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派、底层历史和群众运动
茨坪（胡大江）
一、重评派的产生
传统史学的历史是纯政治史、纯制度史，即国家间的战争、政权的更替，而在传统史学中的主要历史人物都是达官贵人、皇帝将军，因此传统史学被称之为“英雄历史”，无名无姓的平民百姓在传统史学中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即使传统史学提到某个群众运动，也只是被作为“英雄历史”背景附属资料或用以作为点缀陪衬“英雄历史”的插曲提及。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长期在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派就开始受到了疑，人们认为这样的历史是片面的历史。“从底层”的史学研究是相对于传统史学偏重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的研究而确定的不相同的研究对象，从以往传统史学只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广泛的群体的普通人，研究社会的底层和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因此“从底层”的史学研究就成为了当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和重要特征，标志着史学研究关注方向的转变。
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开创的“全面的历史学”，引导新一代史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心理学等等……加以更多的关注。新一代史学家在研究特定历史问题或历史时期时，寻求更深层的脉络，将历史重新安排在周围总的环境之中，将当时的经济气候、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相互状况，文化的分量都考虑到历史氛围中去，从以往注重历史描述转为注重历史的分析，加强了历史的现实感。因此，以往不被传统史学家重视的群众运动，在新一代史学家那里被当作为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来考量。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可以这么说，不研究普通人的经验和动机就不能理解革命的结局。
六十年代美国新一代重视下层民众历史作用的史学家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史学”的口号，力图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史观。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美国的各种专门史书如雨后春笋，内容涉及劳工史、人口史、美国黑人史、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城市史，乃至性史等。中国七十年代推动的工人写厂史和台湾史学界对原住民的研究都是底层历史。在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学者中，萧喜东的“群众的文革史”有着明显的“底层历史”的痕迹。
受这种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在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各国学者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重评派。重评派就是要对十月革命重新评价，代表人物有英国学者曼彻斯特大学俄国史高级讲师爱德华·阿克顿、美国历史学和政治学家、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国际十月革命史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叶甫根尼耶维奇·拉比诺维奇、主编《布莱克威尔俄国革命词典》的H．舒克曼、美国教授利奥波德·海姆森和雷金纳德·泽尔尼克，E．P．汤普森也被当作重评派。他们制定出四个目标对十月革命进行新的研究探讨：第一个目标是“从底层”研究俄国革命；第二个目标是研究普通男女百姓对政局所起的作用；第三个目标是重新认识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民众骚乱的原动力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即重新认识革命的社会因素；第四个目标是探讨十月革命的后果、党的变质、政权性质的改变。尽管如此，重评派的考察还是没能解决十月革命争论背后的哲学问题。
二、“从底层”的研究
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重评派的第二个目标，即对十月革命中群众运动的重新评价和普通百姓对政局所起的作用。重评派的仔细研究了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程度地参加的情景，注重探讨十月革命的社会性，注重研究作为十月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起的推动性作用，专门研究了各种新成立的群众组织，探讨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愿，探讨这些组织在革命的政治成果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审阅了大量的乡村会议、工厂大门前的会议、士兵委员会的会议和地方苏维埃会议的原始记录，详尽描述那时的工人农民士兵水兵对革命的感受，对十月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得出了许多与传统历史学家不一样的认识。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辨别方向的能力，有自己的理性。这些方面与各政党之间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是群众的情绪和积极性决定了社会进程的范围和深度，决定了革命的形式和性质，认为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对政党起的作用同政党对群众起的作用一样大，人民群众对领袖起的作用同领袖对群众起的作用一样大，他们确定十月革命是真正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结果，并降低以往被高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作用和列宁“天才”的评价，揭示出群众对党的信任是有限的并很快就会消失的。他们的这些研究从更深的层次帮助人们重新去认识十月革命的现实意义是有帮助的。
农民
重评派认为，十月革命时期农村的叛乱并不是由外面的煽动造成的，也不是由外面提供造反思想的，当时的俄国农村本身内部就存在着强烈的战斗精神的源泉。党的活动家、从军队回来的士兵、工人的榜样，对于农民的战斗精神的鼓舞都是次要的，农民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也不是愚昧无知的。农民的要求都是具体的，而来自上面的指示反而常常是虚假的。不但是上层对农民群众存在着经济的强制力，农民也对上层施加经济的强制力。农民的干预行动的直接目标是谷物、木材、设备、土地本身。农民的目标并不是任意选择，而是根据当地的需要和季节因素来决定的。在重评派看来，农民并不是无批判精神的、短视的，农民的骚乱并不象以往所描述的无理性，农民诉诸的暴力并不是什么“无意识的破坏大悲剧”，即使包括那些对地主及其家庭的人身攻击，对地主庄园的烧毁行动等，都不是愚昧无知的盲动行为，而这些行为完全是农民为了表达要求改变传统土地所有制模式和乡村权威统治的决心，并要求这样的制度和权威永远也不再重现。
除了对土地的要求以外，重评派学者还注意到农民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有同样强烈的要求。从1905年到1907年之间的档案资料中保存的大批“农村请愿书”显示，当时农民还向上层要求公正有效的法庭，取消专横独断的地方当局，要求自己选出地方官吏，要求免费教育。通过农民的这些运动，通过农民对新闻、报纸、信息、知识的渴望，可以观察到农民在进行自我教育理解，以新的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环境的改变。
土地问题从二月革命后就没有能够解决，各政党开了无数的会议和做出无数的呼吁，但是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根本问题，农村的无秩序状态和农民自发的暴动不断增长。问题的关键是地主大地产始终受到政府的保护，农民要求改变土地状态的要求没有得到落实。十月革命立即通过的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当然受到人民的欢迎，这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获得农民的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列宁当时只不过写了一篇短文，作为由242份“农民委托书 ”为核心制定的法令的前言。没有农民的参加，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士兵
重评派认为，十月革命前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士兵们的反判精神是他们自己的经验的产物，并不是来自外来的宣传鼓动，而是来自各前线军队中士兵普遍厌战的情绪，他们要求早日结束战争的和平愿望占压倒性地位。士兵们都来自农村，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他们与农民有着共同期待迅速和彻底的土地改革，除此之外，士兵还要求明确地改变与军官的关系，停止受到军官不人道的压迫。许多士兵自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自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彼得堡苏维埃通过的第一号命令就是由士兵们起草的，命令要求清洗不受欢迎的军官、对士兵要有人道的待遇和礼貌的称呼、要选举代表士兵的委员会。十月革命即使布尔什维克不使士兵的要求合法化，士兵也会寻找其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因为这种冲动是具体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结束战争、立即缔结和约的要求，在整个的1917年所有时间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关于前线士兵的状况，重评派学者注意到，士兵们也并不是完全不抵抗德国军队的进攻，各前线情况也不一样，直到十月革命才出现士兵全面的逃亡。布尔什维克当即立断的做法，为士兵们支持，为人民支持，解决了继续战争将会把国家推向危机的矛盾症结。
工人
重评派学者的考察发现，俄国工人并不是一批统一的，彼此之间不存在明确界限的群众，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在技术水平、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地区民族都存在差别。最激进的是最攻于心计的工人，而不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那些收入高、技术好、文化高、城市化的工人是革命“骨干”群体。而技术差、没技术、收入低、文化水平低、大多数的妇女、青年、新近从乡下流入城市的群体对革命的反应较慢。1917年一开始，最激进的“骨干”工人政治上最活跃，是他们提出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民兵的倡议，他们最积极参加工会和地方苏维埃，他们对财政经济问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得最清楚，他们最早迫切要求用一个以苏维埃维为基础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他们与后一种反应较慢的工人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相互接近，逐渐形成一条阶级意识纽带，共同反对雇主“资产阶级”，将社会特权利益集团当作为敌人看待。他们要求取消沙皇工厂的专制结构，要求停止对工人人身尊严的直接侮辱，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工人的干预行动也是独立自主的、非常有耐心的、有理性的。
三、群众运动的政治目的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俄国的经济危机加剧，食品供应减缩，与德国的军事冲突还在继续，工人罢工行动已经不能导致持久的生活改善，农村的无政府状态更有利于地主继续霸占大地产，群众只有采取激进的政治行动才能遏止工厂生产下降、停止战争以及土地改革。沙皇的倒台，沙皇在工厂、农村、军队的传统权威同时也被摧毁，这给予工人、农民、士兵去实现自己的渴望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前提条件，没有人再去强迫他们服从某个人，他们是自愿地参予社会行动，并且开始对那些以往在名义上负责管理他们的那些人施加压力，并且还可以去挫败他们，直至消灭他们，包括沙皇在工厂的经理、地主、军官、官吏和政治家。重评派学者从事实情况来看，发现群众的行动和他们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野蛮，也不轻率，他们的行动是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合乎理性的反应。群众的敢于行动、组织活动和促使他们改变他们原有的政治忠诚立场的推动力，都是来自群众对自己的目标自主的合理的追求。
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政治力量同时在向群众呼吁，对群众指示，提出各种纲领，群众当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然而群众自己提出的那些要求是群众是否接受这些呼吁、指示、纲领、言论的前提。群众的行动并不需要考虑上面对他们的奉承和讨好，他们依据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的行动由自己的抱负所支配。群众有自己的理性，有自己辨别方向的能力，有自己的独立性。群众关心的是眼前所面临的问题有待立即解决。激发群众参加革命的不是抽象的理想，而首先是他们经济上的需要。
群众之所以要直接干预社会起来行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在政治上进行干预，他们就不能达到他们最起码的最重要的那些目标，因为乡村、城市、首都的临时政府不能解决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要在所有这些地方用一个愿意关心他们的要求的政权机构代替临时政府。这就是说，群众要求改变上层政府机构是与他们的要求得不到实现有关，群众对传统权威发起挑战是被迫的，而并不是受政党的挑拨。群众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就必然会对政治斗争产生直接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直至发动夺取政权的行动。
地区的群众运动总是有局限性的，群众的要求开始也是在地区范围之内考虑的。但是地区范围不能解决国家间战争的结束，不能使士兵回家，不能遏止经济衰退，不能使原料重新进入工厂，不能让工业品重新流向农村，不能保证谷物缺乏的地区和挨饿的城市得到食品供应。一但群众的要求在地区范围内得不到解决，群众间就必然会出现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组织形式就要求依靠更高一级的、更大规模的组织来协调谈判，各地区群众就需要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人民需要新的合法的拥有广泛权力的人民机构完成他们的要求，临时性的代表人物就会被要求出面，并由这些人物组成某种性质的新机构，而领导这个机构的人物自然也就成为运动的领袖，高一级的人民机构就会出现。虽然团体政党常在这样的场合充当角色，但群众对上面下达的指示的反应肯定是由条件的，而表现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官僚程度相对来说最小，普通选民对它的监督也最密切。
在现有的政治机构官方政府组织不愿意完成群众提出的要求的任务的时候，群众就需要有一个相当于原政府机构同等级的新的代表群众的组织机构出来与原有的政府组织进行谈判，同时政府要协调与已经起来反抗的群众运动，也要通过这样的机构进行，人民政权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从人民的话语霸权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直接要求，再到人民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就有了过度的可能。新政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突发的过程，新的组织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要想在一夜之间完成革命和夺取政权是典型的贵族革命。十月革命从地方直到全国性的夺取政权的行动，并不是脱离群众的自发行动，而是与群众对自己的经济目标和社会要求有着直接关系的行动。人民成功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真正体现了人民的首创精神，真正体现了人民的英雄本质。事实证明了十月革命是真正的人民革命。
列宁曾经警告：饥饿的人们会“破坏一切，粉碎一切。” 底层历史的史学倾向对当今现实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当今那些受到政治和权力危机威胁下的政党，在检验其所采取的政策和路线是否有效时，都必须检验这些政策和路线是否能够及时依照群众的要求作出新的调整，因为统治者阶层越来越明白，底层群众掌握着真正的社会霸权。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就指出：“我们现在实现的不是党的政策，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们现在通过的是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法令和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史学界的“底层历史”倾向，对于中国目前普遍推崇的精英政治、意识形态，包括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以及中国史学界还在推崇的英雄历史来说，不能说是一个强大的冲击。
参考书目：《“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编 中央编译出版局1997.10
2002年5月