织反法联盟，妄图扑灭法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动摇了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刚刚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根基，俄国的农奴经济制度发生危机，农民对地主的抵抗不断加强。在欧洲新型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冲击下，亚历山大一世一上台，就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内政，建立现代官僚体制，并于一八○三年颁布了《自由农民法》，象征性地解放了五万农奴。在对外方面，继续前沙皇所参与的反法联盟，用武力干涉法国的革命运动。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在单独与法军作战时却连吃败仗，只好脱离反法联盟并于一八○七年与拿破仑谈和，与英国断交，承认法国对波兰的统治，而使俄国获得了在波罗的海和里海的活动。
俄国在参加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制之后，也就自动地停止了自己向英国的谷物出口，此举对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得以的情况下，俄国又偷偷地让英国船只进出俄国港口，这举必然激怒法国，从而导致拿破仑一八一二年远征俄国。虽然拿破仑攻占了莫斯科，但法军已经是弹尽粮绝，在西伯利亚的寒流和俄国名将库图索夫指挥的俄国军队的反击下逃回法国。
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战争却严重地打击了俄国的经济。沙皇重用保守政治家阿拉克契夫，实行屯田政策，放慢解放农奴的步伐，加重对农奴的剥削，欲弥补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将经济上的危机转嫁到农奴的身上，因此激起了农奴更强烈的反抗。原本倾向于自由派的亚历山大一世，面对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却日趋保守，建立反动统治体系，对新思想加以弹劾。
沙皇军队的士兵服役时间太长，一直是沙皇军队中不满情绪的主要问题。由于军费的短缺，阿拉克契夫只得先安定老兵生活，想以此来安定军心，但此举更引起了年轻军官们的不满。从西欧战场回来的年轻的军官们充满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卫国战争使人民提高了民族意识和人类尊严的感觉，他们要求沙皇彻底废除农奴制解决土地问题和彻底废除沙皇的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沙皇的残暴使以年轻军官为主的知识阶级走上革命途径。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是出身贵族，但是他们的活动在严酷的专政威胁之下，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秘密结社，组织武装起义。在南方乌克兰的军官们成立了“南方结社”及“斯拉夫人联合会”，以建立共和政体为目标，目的是统一包括中欧与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主张给农民土地与自由，主张用武装革命完成。在北方的彼得堡的军官们成立了“北方结社”及“救济同盟会”，以确立立宪君主制为革命的目的，欲消灭农奴制，但主张土地仍属地主的君主立宪。各秘密协会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起在彼得堡和俄国南部作准备并组织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起义。
十二月党人起义
一八二五年的十一月，没有子女的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莫名其妙地死了。谁来当这个封建帝国的皇帝呢？经俄国的贵族和大臣们商议，按照惯例应该由沙皇的二弟康斯坦丁来继承皇位。于是，贵族和大臣们当即举行了效忠康斯坦丁的集体宣誓。
可是，万没料到，当时任波兰总督的康斯坦丁对继承皇位毫无兴趣。他耽在华沙不想回国，还写信回来声明放弃继承权。
这可急坏了俄国的贵族和大臣们。在此混乱时刻，沙皇的三弟尼古拉写信给华沙的二哥，表示自已愿意出来继承皇位。在康斯坦丁同意后，俄国政府通告全国，并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举行一次宣誓仪式，向新沙皇尼古拉表示效忠。
此时，秘密团体认为这是起义的大好时机，因此乘机煽动。他们宣传说康斯坦丁并没有辞位，只是他的立宪思想被保守派所排斥，而尼古拉并无意去实现亚历山大“缩短人民服役期限，增进人民福利”的遗言。“北方结社”在准备起义时编写的《教义问答》的小册子中说，如果士兵们向新沙皇宣誓就是反对上帝，谁听从新沙皇，谁就是上帝的敌人，还言明起义成功後将缩短兵役为十五年，并且要设议会和解放农奴。起义的目的是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反对俄国的封建制度，要求解放农奴，实行民主。
十二月十四日一清早，由“北方结社”成员禁卫军上校多鲁贝兹哥领导的三千多陆海军士兵，整队开进彼得堡的大街。他们全副武装，刀剑出鞘，一直走到元老院圣伊萨克广场，围绕着彼得一世的铜像，排列成一个战斗的方阵，宣告起义。他们高呼口号：“拒绝宣誓！”“反对宣誓！”“康斯坦丁万岁！”“立宪政体万岁！”“要求宪法！”“要求民主！”但是其他部队和民众并没有相继响应他们的呼吁。
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正要登极的尼古拉，尼古拉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会有人出来反对他，他马上命令骑兵去冲散起义队伍。可是起义士兵多次打退了骑兵的冲锋，沙皇军队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起义的队伍巍然不动。
尼古拉看到硬的一手不行，就想用软的一手：劝降。披着长长黑袍的彼得堡总主教战战兢兢地走进广场，他右手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左手拿着《圣经》，嘴里发出颤抖的声音：“孩子们，上帝是仁慈与和平的，你们把枪放下吧！”
“去你的，沙皇的帮凶！”起义的士兵不理睬他。
“孩子们，上帝是——”总主教厚着脸皮想再作一次说教。
“走吧！走吧！免得挨揍！”起义士兵愤怒地把他赶了出去。
过了一会，彼得堡的总督大摇大摆地走进广场，他还象往常一样，摆出了一副贵族的架势，当着起义的士兵演说起来：“士兵们！你们的行动就是叛乱！叛乱是要杀头的！沙皇尼古拉陛下是仁慈的，他饶恕了你们，你们解散吧！快解散吧！…”
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一个起义者奔了过去。“啪！”一记耳光打得那个总督晕头转向，接着，拳头象雨点般地朝他胸前打去。总督痛得“哇哇”大叫，转身就逃跑了。
“民主万岁！”起义的士兵看到总督的丑态，兴奋地高呼口号。
士兵的起义吸引了广大的人民。到了中午，彼得堡的工匠、农奴、城市贫民，纷纷涌向广场。修筑大教堂的工人拿起了木块砖瓦，愤怒地向沙星的军警掷去。起义队伍扩大了。
尼古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马上把炮兵调了过来，下令向起义者轰击。“轰隆！”霰弹炮的炮弹爆炸了，起义士兵血肉横飞，他们死的死，伤的伤，看到起义必将失败，许多军官愤然自杀，起义军被迫退出广场。尼古拉命令在冰封的涅瓦河上掘开一个大洞，凡是躺倒在广场上的起义士兵，不管是死的还是伤的，统统被扔进了冰窟窿。接着，就在全城进行大搜捕，逮捕了好多个起义领袖。
半个月以后，即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南方结社”领袖莫拉维耶夫在俄国南部的乌克兰领导一个连的士兵又发动了起义，但结果同样也被镇压下去了，许多起义领袖被捕。
因为彼格堡和乌克兰的起义正好是在俄历十二月，他们又是由相同的组织发起的，所以历史书上把领导这次起义的成员称为“十二月党人”，把这次起义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因为没有与普遍高涨的人民反沙皇制度斗争相结合起来，结果被镇压下去了。一八二六年七月，尼古拉枪毙了各革命领袖，运动中最出色的组织者和思想家波斯节里、雷列也夫、穆拉维约夫·阿坡斯托尔、卡霍夫斯基和别斯屠热夫·留明均被判处死刑。一百多个参加运动的人被判处苦役和流放到西伯利亚。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俄国第一个反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十二月党人为了准备和领导革命的变革以及制定未来的俄罗斯国家的宪法，建立了秘密组织。但是运动的意义却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了俄国社会各先进阶层，并且越出了秘密组织的范围。
最後一次贵族革命失败了；然而“圣伊萨克广场（元老院前）的炮声惊醒了俄罗斯的青年一代”（赫尔琴）。
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和俄国知识份子产生思想上的黄金时代
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在意识形态方面，钳制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实行严密的秘密警察和酷刑拷打的制度，以及将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反动统治。压制民主运动，建立俄罗斯三宝：“专制、正教教会、国家主义”（即：东正教信仰、专制、农奴制度）的三位—体思想。有计划排斥欧洲文化，以“尼古拉纪律”及“第三厅”镇压“反俄罗斯的活动”；在大学禁授哲学与西欧宪法，视社会科学为革命的细菌。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却使农奴无经济自由，有“死於自己财产上的权利”，地主获暴利。农奴反抗事件达二千多次。一八六六年“厄古拉伊寿丁小组”组长狙击沙皇失败，沙皇更加反动。一八六九年大学生反对教育部长托尔斯泰，托氏开除学生，规定三年内不准复学。尼古拉一世继承亚历山大的衣钵，对外镇压波兰和匈牙利的人民革命，人们称他为“欧洲的宪兵”。但是，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却成为了俄国知识份子产生思想上的黄金时代，贵族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占有重要的地位。
团结了俄国社会各先进阶层的十二月党人运动，表达了俄国历史发展的业已成熟的要求，反映了反对农奴制度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十二月党人给自己提出了如下的任务：通过革命的道路、组织武装起义来消灭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并成立共和国，取消农奴制度并确立民主自由。十二月党人运动和一八一二年反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所激发起来的俄国人民普遍的爱国主义高潮是有联系的，替俄国民族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但是，由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局限性，在对待人民激发起来的革命高潮表现出恐惧，在起义过程中，在策略上表现出犹豫不决，以及他们所拟定的革命目的也是狭隘的。列宁写道：“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和人民相距太远。”（“列宁文选”两卷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91页）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产生於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实质与十二月党人一样，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74页），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就是在改良後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阶级占优势，它是克里米亚战争后，在俄国出现的一个农奴解放变革期的革命思潮，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都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主流。其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是一批以留学生为主的知识份子激进派，称之为民粹派。在沙皇反动专制高压下，别林斯基愤懑地叫著：“自然使我要像狗一样叫，而环境却逼我像猫一样咪咪叫，像狐狸似的摇尾巴”。此间俄国文学作品开花，果戈里的《巡案》、《死魂灵》，冈查洛夫的《奥布莫洛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揭露黑暗，宣传革命理想。而这一批知识份子却饱受侮辱和折磨、充军与处死。尼古拉的压制，使知识阶级转向思想运动，出现亲斯拉夫派和亲西方派。前者主张维持正教，恢复密尔（农村公社）的自治体，重振民族传统。六十年代虚无主义出现，否认上帝、灵魂及最高价值。他们抛弃一切传统与否定权威，却自我牺牲，为理想付出生命，一八六一年诗人米亥洛夫提出人民需要“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赫尔琴主张“到民间去”，认为人民需要“土地、自由、教育”。车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特有的“密尔”可直接进入自由的社会，但需铲除历史的障碍——沙皇制；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及军中宣传。
民粹派——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农奴制问题是十九世纪中叶整个俄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自由主义者和农奴制拥护者总是想用普鲁士的改良方法来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而顽强地抵抗革命改造的企图。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则主张走彻底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民粹派对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进行了批判，批判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否定“斯拉夫式改革”的主张（即：在农民同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封建宗法关系的基础上走俄国历史发展特殊道路），他们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批判西欧派代表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地主阶级提出的“西欧道路”（即：主张俄国全面欧化，根据西方的精神来进行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政治），他们信仰俄罗斯固有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思想上，虽然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都以理论作为武器，不脱离现实斗争，学生成立“柴伊柯夫斯基小组”，他们扮成工人、办夜校，向人民宣传革命。号召千万青年下乡“到民间去”，向农民推展启蒙运动，号召用暴力推翻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但是，青年下乡“到民间去”，却不懂得如何去做群众工作，却被农民猜忌，把他们抓起来送给军警，大半被充军。他们没有与广大的人民组成统一阵线，是贵族性质的革命运动。一八七六年普列汉诺夫发起“土地与自由党”，示威被捕，有人被彼得堡总督鞭笞，引起Yera Zasulich刺伤总督，却判无罪。一八七九年最後一次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这段期间巴枯宁与拉甫洛夫影响青年的思想。巴枯宁主张无政府主义，教导人民有组织地暴动。拉甫洛夫主张知识阶级受人民的恩惠，因此应当为人民服务，另一位特卡契夫则主张组织革命家的团体，由少数人独裁，方能改造社会。尼查也夫主张革命家注定受难，不能有俗事牵挂；为革命不计手段。在民粹派的阵营里发生了对沙皇政府斗争的策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八七九年六月底在沃龙涅什召开的“土地与自由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以後数月，“土地与自由党”便分为两派，即“民意党”和“黑土党”。以“土地与自由”社和普列汉诺夫为一派，主张温和的启蒙方式，标榜土地，称“黑土分配党”，而以尼察也夫的阴谋派为另一派主张英雄式的革命方式，标榜自由，称“民意派”，民意派党人以身冒险，刺杀官吏，全力暗杀沙皇，七次才成功（一八八一年）。两派形成对立。他们仍然向民众作宣传鼓动，但是他们的思想未能得到人民的接受，民众把他们抓起来交给军警。 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开始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之后俄国的革命运动逐渐走向组织群众的方向，民粹派的势力在革命运动逐渐丧失，部分“民意派”成员走向了以恐怖手段暗杀沙皇和大官的道路，到了一八八四年民粹主义则几乎完全停顿了。
早期的民粹派和後期的民粹派是有区别的。早期的民粹派基本上还是农民革命者，而後期的民粹派是自由主义民粹派。早期的民粹派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里生活和进行活动的，那时的农民还没有达到比较大的程度的分化。他们对自由派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为了发动人民去和沙皇政府作斗争，他们就到“民间”去，“民粹派”这一名称也由此而来。
早期民粹派有积极的方面，同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存在严重错误。民粹派的基本错误观点是：“第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种‘偶然的’现象，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在俄国发展起来，因此无产阶级也不会增长和发展起来。 第二、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所视为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的农民村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第三、对於全部人类历史进程都抱著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律。他们在这方面是些完全落後的人。照他们的意见，历史不是阶级所创造，不是阶级斗争所创造，而只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推’所创造的；群众、‘群氓’、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著这种‘英雄’走的”。 到“民间”去的实践，推翻了民粹派关於村社农民有“共产主义本能”的观念，因为农民并没有跟着民粹派走。
虽然民粹党人进行了反对沙皇制度的英勇斗争，并且曾经是革命者，但是他们否定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策略是极端错误的。民粹主义把“批判地思维的人”同人民对立起来，把人民群众描写成在历史上不能有独立创造性的“惰性”力量，等等。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把无产阶级看做“历史上的不幸”，其实正是无产阶级才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民粹派把农民村社理想化，说它是“社会主义胚胎”，事实上这种农民村社是掩饰富农的横行霸道的一种方便形式，是沙皇政府按连环保原则向农民徵收赋税的一种工具。
列宁在揭露民粹主义的伪社会主义时指出：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抨击是虚妄的、反动的，因为民粹派本身就是站在那种不太发达的并且在各方面都带有农奴制残馀资本主义立场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已经成为富农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大多数放弃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堕落成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与沙皇制度妥协，提出一些反动的“社会改造”计划向沙荒政府献策。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严重地阻碍了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传播。严重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增长。
赫尔岑
一个富有地主与一个德国女子所升的私生子。他的名字的德文意思是“心”。由于亲眼看到农奴生活的困苦，赫尔岑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已充满了对于自由的爱好和对于生活在农奴制度下具有俄罗斯民族优良品质的农民的同情。他曾和友人到莫斯科的山上宣誓：要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八三四年念莫斯科大学的时候，因组织革命团体被捕，一八三五年被当作“对社会极为危险的大胆的自由思想者”流放，一八四二年归莫斯科，发表《自然研究书简》，规定辩证法为革命的代数学；写《谁之过》等小说抨击农奴制的罪恶，此时他和斯拉夫主义者辩争。一八四七年流亡巴黎，他笔下流露出对“巴黎穿短衫的”工人、匠人的同情，他表示希望正在酝酿中的革命回给他们带来胜利。一八四八年发表革命体验及精神幻灭的《法、意书简》（1847—1850），预言西欧文明的破灭，伤心地说：“对文明的最後一句话，就是革命。”一八五三年在伦敦创刊《钟声》、《北极星》，秘密输入国内，呼吁国人打倒专制政体，提倡农村共同体（mir）。一八六二年他提出「到民间去」（N。Narod），认为人民最需要的是“土地、自由、教育”，他为民粹派的思想先驱。
赫尔岑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政论家和文学家，思想家，「俄罗斯的伏尔泰」，贵族式的革命家。赫尔岑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过程中形成的，是国内社会经济制度中所酝酿著的变化的反映。俄国先进的、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思想对赫尔岑的世界观的影响很大。
赫尔岑是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赫尔岑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不调和的敌人。他认为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为消灭农奴制度和为俄国人民摆脱专制制度的压迫和专横而斗争。由於政府的迫害，赫尔岑在一八四七年被迫出国，但是他在国外的一切活动也都献给了为祖国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後，赫尔岑感受到精神上的破产。由於亲眼看到举行起义的巴黎工人遭到失败，赫尔岑大为震惊，他开始诅咒资产阶级；他懂得，不进行新的革命，不消灭现存制度，就没有光明的未来。但是他看不到能够领导斗争的力量，看不到战胜旧制度的途径。赫尔岑不知道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他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始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虽然他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关於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深刻思想，例如，他的关於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阶级等思想。但他不了解，无产阶级是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力量。赫尔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科学基础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的“社会主义”是被一八四八年六月事件完全击毁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的一种。赫尔岑在一八四八年以后的精神破产，是表明“社会主义中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在死亡（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这样一个对世界历史有重要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同上）。後来，赫尔岑成为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度後，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利用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是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密切联系著的。列宁写道：“赫尔岑把解放农民、分给土地，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成‘社会主义’。”（同上，第787页）“地权”思想和“平分土地”的思想表现出为完全推翻地主政权、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但是，按照列宁的定义，这个“社会主义”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成分”，这不过是一种“仁慈的词句”和“善良的幻想”。《来自彼岸》是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幻灭的辛酸果实；他在书中企图打消革命者的浪漫主义，而代之以坚决革命的意志。但是他的书却不能运回俄国。当尼古拉在一八五五年去世以后，他的书就开始走私运进俄国。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後，赫尔岑的怀疑论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超阶级”幻想向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过渡的一种形式。 一八六九年，赫尔岑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断绝关系，“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给、…‘劳工界’的国际”（“列宁文选”两卷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87页）。诚然，在这个时期赫尔岑也表现出他的弱点，他认为应当“同样地向工人和雇主，农夫和小市民宣传”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赫尔岑反对使用暴力，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都懂得：只有用革命的暴力而不是用宣传来对付剥削阶级，才能改变社会制度。青年们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领导，而拒绝赫尔岑的理论。
一八六一年以前，赫尔岑曾表现过动摇，即脱离民主主义而转向自由主义，但是，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列宁指出：“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同上，第790页）赫尔岑的伟大功绩在於：他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赫尔岑在五十、六十年代所发行的“钟声”杂志和“北极星”杂志，教育了俄国的年轻一代以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去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赫尔岑很重视对于在沙皇军队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他曾积极地从事于在军队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并准备在一八六三年春季以前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把农民引向武装起义，这是不可免的。
赫尔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无限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劳动人民，仇恨劳动人民的压迫者。他反对政府“上层”对外国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他反对沙皇制度的民族压迫；他捍卫为反对专制压迫而举行起义的波兰人民的自由。赫尔岑尖锐而无情地抨击西欧资产阶级制度，证明资本主义的死亡是必然的。赫尔岑在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革命的立场。他正确认识到社会冲突的首要意义，认识到民族问题不如阶级斗争重要，因此他与大多数俄国民众不同，不顾在俄国“上流社会”失去信任，而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指出：俄国人民和波兰人民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沙皇政府。
列宁指出：“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段。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这还不是真正的风暴。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
一八四七年，赫尔岑离开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动俄国，正好去迎接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他很快的出结论，在革命的假面具后面隐藏着中产阶级的嘴脸。当法国开始走向反动的时候，他看出，除社会革命以外别无他路。
历史经验证明，任何的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关键的关键就在于革命者是否与群众相结合，没有群众基础的革命运动最终必定是要失败的。起来造反的革命者并不是说他们的心目中没有群众，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群众支持的，从他们的文章中并不难找到论述要与群众结合的内容。但是，光有口头上的联系是不行的，必须要走到群众中间去，同样，只是走到群众中去做口头宣传也还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懂得去做群众的工作，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需求。在群众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要做到能够容忍群众中的某些落后的行为，在“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下必须团结中间力量，以便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领导发动的革命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
（此文根据“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 尤金编” 、“世界史大辞典——杨碧川编” 、“世界五千年——顾汉松编著” 、“近代现代世界名人辞典——商务印书馆”“世界百科全书——光复书局编辑部”“社会学辞典”“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汇编而成，希望历史的经验能提醒革命者引以为鉴。）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